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_闲看水浒-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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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让一帮贪官如此巧合地聚在一起么？非也，同一个班子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不贪污，别人是不安全的，必须想方设法也要把他拉下水。民谣不是说有“四大铁”么？“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前二者是基于共同的青春经历而结下的友谊，后二者完全是相同的利害关系，彼此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没几个人是干净的社会里，大家都有原罪，那么行事的规矩就是权力的比拚、阴谋的比拚、金钱的比拚，这样比下去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最后要分输赢，只有暴力解决一切。这样一个社会，没有谁有安全感。林冲作为一个禁军教头，不是寻常百姓，但作为军官的他在高太尉面前就是弱者，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将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可是不能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个管监狱的官员，可以操纵别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张团练、张都监面前也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柴进可以庇护许多犯罪的人，却照样拿着铁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在这样的社会里，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强者和弱者只是相对的。那些知县、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安全感。因为暴力的比拚是没有规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往往无法预测，就像抗洪时要防止的“管涌”一样，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个“管涌”。失了生辰纲，知州担心自己被太师免官，只得给何观察下最后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观察为了保住饭碗，履险去水泊征讨，最后被割了耳朵；西门庆能买通知县，却挡不住武二郎自我执法；张观察、张团练、蒋门神合伙陷害武松，却想不到一家十几口被杀；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虏的时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Number one”道君皇帝，在戒备森严时去和李师师幽会，也没想到梁山贼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看到的《水浒》社会，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为台上之贵，今日为阶下之囚。《水浒》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用了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样的社会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丛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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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水浒 第二编 赌生存的技巧
小吏的能量
说梁山这干杀人放火、只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强盗们是“农民起义”，完全是后人附会。除了游手好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阮氏三兄弟以及陶宗旺和农民沾边外，其他谁是地道农民？
与其说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小吏造反。这一百单八将里许多人原来是体制内的小吏，——那时候民事、军事分野不严格，因此下级军官也可算小吏。我粗略地算了算。这些小吏有如下这些。
大头领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这是个舞文弄墨的文吏，大概算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或秘书，在这个职位上必定心细，善文墨、懂相关法律政策、多权谋、交往广。宋江在这个职位上结交天下英雄，拿公家的法律与政策送人情从而博得大名，最后成为造反的众吏之首决非偶然。另外还有一个文案孔目裴宣，专管内部将士的嘉奖与惩罚。
警察序列的：都头（刑警队长）武松、朱仝、雷横、李云等人。监狱警察或司法警察有戴宗、李逵、施恩、蔡福、蔡庆、杨雄、乐和等人。
下级军官有林冲、（八十万禁军的普通教头品级不高，他并非总教头，这便是参谋与参谋长的区别，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如果他是高级武官，陪夫人进香怎只能有丫鬟锦儿陪判而无公职跟随？又怎能随便和一个野和尚结拜弟兄？）鲁达、索超、杨志、花荣、孙立、孙新、徐宁、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定圭、魏定国、张清等人。呼延灼、秦明也就是个中级武官。
另外梁山水泊的前领导核心晁盖是个保正，即东溪村村民自治机构的头领。
这些人上梁山的具体路径不一样，有主动投奔，有逼上梁山，有被哄骗上梁山的，也有随大流糊里糊涂上山的。但从整个小吏群体来看，他们造反，其杀伤力要比普通的农民大得多，普通的农民上梁山也就是个进不了序列的喽罗。他们拿赵官家的俸禄，小吏的职位也曾为他们带来风光，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
我们得从中国古代的官制说起，从汉代举孝廉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有妻到了隋唐，科举取士日趋完备，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政务官、事务官泾渭分明，不经科举的能吏要想混个大官，没有特殊机遇几乎不可能。
具体说到宋代，宋太祖这个政变起家的丘八坐了龙廷后，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了修文偃武的国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高于前代任何一朝，每次进士录取名额是唐代的数倍。如此必然造成“冗官”，这么多正经出身的文人涌进官场，势必把任何一个官位占忙，而众多小吏即使干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岗位上楷点油外，几乎只能终身为吏而不能升官。无激励机制就不会有责任心，而时间一长，整个群体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
你看宋江浔阳江头题反诗那一节。几杯酒下肚，任宋江平时如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此时也醉后吐真言。他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于是便有了那首满纸反意的《西江月》。这可以说是宋江对体制不满的全部暴露，他的反意早有了，如果他一直是个忠于朝廷的小吏，他怎会主动结交天下的盗贼强梁，又怎会主动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几次以老父在堂为由不入梁山，只是一则时候未到，二则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这正是宋江狡诈过人之处。
宋代的书吏命运如此，军官更是这样了。宋代当兵的和囚犯地位差不多，像秦明这样一州军事统领，见了文官知州，就如保镖见到老板，他安能服气？中级军官如此，更不用说下级军官了，除了战功一途，他们几乎不能出头。而北宋长达百年的“岁币”买和政策，他们也难以有战功。那么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下级军官极易造反。——林冲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可见军官待遇。
而且在那时候，权力和责任又不是成正比的。当官的有权有势却不办事不负具体责任，做小吏的无大权，待遇不高却责任重大。正如今天所说：“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任何重大的事情，必须通过小吏才能在基层落实。你看杨志失了生辰纲，因担不起责任而入了盗贼；而在有关部门侦察这惊天大案时，也是太师责府尹，府尹责观察、观察责公人。最后压力落在具体办事的小吏身上。府尹以充军威胁缉捕使臣何涛速速破案。——就如领导批示下面的人限期破案一样。
你看府尹所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他当然只有打具体办事人的板子，这具体办事的吏又如何服气？因为即使破了案，向太师报喜领赏最后升官的是府尹，干吏何事？吏能口服心服吗？不过破案的还是何涛这个吏，离开小吏什么太师、府尹顶个啥用？
小吏地位卑微，可惜他们的能量却不小。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深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就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话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做官的信息渠道不畅，而具体办事能力不行，碰上宋江这类见识广、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轻易被瞒骗么？
你看何涛破案后，报知府尹，府尹却不亲自出马抓贼，而是让小小的缉捕使臣何涛去通知郓城县政府——依靠当地公安捉拿大盗。恰好碰上了郓城县黑社会第一保护伞、晁盖的结义兄弟宋江。——可见平时官僚主义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级官吏对自己属下的郓城县重要书吏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毫不知情，何况远在东京的赵官家？这种信息不畅使宋江有通风报信的机会。
你看这个能吏官场上手腕何等娴熟，他先恭维何涛：“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说太师处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捎带上大骂晁盖：“晁盖这厮，奸顽役户。”用如簧的巧舌稳住了何涛，然后去东溪村报信。——在抓捕晁盖等人的行动中，不止是宋江，包括郓城县两大都头朱仝、雷横也正相通风报信。主要办事的胥吏如此，难怪如晁盖这样的大盗随便就能逃走。
对于宋江这样能干的书吏，当官的容易被蒙骗，同样做吏的同行则未必会被骗。——因为他们平时行事和宋江一样，自家人那点伎俩谁不知道。
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监狱里的看守小吏戴宗、李逵喝酒游乐，当地官员竟然得不到信息，这又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又一证据。直到题写反诗被另一能吏黄文炳报告到蔡九那里，知府下令抓人。这戴宗又出主意，让宋江装疯。——今天这类把戏也不少，多少人犯罪后买通医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诊断，以逃避刑事处罚。可黄文炳却不会像蔡九这样的公子哥那样愚蠢，他说：“休信这话。本人作的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评点水浒的金圣叹读到此处也大赞“黄文炳能”。后来蔡九写信给父亲蔡京请示，被吴用请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伪造文书和图章，几乎骗过了蔡九这个纨绔，可还是骗不过黄文炳。原来这封假冒的书信用的是“翰林蔡京”图章，这中间的毛病，技术上作假水平再高的金大坚和梁山其他草莽自然不明白，只有吴用和黄文炳才明白。你看黄文炳所说：“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将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这封假冒书信便几乎要了宋江、戴宗的命。能吏宋江、戴宗终于栽在另一个能吏手中。
吏中如宋江这样能干者不乏其人，他们这种办事能力、办事功绩与自己的待遇、身份不相称，让他们公忠体国如何可能呢？他们无非将吏这一公共职位作为自己谋取私利、伤害别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而已。那时候吏的工资并不高，像宋江、朱仝这样的富户做吏恐怕更多是为了保护本家族利益，而像李逵这样的牢子也许还是编外人员，他不向犯人敲诈行吗？
吏的地位卑微底下而无制度性的保障，所以他们可以伤害别人也容易被别人伤害。那么他们在体制内三心二意处处为自己留后路完全可以理解，你让他们拿那点钱诚心诚意为赵官家，为上司干活，从而得罪江湖人士，可能吗？除非他们脑子进水。——黄文炳的下场就是所有小吏的反面教材。
日积月累的不平、委屈碰上时机，那就只有造反了。正因为他们来自体制内，所以并非真正反这个体制。他们反的是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正如宋江那样能力出众，年过而立却只有江湖上的虚名，而没有真能光宗耀祖的官位一样。造反后再受招安做大官便是他们自然的选择，当年我们说投降派头子是宋江，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作为小吏并没有真正造那个体制的反，而是造那些能力不如自己、却占据高位、在分肥中占尽优势的大官们的反。造反的目的是为了从吏到大官，为了分肥更方便。
这样的造反不是真造反，那么这样的投降也不是真投降。
※版本出处：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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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水浒 第二编 赌生存的技巧
小吏毕竟是小吏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这是《诗经·邶风》中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写小公务员生存的文学作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不尿国王，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尿诸侯，做一个小国的小吏，确实没有多少生财之道，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得不慨叹：“王事适我，政事一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不但要做牛做马一样干没完没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责。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这时候的小吏比《北门》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多做吏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
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说他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水浒》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