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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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逃过了这次劫难，但他们的司机却遭到毒打。“一次警告。”乔尔小声说。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问他们。
“以后，我们会更加小心。”吉姆回答说，“要特别留意我们将前往的地方，留意应该何时行动。不过，我们还会去印度尼西亚。我们将完成纪录片，让世人都能看到。”
当我读到关于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及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报道时，当我听到吉姆、莱斯利和乔尔的恐怖经历时，不禁开始再次反思我作为经济杀手执行任务的后果；同时，我也想到了购买血汗工厂制造的产品的那些人，想到了购买剥夺他国资源生产产品的那些人。印度尼西亚的故事在不断重复发生，同时也构成了美帝国秘史。
2004年6月22日，我们前往尼泊尔。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飞行员降低机头，飞机几乎贴着珠穆朗玛峰掠过，就在此时，我看到，两块巨大的冰川岭脊之间，飞机卷起的雪花呈漏斗状，不停地打转，就像龙卷风，甚为可观。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为国教的王国，因地处中印两国边境而备显渺小。尼泊尔国土的水资源丰富，水力发电潜能无限。
对我们旅游团队而言，我们将短暂停留该国，算是作为返回发达世界的过渡。在我们的巴士快速通过加德满都的大街时，希娜向我们宣布，在这次旅途的最后一晚，她给我们预定了当地顶级、世界一流的豪华酒店—杜瓦里卡酒店，算是给我们的意外礼物。车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杜瓦里卡酒店没有让我们失望。雅致，富丽堂皇，别具一格，和吉卜林笔下的风情是那么吻合。不过，我同样能感受到，这个酒店也是反映帝国殖民行径的象征性遗留建筑，我不禁想到，在我担任经济杀手前往他国执行任务时，入住的也是同类酒店。
我们团队中多数人，都抓住最后的机会，去附近导游认为安全的市场购物。我留在酒店，坐在我的房间内，把一些想法记在掌上电脑中，然后下楼朝枝叶茂盛的花园走去。这个花园一片苍翠，百花争妍，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不错，和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的庭院是那么相似。此时，我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神奇。同时，又想起了那个艺妓，那个我误以为是石油高管之妻的女人。我找了一个靠背铁椅坐下来，又想了那个晚上。因为那个女人突然消失，我沮丧之极，于是沿着雅加达那个人行天桥漫无目的地向前走，意外地在餐厅碰到了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她们所说的话对我影响至深，随后的这些年来，我一刻也没能忘记：
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由此展开，巨大的赌注也压在了这次争夺中。为了控制石油，他们甘愿冒任何风险，难道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奇怪吗？他们不惜玩弄欺诈手段，巧取豪夺。他们建造战舰，制造导弹，将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送上石油争夺第一线，不管他们的死活。
此后接近1/4个世纪的现在，越南战争早已结束，而如今在伊拉克，我们打的是一场新的战争。为了同一个原因—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无数人为此失去生命，而帝王—公司帝国—更加富有。对此，大多数美国人毫无察觉。
在我看来，帝国扩张势力惯常应用这种新手段的主要区域，就是亚洲。传统的老方法没能帮我们在越南实现预期目标，但是我们采用的新手段在印度尼西亚却卓有成效，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无不如此。然而，即便现在所倡导的政策似乎遭遇流产，但是跨国企业老板的收获仍然丰裕；亚洲金融危机让众多人民的生活更为艰难，导致无数人死亡，到头来，公司帝国赚钱无数，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和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台的政策所扼杀，因此，公司帝国最终得以掌控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众多其他国家政府。尽管从军事角度来说，越南战争是美国的失败，但美国公司却为此出售了更多的武器，占领了更大的市场，得以利用更多廉价劳动力，这些都为它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公司设计了更多的“创新”模式，继续利用血汗工厂和外包模式牟取暴利。
2006年9月18日，也就是世界银行在新加坡召开重要会议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遍文章，大字头版，格外醒目—《援助邻国，中国角逐西方》。《纽约时报》记者简·珀莱兹言之凿凿地指出，世界银行最大的客户之一—中国，“正不动声色地对其在亚洲展开的援助项目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章援引了柬埔寨、老挝、缅甸及菲律宾的实例指出：“较之西方附加烦琐、复杂条件的贷款，中国的贷款通常更具吸引力。”珀莱兹为此列出了大量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时，并没有附加环保、社会标准条件，也没有将对腐败进行处罚列为条件。这篇文章重点聚焦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史无前例地给经济杀手提供了各种便利，他们因此能得心应手地将如此多国家的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珀莱兹女士评论道：“中国几乎从不要求借款国支付高额咨询顾问费用，也不要求它们接受其他额外条款，而世界银行项目则常常如此。”
本书所探讨的地区中，在我们多数美国人看来，来自亚洲的威胁相对较小，也更容易掌控。对于我们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情形，留给我们脑海的印记可谓根深蒂固。诚然，这些战争并没有以美国的胜出而告终，但是战争结束后，我们却因而能继续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生活，价值观不受外界影响，而且，这些战争直接刺激了美国经济，力度之大，难以估量。我们对日本的工艺水平和创新能力赞不绝口，因此，我们不由自主地购买日本生产的轿车、电视和计算机。我们的仓库堆满了众多亚洲国家生产的商品。如果我们拨打免费服务电话，那么可能就会和远在亚洲的接线员说上话。即便谈论军事威胁似乎也已过时，不合时宜，那只算做一种慰藉，但感觉也很怪，因为这种论调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曾经打赢的那场冷战。或许，我们惧怕的是原子弹，不过，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应对了核武器压力—当然，自杀袭击人体炸弹要除外。
拉丁美洲的情形则不同。我们认为已经驯服了阿兰德、诺列加和桑地诺解放阵线，可以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候；我们认为卡斯特罗时代必将终结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场革命正悄悄席卷整个拉丁美洲。这些斗争矛头正指向美国。拉丁美洲的同胞正在挑战美帝国的权威。随着反抗的逐步展开，他们也向世人揭露了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史。
当我反复思考这两个地区—亚洲和拉丁美洲—给我们的启发时，我想起了“牧民杀手”，这种称呼和一个危地马拉实业家的用词是如此吻合。就是那个危地马拉人，曾得意扬扬地将他的—也保护过我的—贴身保镖吹捧为“玛雅杀手”。
电梯门打开，里面站着三个人。与我和佩佩·加拉米（非真名）不同，他们三个人穿的并非正装，他们穿着随便—休闲裤，运动衫（有一个人穿的是皮夹克）。不过，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们的衣服，而是枪—他们三个人都随身携带AK…47式冲锋枪。
“很遗憾，在当今的危地马拉，必须这样。”佩佩·加拉米解释说，他领我朝那个电梯走去，“至少对于像我们这些美国朋友来说，对于我们这些民主制度的朋友来说，必须如此。我们需要玛雅杀手。”
我前天搭机从迈阿密到达危地马拉城，入住了当地最豪华的酒店。这次过来，是斯通–韦伯斯特公司让我协助他们处理业务的少有几次中的一次，无非是让我克制写作经济杀手一书的冲动。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和佩佩·加拉米勒签署了协议，同意帮佩佩的公司在危地马拉开发私营电厂。自从西班牙征服该国的时代开始，他们的家族便一直是控制该国政权的少有的富得流油的集团之一，而佩佩正是该家族中最具权势的一员。佩佩家族拥有工业园区、办公大楼、大量房产，还有面积巨大的农业种植园（向美国出口农产品）。从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角度来看，佩佩家族在危地马拉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够保证业务的顺利开展，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一次来危地马拉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是经济杀手。当时的任务是说服危地马拉政府接受贷款，改善该国的电力工业。之后，20世纪80年代晚期，我接受邀请加入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该组织的宗旨在于，协助玛雅部族开办小额信贷银行，改善穷人的生活，将他们从贫穷中解放出来。在危地马拉工作的这些年来，我对当地的灾难性暴力冲突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完全可以说，在20世纪下半叶的半个世纪中，正是这些暴力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断。
危地马拉曾是玛雅文明的中心地带，如今，那个曾经发达的文明早已败落。人类历史学家将这归因于那时的玛雅人无法适应遭到严重破坏的自然环境，因为西班牙军队于1524年入侵之后，大兴土木，建造了一个又一个气势恢宏的城市，生态环境随之破坏殆尽。不久，危地马拉便成为了西班牙军队在中美洲扩张的中心，危地马拉的这一地位一直维持到19世纪，其间，当地玛雅人和西班牙势力之间爆发过无数次的武装冲突。
19世纪末期，一个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公司—联合水果公司，以自己的实力击败了西班牙势力，一跃成为中美洲实力最强大的公司，成为当地最有权势、名副其实的幕后老板。20世纪50年代，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竞选总统，大力倡导美国大革命时的理念和思想。这时，联合水果公司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古斯曼宣告，危地马拉人应该享受自己家园上的资源带来的益处，不再允许外国公司掠夺他们的家园和人民。他的当选受到整个西半球国家人民的喝彩，被一致视为是走向民主的典范。在当时的危地马拉，不到3％的危地马拉人控制了70％的土地。就职总统后，古斯曼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土地改革运动，这直接威胁了联合水果公司在该国的经营活动。联合水果公司惧怕的是，一旦古斯曼的计划成功实施，那么他将在西半球乃至全球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其他国家势必跟进效仿。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水果公司在美国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公关行动，他要让美国公众和国会相信，古斯曼已将危地马拉发展成为一个跟随苏联的卫星国，而且古斯曼发起的土地改革运动完全就是苏联人的阴谋—借此机会扼杀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制度。1954年，美国中情局精心策划了危地马拉政变这一“杰作”。美国飞机对该城市进行轰炸，随后，民主选举诞生的总统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残暴的右翼军事独裁者—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
新政府立即取缔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联合水果公司需支付的赋税，终止了不记名投票制度，并将成千上万的卡蒂斯略反对者投入监狱。1960年，外界所知的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反政府游击队，与美国支持下的政府军队和右翼暗杀组织展开战斗，内战由此爆发。20世纪80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逐步升级，数以万计的平民（主要是玛雅人）死于战乱。被投入监狱、遭遇严刑拷打的，不计其数。
1990年，政府军队在阿提德兰地区集体屠杀平民。阿提德兰地区位于海拔甚高的阿提德兰附近，是中美洲景色最漂亮的一个旅游景点。这本只是政府军队多次集体屠杀中的一次，但是就因为这次屠杀事件竟然发生在众多外国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因此一下成了轰动一时的国际丑闻。根据事发目击者的叙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群示威游行的玛雅人向驻扎在那里的军事基地走去。示威原因是他们的一个邻居被军方绑架，他们担心这个邻居将被官方列入包括成千上万个“失踪者”的名单，他们要求军方放人。军方的回应就是朝人群开火。确切的死伤人数说法各异，但无论如何，也有数十成年男女及小孩非死即残。
我对佩佩·加拉米勒的造访，就在这件丑闻发生后不久，那时是1992年。他想和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合作，从而获得世界银行的融资贷款。我知道，在玛雅人的信念中，土地是不灭的灵魂，从大地上蒸发的水汽也被他们视为神圣的。我据此推测，要在地热喷泉上修建发电厂终将引发暴力冲突。根据联合水果公司—也根据在伊朗、智利、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尼日利亚及伊拉克我曾密切接触的那些公司—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有像斯通–韦伯斯特这样的一家美国公司要求在危地马拉这样一个地方得到协助，那么毫无疑问，美国中情局就会出手相救，暴力冲突只会升级，五角大楼可能还会派遣海军陆战队。我的良心已经沾满了鲜血，因此，我将不遗余力地阻止更多的灾难发生。
那天早上，一辆轿车来酒店接我。小车带我一路驶入一条环形车道，这是危地马拉城里让人吃惊的现代建筑群中的车道。两个携带武器的门卫领我走进大楼，其中一个从电梯处全程护送我到达顶层。他告诉我，佩佩家族拥有这幢大楼，整栋11层的大楼全部归他们家族自己使用：商业银行在底层，2层到8层则是各种办公场所，他们家人则住在9~11层。佩佩在顶楼的电梯口迎接我。用过咖啡，简单介绍之后，他带我参观了整个大楼各层，9层楼除外，他解释说，这层是专门留给她现在单身的母亲居住的，不便打扰。（我估计还有其他原因。）如果他带我参观整栋大楼意在让我这个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的确奏效了。接下来，他带我在5楼和几个工程师会面，让我熟悉那个地热发电厂项目，然后，我们在11楼和她的母亲、弟弟、妹妹一起共进午餐。之后，我们朝电梯走去，准备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