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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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统治精英、美国政府和跨国企业之间过从甚密、不为人知的关系，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公司帝国在世界各国活动所用的同样伎俩。帝国势力的扩张主要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民主制度要求全体选民有知情权，所以，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直接违背了美国人民所追求的理想信念。这些所作所为，也是我和那么多“开发建设专家”执行任务带来那些灾难的直接旁注，尽管这提起来是那么令人心烦意乱，不得安宁。
我执行的任务中所隐藏的险恶用心，就我个人而言，在三个互不相同的事件中得到了最全面的诠释。这三个事件都发生在2004年海啸灾害之后，然而，追本溯源，却又始于我早期作为经济杀手的职业生涯。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我详细讲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和斯–韦伯斯特工程建筑公司维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在那个时期，这家公司是美国最大、最受尊敬的咨询顾问和工程建设公司之一。我也提到过，该公司付给我50万美元封口费。作为回报，我将放弃写我担任经济杀手的故事。这家公司只是偶尔要求我真正为他们做点事。
1995年的一天，斯通–韦伯斯特工程建筑公司的一个高管打电话过来，要求和我见面谈谈。在午餐时，他和我谈到一个项目—在印度尼西亚建造一个化学处理中心。他自信地向我透露，那将是公司成立100年以来所能承建的最大项目之一，投资额高达10亿美元。“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项目搞到手。”他说，然后压低嗓音，向我坦白，“现在还没有把握，除非我想出办法，给予苏哈托家族的一个成员1。5亿美元。”
“行贿。”我附和道。
他点头同意：“你在印度尼西亚待的时间很长。能不能给我透露点消息，怎么才能把贿赂这个事搞定。”
我告诉他，我听说有四种方法，可以“合法贿赂”目标人物。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可以安排从目标人选和他的朋友控制的公司租赁推土机、起重机、卡车及其他大型设备，然后支付超高的租赁费用；也可以将部分项目工程以高得离谱的价格转包给他们掌控的公司；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模式，以高价购买食物、房子、汽车及其他此类物品；还可以安排目标人物的子女赴美就读著名大学，费用全包，并在他们于美国就读、生活期间，给他们支付顾问或实习生工资。我也提醒他，要安排数额如此庞大的费用，极可能要四种方式同时使用，而且还要花几年时间。我向他保证说，我曾见过这四种方式都用得十分成功，而最后从没有发现任何人将这些美国公司或其高管告上法庭，从来没有。同时，我向他建议，可以考虑使用艺妓，这样有助于使交易更为隐秘，不为人知。
“你说的艺妓，”他狡黠地咧嘴一笑，“已经在努力展开工作了。”至于其他，他表达了他的疑虑—苏哈托家族的人可能会要求“一次性现金支付”。
不得不承认，要“一次性”用现金支付如此巨额的费用，我毫无办法，至少是对于不用“违法”就达到这个目的，我无能为力。
他感谢我后就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再也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消息。
10年后，2006年的3月15日，《波士顿环球时报》在商业版头版以大幅标题报道《“贿赂备忘录”和斯通–韦伯斯特的破产》。这篇文章讲述了这家创建于1889年、拥有辉煌业绩的公司，是如何彻底走向没落的悲剧故事。它2000年申请破产保护，随后被绍尔集团接管。《波士顿环球时报》报道说：“被解雇的员工人数远远超过1 000人，员工持有的斯通–韦伯斯特的股票一落千丈。”《波士顿环球时报》记者史蒂夫·贝利得出的结论是，该公司的崩溃可追溯至“那个至关重要的备忘录，（它）详细列出了之前没有公开的秘密计划：为了赢得该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建筑合同，公司将给苏哈托总统的一个亲戚非法支付1。47亿美元的好处费”。
第二件事，得从我收到的一封邮件说起。那封邮件来自在20世纪70年代曾与我共事过的一个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的儿子，他要求与我见面。
在纽约曼哈顿上城西区，我和埃米尔（非真名）在一个安静的泰国餐馆会面。他告诉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深深地触动了他。他的父亲在雅加达曾对我提到他，那时他大约10岁。他也曾多次听到过我的名字。他说，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是我书中描述过的那些腐败官员之一。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坦率地承认，他也走上了父亲的腐败之路。“我想一吐为快，”他告诉我，“我想自白，像你那样。”他轻轻地笑了笑，“不过，我有家庭，还有我的事业，我会失去很多。我确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向他保证，绝不会透露他的名字，也绝不会以任何方式暴露他的身份。
从埃米尔的故事，我们能看到许多的内幕。他指出，为了资助军方活动，长久以来，印度尼西亚军队一直从私营部门筹集资金。他试图对此轻描淡写地带过，耸了耸肩，笑了起来，然后说，这种行径在第三世界国家可谓司空见惯。接着，他的神情逐渐严肃起来。“1998年苏哈托倒台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苏哈托的确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他一直决意将武装部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统治结束后，马上就有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尽一切努力修订法律，希望文职官员拥有的权力比军方更大。他们认为，一旦减少军队预算，他们就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可惜的是，那些手握军权的将军，他们知道在哪里获得支持—外资采矿和能源公司。”
我告诉埃米尔，他讲的这些让我想起了其他国家的类似情形，如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尼加拉瓜等，在这些国家，雇佣军也被用来补充国家军队的不足。
“对，”他表示同意，“印度尼西亚也有雇佣军。但我要讲的比起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军队已被外国公司收买。这种相互勾结的关系，实在令人恐惧，因为，你知道，这些公司除了拥有我们的资源之外，现在还控制我们的军队。”
我问他，为什么要向我透露这些秘密，他把头转开，向餐厅窗户外面望去，看着那来来往往、飞驶而过的车流。终于，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其中的同谋者。我比我父亲更腐败，我就是中间人，为这些腐败活动牵针引线，然后从公司收钱，最后将钱安排到军队。我能做的，只能是告诉你这些，希望你让整个世界知道这些秘密交易。”
我与埃米尔会面的几个星期之后，一次在浏览《纽约时报》网站时，一篇报道吸引了我的注意。那篇文章详细报道了总部位于新奥尔良市的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进行的内幕交易—过去7年来，该公司给该地区（巴布亚省）驻扎的军队指挥官和各部支付了2 000万美元。作为回报，军队将保护地处该偏远省份的公司财产。报道继续断言，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军费开支，只有1/3来自该国财政预算，其他部分均从隐秘渠道以“保护费”的名义收取，因此，这些军队头目就能脱离政府财政预算的控制，独立展开行动。
读完这篇报道后，接着我又注意到《纽约时报》网站上登载的另外两遍类似文章，发表时间为2004年9月。这些报道描述的事件，就发生在我曾粗暴践踏过的苏拉威西岛。文章言之凿凿地指控，总部位于丹佛的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开采公司—纽蒙特矿业公司，涉嫌非法将含砷、汞的废料倒入布雅湾水域。在读这两篇文章时，我意识到，我以前在该地执行的工作，为该公司在该地进行金矿开采、污染河流提供了便利，因为正是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一手策划、融资、主持修建了那些电力系统、公路、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我的项目经理查理·伊林沃斯曾在我们第一次前往印度尼西亚时指出，我们被派遣到这里执行任务，首要目标就是确保那些石油公司得到它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没过多久，我就了解到，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为石油公司提供便利。苏拉威西岛就是鲜活的例子，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援助”资金是如何落入跨国公司的腰包的。
《纽约时报》文章指出：“与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斗争，进一步强化了公众日益形成的普遍想法：矿业开采和能源公司牢牢地抓住印度尼西亚法规系统薄弱的这一有利情况，大肆掠夺当地资源。很多人都谴责那里发生的腐败、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还有从苏哈托将军时代遗留下来的落后的法制体系。当初正是那位在1998年被赶下台的独裁统治者，以一定价格的回报，急切地对外国投资者敞开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门。”
盯着这些报道时，贝茨维尔市长和那位布吉斯土著居民的指控，似乎以文字形式出现在我的电脑显示屏上，映入我的头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事实上，美国的确将他们的蝙蝠派遣到其他国家，大力掠夺资源，污染他国的环境。驾驶古老的木质船舰的水手，用大砍刀武装自己。然而要保卫自己的家园，以这种装备抵御五角大楼派出的强大力量，胜出概率几乎为零。
或者说，以此抵御被公司收买的更为隐秘的武装力量，同样没有胜算。
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有时候听众会告诉我最新的媒体报道，说耐克和其他类似公司的状态正日益改善。我和多数我见到的人一样，都想相信这是真的。我们都希望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和领导层其他高管行事负责。我联系到莱斯利和吉姆，就是那对曾在印度尼西亚像耐克工厂工人一样生活过的夫妇，他们正在制作一部反映血汗工厂的纪录片。他们给我回复的邮件让人不容乐观：
自从2000年在印度尼西亚实地考察、生活后，我们又去了两次，一直和那里的工人及工会领袖保持着联系。从最好的情况来看，情况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改善，但工人工资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些最关键的问题，绝没有比2000年的情况好，尽管耐克试图让公众改变看法。
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的工人最低工资已经提高，但是物价水平同步上升，食品、水费、食用油、服装、住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无一例外。那些工人仍然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自己吃饱，还是让孩子吃饱。我们最后一次去印度尼西亚时，是耐克工厂的一个工人迎接我们的。她从2000年以来一直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耐克工厂工作了8年。她神情忧郁地拥抱我们，挤出一点笑脸，勉强地说：“一切照旧，跟以前一样。”
发生变化的是汽油价格，以及伴随而来的车费，来回工厂的交通费用都上涨了。现在，仅来回工厂的交通费，就能占到他们本已入不敷出的微薄薪水的30％。上涨的那部分交通费用从哪里来呢？那些每周工作6~7天，为那些跨国巨头努力卖命的男女工人，有时候不得不以米饭加点盐，作为每天两顿的饭菜。
20世界90年代晚期，耐克公司这样回应有关血汗工厂的指控：那些批评人士简直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外包工厂被其他企业家所拥有，因此耐克根本就没有权力去做出改变。2002年，耐克公司对此的回应是“事情提到点子上了……不过却找错了对象”。2002年之前，耐克公司官员一直在全美跟踪我们的行程，无论我们是在高校，还是在高中就此问题演讲，都能发现他们的影子。在我们造访每个学校之前，他们会给这些学校一些资料，谴责我们即将要演讲的内容，然后会在学生报刊中发表一篇社论，声明我们讲的全不是实情。如今，耐克公司的策略似乎发生了变化，开始参加社会责任会议，开始承认他们的确也有问题，不过，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全体利益相关群体齐心协力，共同努力（耐克的说法）。
同时，全球耐克工厂发生的类似事件持续增多。20世纪90年代不断曝光的丑闻包括：工资过低，上班时只准许上两次卫生间，恣意谩骂工人，实施肢体虐待和性虐待，威胁工人领导人，实施人身攻击。
如果耐克真的将印度尼西亚耐克工人的工资翻番，这将用掉耐克公司将近7％的广告预算，即16。3亿美元。如果耐克公司真的愿意将其一小部分广告预算拿出来，用以给工厂生产的产品支付更高的单价，我们将会看到，多数血汗工厂的恶劣条件将会改善。
莱斯利和吉姆站在经济杀手的对立面，他们也跳不出那些帮凶、走狗的魔掌。他们给我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骇人听闻的遭遇。那天晚上，他们一行人—他们两人、他们的主席乔尔、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司机和翻译，被一伙武装歹徒所追杀。
“他们骑着摩托车围住我们的车。”吉姆说，“司机一路狂飙，将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军队检查站，然而那个士兵示意我们过去。”
“那个士兵发狂似的想尽快摆脱我们，”莱斯利补充说，“他可不愿意开罪那些家伙，它们简直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黑手党。”
“最后，司机被迫把车停下来。那些人用枪指着我们，命令我们赶快下车，把我们推来搡去。”莱斯利说话的时候，身体明显在颤抖，“我当时想，这下可完了，我们的名字将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
他们逃过了这次劫难，但他们的司机却遭到毒打。“一次警告。”乔尔小声说。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问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