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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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盂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盂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睦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性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
二 史学
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师弟相传，别成一种所谓经学，但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司马谈非常博学，精通天文学、《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比起当时的一般儒生来，他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十岁以前曾学过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闻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父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匮（宫中藏书处）里所藏旧史和群书，因此，他是西汉一代稀有的大博学家。司马迁继承司马谈家学，又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学，但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据王国维说），遭受汉武帝残暴的刑罚（宫刑）。这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司马迁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著《史记》，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他著《史记》不是为了好事，所以态度极认真。他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与经传比高下，所以竭尽他的才力与知识，一心为完成《史记》而述作。
司马迁具备着上述诸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西汉时已缺十篇），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凡当时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综合在《史记》里面。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表仿周史官旧谱的体制，创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事最为省便。书仿《尚书·禹贡篇》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历数学、地理学、经济学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自此以后，史家相继述作，二千年来有关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马迁创始的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本纪中《秦本纪》也是侯国史），大大丰富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列传中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境内诸少数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叙述的方面甚为广泛。司马迁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所以还能看到社会上各种活动的人物，为名医、侠客、大商贾、优伶、刺客、占卜人立传。他为酷吏立传，说豪强兼并，什么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顾一切，用严刑削平他们。酷吏、游侠、货殖等列传，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司马迁对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当然，司马迁贯穿在全部《史记》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这就是说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鲁国史，《史记》扩大为全中国史，《春秋》以鲁君为主，《史记》以历代天子为主（《秦本纪》例外）。《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年，《史记》十二本纪上通到黄帝尧舜二千余年。《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历三代以至秦汉，一脉相传，这是有极大意义的，它表示国家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有百国春秋，《周春秋》与《鲁春秋》没有尊卑的区别（例如《国语》中《周语》与诸侯国语并列）。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史记》称天子为本纪，称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的纪年，称诸侯在位年为本国内的纪年，这样，全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精神上统一起来了，虽然战国以前，实际的中国是分裂割据的。天子成为全国的中心，天子所属的朝代，自然被认为正统的朝代。在封建时代里，正统朝代与非正统朝代的区别，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里包含天子的族类问题，政治的仁暴问题，疆域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其中族类问题尤为特出。汉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广大人民推翻了，但继起的如果是非汉族的朝代，那个被推翻了的汉族朝代，就会被用来作号召广大人民起义的旗帜，一直到推翻非汉族的朝代才停止。反之，非汉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后，绝对不可能用来作号召民众的旗帜。这个自西晋至清朝毫无例外的历史事实，与广大人民承认正统朝代反对僭伪偏闰朝代的传统思想有密切联系。这个传统思想发源于孔子《春秋》，形成于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正是这个传统思想的正确反映。由于这个正确反映，传统的历史正统观更加巩固，成为封建时代进行民族斗争的一个重大力量。
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东汉初班固《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叙事详密，可是缺少司马迁那样比较自由的思想。此后各朝纪传体史称为正史，虽然都不及《史记》和《汉书》，但在各体史书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散完成的《七略》。
汉高帝灭秦，萧何收秦朝廷所藏图书。后来项羽烧秦宫室，图书因得萧何收藏，可能未受损失。汉武帝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使陈农到各郡国搜集遗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汉成帝令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算（占卜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书）。每校完一书，刘向做成本书提要，连同定本送给汉成帝。刘向校书的程序是先用几个本子校对，校正后写在竹简上，叫做杀青书（竹简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经过校正，最后写在素帛上，成为定本。刘向校书二十余年，死后，汉哀帝令刘歆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刘歆继承父业，做成了《七略》（刘向所作书名为《别录》）。《七略》是（一）《辑略》——诸书总论和分论；（二）《六艺略》——儒家经传包括小学（文字学）共九种；（三）《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四）《诗赋略》——赋四种，诗一种；（五）《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天象气候兼迷信）、技巧四种；（六）《数术略》——天文、历谱（包括算术）、五行、蓄龟（卜筮）、杂占（主要是占梦）、形法（看舆地形势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种；（七）《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三 历数学
观象授时向来是最重要的国政。孔子述尧舜禹禅位时的诰语：“天之历数在尔躬”，意思是现在该你掌管历法了。不管尧舜是否真说了这句话，历法（虽然很幼稚）在农业上也就是在国政上的重大意义，上古人确实非常重视。天象学历数学因农业生产上的急需，不断在进步。传习这一专门学问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称为天官。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