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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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全美做巡回推广时，有很多人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告诉我，很多公司，如耐克、阿迪达斯、拉夫·劳伦、沃尔玛及盖普，都通过奴隶一般的劳工获得了滚滚利润。一对勇敢无畏的夫妇，根据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个人遭遇，讲述了一个让我们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的故事。
2005年，电影制作人吉姆·基迪（Jim Keady）和莱斯利·克罗茨乌（Leslie Kretzu）与我联系，他们请求对我进行现场采访、拍摄。跟他们进行电话交谈。在经过电子邮件交流之后，我最终认为，他们是站在经济杀手的对立面的，代表倡导进步的新一代活动家。
“除了现场采访之外，我们也想让你了解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的事。”我们最后一起碰头的时候，莱斯利告诉我，并简明扼要地给我做了解释。2000年他们曾和印度尼西亚耐克工厂的工人一起生活过，“一起在同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靠同样的工资生活—或者至少是准备就靠这点工资生活”。
我问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说来话长。”莱斯利说，“以前我加入过耶稣志愿服务队。那时，我被告知，如果加入该服务队，我的人生将为此改变。我亲眼目睹了那些我不敢想象的情形：贫穷和痛苦。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生活被毁了，我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久，我加入特里莎修女（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是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为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她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志愿者团队，在印度协助她，帮助她所认为的那些‘最贫穷的人’。一旦你曾经和那些最贫穷的人一起生活过，你将再也不是从前的你，你再也无法习惯以前的种种生活方式，你将永远无法忘记。你得为此而做点什么。”
我看着吉姆。
“我的心被绑架了。”他笑着说，“听起来很好笑，但这么说我绝对是认真的。当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想以后我会去华尔街工作，赚得百万财富，在36岁前退休。1993年，我做了一次环球旅行，那时候我21岁。我第一次踏上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缅甸、尼泊尔等。我看见了真正的贫困生活。这之前，我在天主教学校接受了12年教育，还在圣约瑟夫大学接受了教育。在这次旅行中，书本的东西全部同现实结合起来了。现在我理解了耶稣是为什么目标而战。从此，我也开始秉承耶稣的理想，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当然，不仅仅只有耶稣如此，其他任何受人景仰膜拜的精神领袖都终身为此奋斗。事实上，世界上主要宗教在其最根本的理念中，都倡导社会的公正性。”
我请他们将故事扼要写出来。
那还是1998年，我们已经开始追踪报道耐克公司滥用劳工的问题。当时，吉姆在纽约市圣约瑟夫大学担任足球助理教练。他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神学硕士学位，并最终决定以天主教社会课程为基础写一篇论文，探讨耐克公司滥用劳工的问题。在开始展开研究的时候，圣约瑟夫大学的体育系正着手和耐克公司进行代言宣传谈判。如果谈判成功，该校所有教练和运动员都将穿上耐克产品进行推广活动。作为回报，耐克公司将为此支付300万~500万美元报酬。开始的时候，吉姆私下表达了不愿参加的意思，后来，他又公开表态：考虑到耐克涉嫌滥用血汗工厂的劳工，出于良心，他不想为耐克公司到处代言，进行推广活动。而圣约瑟夫大学竟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穿上耐克产品，对本交易三缄其口；要么辞职。1998年6月，他被迫辞职。
吉姆想对自己所持的立场进行论证，确保观点的准确性，因此他请求耐克给他一次机会，允许他在耐克公司所属的工厂工作一个月，实地了解工厂的工作条件。耐克写信告诉他：他不懂东南亚各国语言；一个月的时间太短；而且，他这样做，将抢走一个工人的饭碗。吉姆回信告诉他们：如果一个月太短，他愿意去那里待半年，甚至一年—只要能大致弄清楚工厂的工作条件，并能确定那些工厂到底是不是血汗工厂，他不在乎将在那边工作多长时间。他还指出：他能说西班牙语，因此耐克也可以把他安排到设在中美洲的工厂；至于将被他挤掉工作机会的那个工人，他已经在奥尔良（耐克公司总部所在地）找到了一家非营利机构，他们同意资助这个工人—给机票让他或她飞到美国，为之安排伙食及住宿，同时发放薪水—也就是在吉姆接替那个工人工作的整个期间，让他或她在美国休假。耐克回信表示，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
因为吉姆无法进入耐克工厂工作，所以我们决定开始做一件事，也是我们认为唯一能做到的事：和那些村落的工人一起生活，严格限制我们的开支，不能超过那些工人得到的工资。于是，2002年，我们去了印度尼西亚，来到雅加达城外的坦格朗，与在耐克工厂工作的那些当地工人住在一起，按照他们的工资水平生活—每天开销1。25美元。
一个月之内，莱斯利瘦了15磅，吉姆则瘦了25磅。和那些工人一样，我们住在狭小的水泥隔间中，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空调—试着想想，这可是在跟蒸笼没什么两样的热带城市啊！里面是盖着纸的水泥地板，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席子，席子上面常年都布满了垃圾焚烧、工厂污染及废气排放带来的灰尘和砂粒，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厕所排泄物全部流入街道两旁的排水沟。村庄里滋生了大量的蟑螂和老鼠，蟑螂的个头足有拳头那么大，老鼠的体型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
有人对我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地方，每天只要有1。25美元，你就能过上非常奢侈的生活。”这种论调之冷漠，之荒谬，让人震惊。持这种论调的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到过印度尼西亚。1。25美元，我们只能勉强买到两顿根本算不上充裕的米饭和蔬菜，外加几根香蕉。如果还想买肥皂和牙膏，就必须吃得更少，把钱节省下来。有一天，吉姆不小心把我们做饭用的小火炉中的煤油给打翻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把洗衣用的肥皂拿出来，把打翻的煤油清洗干净。那简直是一场灾难—首先是经济上的灾难，其次在精神上也给我们以重创。
想想这样的情景。你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工人，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从星期一一直干到星期六，有时星期天还要加班。当然，这不包括上下班在路上或工作前做必要准备的时间。你没有钱买礼物庆祝朋友的生日，没钱买收音机，就更不用想买电视了。两年多以来，你从来没为自己买套新的衣服。完成工作下班后，你还要花上30~45分钟时间洗衣服，用手自己洗。当然，你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件。下班后，不管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显然都已经很脏。如果你是女的，在上班时，即使在你例假来临的特殊时期，每天仍然只准许上两次卫生间，因此，你不得不在腰上系一条丝巾，或者穿上一件长长的衬衣，只有这样，才能遮盖例假来临时沾在裤子上的血迹。
你已经疲惫不堪，感到自己完全散架了。然而，你不敢起来抗议，因为你害怕丢掉工作。你为之工作的那些跨国企业，它们正在告诉整个世界：它们已严肃对待滥用劳工问题，已为此做出改变，消费者们大可放心。于是，消费者对此十分满意。
很不幸，生活在恶劣条件中、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并不仅仅限于耐克工厂的工人。我们与为其他公司工作的工人谈过，这类公司还包括：阿迪达斯、锐步、盖普、老海军、汤美希菲格、Polo/拉夫·劳伦、乐途、斐乐及李维斯。这些工人也拿着同样微薄的收入，住在同样贫民窟一般的地方，而且他们同样也在请求购买他们这些劳力的公司：提高工资，给他们自由，允许他们组织独立的工会。
耐克工人过的是一种屈辱的、不健康的生活，这种情形，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富裕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外国人过得很舒坦，与那些工人的情形完全相反。当我还是一名经济杀手时，雅加达有那么一个地方，那是像我这种经济杀手一样的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洲际酒店。如今，可供选择的酒店范围更大，包括：四季酒店、万豪酒店、君悦酒店、皇冠酒店、喜来登酒店、悦华酒店、艾美酒店、千禧酒店、丽兹酒店等。这些酒店是美国公司高管的第二个家，他们在这里用好酒美食来款待下属和客户。从他们下榻的、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客房中向外看去，能眺望塔格朗及其他“城郊”区域的—那些城市工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可能会否认所犯的过错，指出他们的工厂并不是那样，但是他们内心一定充满负罪感，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们的确要为此负责。
“耐克公司总是残酷无情地剥夺那些工厂。”吉姆说，“耐克的员工了解成本，知道每种鞋带和鞋底的成本—甚至可以精确到每分每厘。他们不停地向工厂施压，压低价格，迫使这些工厂企业主将成本控制到最低限度。最后，工厂企业主被迫接受最小的利润率。
“当然，工厂企业主比那些工人过得好多了。”莱斯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同样也遭到剥削。耐克是真正的老板，耐克掌控一切，它将利润的最大部分装进腰包。”
“我们专盯耐克公司，”吉姆解释说，“因为耐克公司是业界领导者—它拥有的市场份额比所有其他竞争对手的要大得多。耐克设定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能迫使耐克公司做得更好，其他公司也会跟进。”
每次，在那些公司高管走出他们入住的豪华酒店时，他们将体验到印度尼西亚“进步”局面的另一面。人力三轮车消失了。1994年，那种用各种颜色花哨的图案装饰的三轮车，在雅加达的各主要街道被全面禁止。苏哈托总统宣称，这些人力三轮车代表了落后国家的形象。很不幸，他的这一纸决定，让数以万计的三轮车夫沦为“可观”的失业大军。从此以后，“围攻”游客的使命落到了当地人称之为Bajaj的机动三轮摩托“出租车”身上。这种由Vespa公司针对印度市场设计的车型，即Bajaj三轮摩托车，由橙色的金属架围在一起构成车身，据苏哈托所说，象征现代化。这种摩托车噪声很大，排放有害气体，散发热量，驾驶起来极其危险。与人力三轮车不同，这种三轮摩托车一个模样，色彩千篇一律。因此雅加达人力三轮车上鲜艳、明亮的图案艺术从此作古。据估计，这种在雅加达横冲直撞的摩托车达两万辆之多，往往将首都堵塞得水泄不通。以前靠人力三轮车谋生的大多数车夫，没有接受过任何必要培训就开始驾驶机动摩托车；还有很多失业车夫也沦为血汗工厂的工人。
美国历任政府，一个接一个，都一如既往地支持苏哈托独裁统治。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却遭到了来自非政府机构的严厉讨伐。民间观察监督组织谴责印度尼西亚政府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地方法律，践踏人权，为了满足跨国企业要求和总统身边亲信的私欲，不惜牺牲民主原则。《纽约时报》撰文报道说：“针对全球最腐败国家展开的全球调研显示，印度尼西亚政府长期高居榜首。”
“我简直不敢相信，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糕。”中情局前特工尼尔告诉我。出席了我的签名售书活动后，他待了好长时间，之后，他请我去喝了一杯。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深夜。几个月后，我去旧金山看望我的亲戚，我们又会面了。他加入了中情局。“我被派驻印度尼西亚时，雄心壮志，满腔抱负。那是1981年。我相信，我们必须不惜代价，防止印度尼西亚落入共产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然而美国于1989年入侵巴拿马期间，尼尔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觉得这种行径将使全世界人民站在反美的行列之中。不久，他就辞职了，不再效力政府部门，转而开始“自己执业”的生涯。2005年，他又回到了印度尼西亚，率领一队保镖，防止亚齐特区的自由战士袭扰，保护飓风建设项目的实施。“我的天，最后这次外派出差，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看上去，雅加达就像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大城市：高楼大厦、豪华酒店，鳞次栉比，美不胜收。但在这些表象之下……情况比什么时候都要糟糕。腐败成风，而且，我们也参与到贿赂等腐败行动中来。”
我问尼尔，从中情局辞职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从事类似行业。他回答说：“谋生需要，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了。”接下来，他又讲了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一样，我也多次从这些帮凶的口中听到）：“除此之外，干我们这行所体验到的刺激，简直无与伦比。跳伞特技运动员和摩托车赛车手，热衷于速度带来的快感，但是，这无法和相伴一个杀手的那种刺激感相提并论：你面临的对手，他们想要的可是你的性命。”
他们的那些说法，不禁让我毛骨悚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其他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英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公司和政府居然鼓励我们嗜杀成瘾，他们将作何感想呢？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无时无刻不折磨着我。在写《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努力战胜那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而现在看来，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比我以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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