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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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卜、哈密、坤闾等历史上早已出现的城镇，在元初的战乱中仍有所发展，可惜在元末察合台后王内部的斗争中，有些城市变成了废墟。准噶尔盆地西北部，西辽曾新建了一座叶密立城，窝阔台时这城又得到了发展。
封建剥削和人民生活 近百年来，在新疆各地曾出现不少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许多文件表明，土地的买卖和租佃已经是普遍现象，根据人们占有土地的多少和有无，可以清楚地划分出地主、自耕农、佃农等阶级。在佃农向地主租地的契约中，有些载明是用自己的耕畜、农具和种子耕种，而另一些佃农则连生产工具和种子都没有，载明一切耗费都要求地主负担。后一种人自然会陷于对地主完全依附的地位。
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是很苛酷的。由于天山南北雨量稀少，只有星罗棋布的绿洲可以经营农业，主要是依靠人工兴建的灌溉系统维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只有通过官府的组织才能建成，因此，统治者可以把水利控制在自己手中，作为加重剥削农民的一个重要手段。水利权原由亦都护掌握，归附蒙古后，元朝皇帝直接派人掌管水务。
成吉思汗征服各地，随即检括户口造册，并指定麻速忽等人驻别失八里专管征税。蒙古在西域诸国，“以丁为户”，即按丁征税。出土文书中，有一种“担保”账目全部入册的文据，看来土地和其它财产也要登记入册并按册纳税。一二七九年，元朝曾颁布了“畏吾界内计亩输税”的规定。在元朝统治下，畏兀儿人除了向亦都护纳税外，还增加了向大汗和诸王纳税的负担。在一份契约中，立约人声称，如果有谁违约，“就让他自己缴给皇帝陛下一锭金子，各缴给皇帝诸兄弟、诸皇子一锭银子，缴给亦都护一锭银子。”（吉洪诺夫：《畏兀儿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这段契文不仅反映了畏兀儿人民同时遭受蒙古皇帝、诸王和亦都护剥削的事实，而且可以推知，他们大体遵循这一比例缴纳三重赋税。
畏兀儿人民用实物和货币缴纳赋税，主要是实物税，尤以葡萄和酒为常见。他们还要服各种劳役，如为驿站出马匹和人伕，被调发作各种苦役等。
寺院常占有大片土地和葡萄园，形成另一个僧侣大地主阶层，享有免征赋税的特权。畏兀儿封建主（别乞）拥有对农民超经济强制的权力，他们常强使村社选派会种葡萄的人到他们的葡萄园中服劳役。
在多种封建盘剥之下，畏兀儿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西北战乱不断，人民生活更无保障，农民只好出卖田地、家产和妻女。在现存的畏兀文契约中，大量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丧失土地，沦为赤贫的情景，甚至有许多人丧失了人身自由，沦为奴隶。奴隶不仅使用在葡萄园和土地上，而且也使用在手工业上。
三、文化状况
回鹘在漠北时，本来已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是鄂尔浑河碑铭上所见的古突厥文。西迁以后，这种文字逐渐废弃，而用粟特字母创制了另一种文字代替，这就是习称的古畏兀儿字，它的使用地区远达葱岭以西，对畏兀儿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十一世纪以后，喀什噶尔等地人民已改奉伊斯兰教，这里的畏兀儿人使用的文字也已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当时喀什噶尔等地正处于黑韩（哈刺汗）王朝统治之下，文化相当繁荣，产生了用这种文字写的儿部名著。十一世纪初，出生于八刺沙衷的玉速夫·哈昔·哈吉夫在喀什噶尔写成《福乐智慧》一书。这是一部描写古代伊朗叙事诗中英雄爱菲刺思阿德和鲁石台木两人的长篇叙事诗。马合木·喀什噶里（意为喀什噶尔人马合木）编成世界上第一部《突厥语词汇》，是一部参照当时阿拉伯语辞书的体例，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的词书。由于作者曾亲身考察了畏兀儿、乌古思、土库曼、乞儿吉思及其他突厥人地区，不仅辨明了突厥各部的分布情况和语言上的差异，为突厥语整理出一个体系，而且还提供了新疆和中亚各族人民的民间文学、历史、地理、民俗等广泛的知识。喀什噶尔还有一位历史学家侯赛因·阿勒马赤，曾写过一部《喀什噶尔史》，可惜此书久已失传，现在只能在阿拉伯文著作中看到被引用的片断。
畏兀儿人原来信仰摩尼教，西迁以后，又接受了当地早已盛行的佛教。西辽也信仰佛教，黑韩王朝统治地区则传入了伊斯兰教。此外，还有景教、袄教在畏兀儿人民中传播。元末，察合台后王改信伊斯兰教，其他宗教被排挤，伊斯兰教逐渐占居统治地位。
由于宗教的盛行，寺庙建筑和各种宗教艺术也相应得到发展。佛教寺院中，木雕、泥塑或铜铸的佛像中有不少艺术珍品。在佛教、摩尼教和景教的庙字内，往往在整面墙上涂上石膏，创制出许多宗教题材的动人壁画。壁画中的汉人、突厥人、印度人及欧洲人等人物画，面部的种族特征非常清楚，各有个性。这种壁画反映出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吸收了各民族的艺术精华。
对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 畏兀儿人民很早就行使本民族的文字，为契丹、蒙古民族创制文字提供了依据。畏兀儿人中有不少精通本族文字并兼通多种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士，被其他民族统治者礼为师傅或主管文书、簿记。哈刺亦哈赤北鲁，曾被西辽聘为王子师。塔塔统阿被乃蛮太阳可汗尊为师傅，掌金印及钱谷。蒙古灭乃蛮，塔塔统阿被俘，成吉思汗让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写蒙古语。哈刺亦哈赤北鲁降蒙古后，成吉思汗也令诸皇子受学。此外，还有岳璘帖木尔训导皇弟斡赤斤诸王子，他的家族成员一直担任斡赤斤一系王府的必阇赤（主文史者）、王傅等职。盂速思和布鲁海牙等人为拖雷所用，专管其分邑岁赋和军民匠户。昔班曾充当窝阔台诸王子的师傅，海都的父亲合失是他的学生。
畏兀儿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而蒙古文又是畏兀儿人阴畏兀儿字母所创造，所以畏兀儿人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掌握蒙古的文字。蒙古建国之初，统治者需要学习文字和记录军事、政治、财政和司法的人员，因而畏兀儿人文士多受到元朝的重用。畏兀儿文士还多学习汉文；佛教徒则兼通梵文、藏文，为元朝官廷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和佛经。安藏扎鲁答思曾将《尚书》《贞观政要》、《申鉴》、《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书译成蒙文。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邻帖木儿翻译了《大学衍义》和《资治通鉴》的一部分，又将蒙文典章译成汉文，为编纂《经世大典》提供了资料。迦鲁纳答思用畏兀字蒙文将梵、藏文经典译出刻印。哈密人必兰纳识里将梵、藏，汉文佛经六种译成蒙文。由于畏兀儿人中兼通各种语言文字的人才辈出，海外各国来朝贡时，接待使臣和翻译表文的职务大多由畏兀儿人充当。掌管“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的蒙古翰林院，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等要职的主要是畏兀儿人。十四世纪初，畏兀儿国师搠思吉斡节儿，著有论述蒙古文语法的《心箍》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蒙古语法著作，在奠定蒙文的正字法和正音法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元朝畏兀儿人中还出现了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忽都鲁都儿迷失和阿邻帖木儿曾主管编写蒙古官廷的实录《脱卜赤颜》。《辽史》的纂修官廉惠山海牙、提调官楔哲笃，《金史》的纂修官沙刺班都是畏兀儿人。谦惠山海牙还参加了编写《显宗实录》和《英宗实录》。廉惇和贯云石是畏兀儿人中用汉文写作的著名诗文作者，有文集留传于世。贯云石尤其精干词曲。浙江海盐人的歌调“海盐腔”，就是由他传授发展起来的。
哈刺鲁人在元代也有著名的学者。迺贤，祖先从巴什喀尔湖以东迁居浙江宁波，改汉姓为马，字易之，有诗集《金台集》行世。他又著《河朔访古记》，记录了他从浙江出游淮河、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吊古山川、城郭、邱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及近代金宋战争疆场更变者”。此书现在只残存若干条，其中关于山川古迹的记载，大多是其它地志缺略的，特别是关于金石遗文记述最详。又有侨居河南开州的哈刺鲁人伯颜，汉名师圣，字宗道，曾参加修《金史》，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述，可惜都毁于战火之中。侨居南阳的虎都铁木禄，好读书，喜欢同汉族学士大夫交游，自号“汉卿”。
畏兀儿学者也钻研汉族传统的科学技术，并有著作留传。地方官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一书，将各种农事按一年十二月令编排，“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都有简明介绍。建昌路总管萨德弥实根据汉族传统的治疗方式，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一书。
四、畏汉各族人民生产经验的交流
十二世纪初，华北地区还没有棉花。元朝时棉花普遍传人中原各地，其中最先传到陕甘地区的北路棉应当是畏兀儿人传授的功劳。
明初叶子奇说：葡萄酒和烧酒自元朝始。烧酒又名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是用蒸溜法制作的浓烈酒。培植葡萄、酿葡萄酒本来是畏兀儿等西北各族的长技，虽然葡萄和葡萄酒中原早已有之，但由于察合台系宗王兼有西北和太原两处分地，他们从西北往山西移植葡萄，传播酿酒技术，并定出为他们服役的“葡萄户”，使太原、平阳成为葡萄干、葡萄酒和烧酒的著名产地。
辽朝从回鹘传入西瓜，为汉人地区所未有。叶子奇说：“元世祖征西域，中国始有种。”大概是元朝建国以后西瓜才逐渐在中原和南方传播。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有西北各族人民被签发为军兵或作为俘虏来到内地。笃哇等攻破哈刺火州等地以后，畏兀儿亦都护内徙，寄留永昌，同时有大批畏兀儿人户被迫迁徙到甘肃、陕西各地。他们同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直接参与各地的开发。一二八○年，元朝令居住在河西的畏兀儿人户就地屯田。南阳和襄阳也是畏儿儿人集中的地区。一三○一年，元朝曾拔出南阳府屯田地给畏兀儿户耕种。泰定帝时，亦都护帖木儿补化由甘肃改镇襄阳，此后这一带畏兀儿军队和百姓更为集中。元世祖时，哈刺鲁军万户府也驻扎在襄阳。一二九二年，元朝拨给住在襄阳的苦叉和哈刺鲁人六百余户以农具和种子，让他们耕田生活。一二九七年，官府又发给襄阳的哈刺鲁军种子、耕牛和农具往南阳屯田。元世祖时，畏兀儿军队曾成批地被派驻云南。仁宗时，云南行省又调汉军和畏兀儿军五千人驻乌蒙守戍，就地建立军屯，开发了彝族地区。
畏兀儿手工业者在战乱中也大量移居内地。前面提到的官局，有由别失八里人组成的设置在大都的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和另一个别失八里局，有由和田人组成的忽炭八里局，都集中了一批手艺精巧的工匠。一二八八年，元朝曾下今散居陕、甘的一千多户和田和喀什噶尔的工匠屯田，可见西北各族散居内地的手工业者当不在少数，他们把特有的技艺传到中原。
汉族劳动人民因为被俘或充军大批迁往西北，对西北各地的开发也作出了贡献。十三世纪中，准噶尔盆地边缘已有许多汉民从事种植大小麦和黍谷等。阿力麻里城有当地人和汉民杂居。南面的赤木儿城，居民中有许多太原和平阳人。
畏兀儿人以瓶取水，提水量有限。汉人传授中原汲器，提水灌溉方便得多。畏兀儿人民称赞“桃花石（指汉人）诸事皆巧”，可能在其它方面也传介了中原的先进的生产经验。元世祖时曾调遣汉族军队在哈密、别失八里、和田等地屯田，还在别失八里设立冶场，鼓铸农器，这对推广中原的农具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藏 族
一、元朝对吐蕃的统治
忽必烈即位前，就已经同吐蕃的上层建立了联系。一二五三年（蒙哥汗三年），忽必烈在进军大理途中，曾驻军于六盘山，听说凉州阔端后王蒙哥都处有吐蕃高僧萨迦班底达，于是遣使往请。当时萨迦班底达已死，他的侄儿八思巴经蒙哥都推荐应召到忽必烈处，很得宠信（《红册》、《佛祖历代通载》）。一二五八年，佛、道两教发生争执，蒙哥令僧道到忽必烈处辩论。年轻的八思巴辩胜了道士，更博得蒙古皇室的尊重。
一二六○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即帝位，任八思巴为“国师”。一二七○年（至元七年），又升号“帝师”“大宝法王”。帝师统领诸国释教，是佛教的最高领袖，同时还管理吐蕃军民等世俗事务，是藏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八思巴和以后的历代帝师都由元朝皇帝任命，以元朝命官的身分，管理吐蕃政事。吐蕃由此统属于帝师和以款氏家族为核心的萨迦集团。这在藏族历史上是一桩重大的事件。在日喀则的德庆颇章（汉语意为极乐宫），今天还保存着一组八思巴朝觐忽必烈的壁画，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历史场面。
元朝任八思巴为帝师后，又先后设置了管辖藏族地区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一二八○年，设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善军民等事。一二八三年，又另设总制院，掌浮图氏之教（佛教），兼治吐蕾之事，由具有“国师”称号的喇嘛主持，这实际上是协助帝师管辖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政教事务的中央政事机构。一二八八年又更名宣政院。宣政院的职责是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但它的地位却提高到同枢密院、御史台并列，都是秩从一品的高级官署，可以不通过中书省自行任命官吏。宣政院使往往由首相兼任；位居第二的院使由帝师推举的僧人担任。如吐蕃有大事，还可临时设分院就地处理。
《元史·百官志》记载宣政院管辖三个略低于行省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一个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西北的藏族地区，治所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县）；其次是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西南的藏族地区；第三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