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旅游-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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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48年，鉴真第5次东渡日本时，又遇台风而失败，一队人马最后漂流到水南村上岸。在琼一年多时间内，鉴真指导建立寺庙传播佛学，还将随身所带的佛家经典抄录一份留存当地。如今在三亚南山修建南山佛教文化旅游区，就是凭借当年与鉴真结过一段佛缘的借题发挥吧。
至于黄道婆的故事，在中国已是妇孺皆知了。 黄道婆流落到水南村后，在黎族人民的帮助下生活了30多年。30多年后，她学会了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并将它传播到江浙一带。 这也许是历史的刻意安排：先是让那些中原贬官不断向海南传输中原文化，最后，再偶然地借助一位女子之手将海南的文化传输给中原，以此作为一种回报。
而且，如果细细掂量，海南的这种回报并无丝毫逊色。当江浙棉制品“衣被天下”之时，全天下都在享受着黄道婆从热带海南捎回去的那份温暖！
在华夏的历史长河中，从海南这块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走出，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又何止黄道婆一人呢？
明代名医、经济思想家丘浚在中国历史上的横空出现，使得海南的历史叙述突然变得精彩，也使得中原文人不得不将那向来对海南不睬不顾的目光诧异地转向海南。
更为精彩的是，当中原人士那因为吃惊而张大的嘴唇还来不及合拢时，海南历史又呼啸着推出了一个海瑞；这一次，中原的吃惊终于变成了震惊：这究竟是那个向来“无复人理”的小岛，还是孔子出生的邹鲁之地？
海瑞一生忠肝义胆，刚直不阿，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当时世宗宠信方士，专意斋醮，妄求长生不死之药，忽朝失政，无人敢谏，只有海瑞冒死上疏，犯颜直谏；震惊朝野，被罢官入狱，世宗死后获释。
居官期间，海瑞“执政为民”，平反了多段冤狱，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南包公”。72岁那年他出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力惩贪污官员，不久病逝于住所。死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遣官员许子伟护灵柩归葬。出殡那天，南京城里万人空巷，商者罢市，农者辍耕，大众夹道送殡，哭奠者百里不绝。
据历史记载，官至二品的海瑞死时，全部家当只有俸金数两、粗布一匹、破衣数件，可谓是中国历史少有的不折不扣的清官。
海瑞是海南人民的骄傲，淳朴的海南人民当然会永远记住他，全国人民也会记永远住他。古往今来，前往海口市西郊海瑞墓园凭吊的人们仍然络绎不绝。
或者是受唐宋贬官精神的影响，或者是对丘浚、海瑞之魂的传承，在丘、海两位之后，在海南这一热岛上陆续涌现出一批血气方刚、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宋庆龄，著名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二十二年红旗不倒”的冯白驹，黎族领袖王国兴等就是杰出代表。
不过孤岛毕竟还是孤岛，海角毕竟还是海角，在海南建省办特区之前几千年里，除了偶尔传出几声贬官无奈的叹息和“红色年子军”起义的号角为外界所知道外，海南依旧寂寞地美丽着。任凭千年腥咸的海风吹过绿椰，干枯的椰子“啪啦、啪啦”地坠落，任凭天涯冷月映照着千里银滩的冰凉和“南天一柱”的清瘦……
不可否认，旅游经济的发展会给古城的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得冲击，但旅游开发本身并非厄运的根源，重要的是古城的开发有没有科学的规划做主导，重要的有没有按照规划去实施，当然古城经营者的人品、智慧、才能和想象力更是古城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
跳 出 海 南 看 海 口
上个世纪末，刚刚走出泡沫经济阴影的海南，正在审慎地思考着自己的未来。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共和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已开始用旅游的眼光，审视这个四面环海的海岛。作为省岬暮？冢谌绾巫吆孟乱徊缴嫌绕浣魃鳌？
一、花落知多少
今天，“特区热”已大大的消褪，海南不再象过去那么有吸引力了，大多数人在提到海南时已没有往日的激动。当初满怀激情、抛妻离子而来特区的大陆人，有相当一部 分人或拎着满满的钱袋或怀着重重的失落走了，那些不能走的不想走的留了下来。在留下的那些人当中，还有多少保持着当初的热情呢？恐怕不会太多，大多数人已对海南不再抱大的指望，在经历数年的洗礼后变得安静起来。
而对于海南的历史，人们知之甚少，正是这个缺乏历史文化氛围的岛屿却又偏偏试图肩负起现代化的重任，肩负起中国对外开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神圣使命，这对于海南也许真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注定海南在建省后的这十几年要经历太多的风雨。
从1986年开始，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历时两年完成了一份《海南岛综合开发计划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日本专家认为：“在开发的前期，农业将在带动整个经济方面起很大作用”，要“使农业成为提供开发资金和获得外汇的最主要部门”，然后，“通过振兴工业、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使偏向农业的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提出的是，海南在开发的起步期的主要工作是“抓好农业生产和现有企业的改造；抓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引进‘三来一补’，办一批内联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只是在最后才附带提到“在国家支援下，通过拍卖土地等方式积累资金”。
后来的情形使这些专家们大跌眼镜，因为海南的资本原始积累靠的既不是农业，也不是什么〃三来一补〃的工业，而是谁也不曾预料到的房地产业。
其实，在建省的最初几个月里，使投资者感兴趣的并不是房地产，而是农业和工业。几乎是处女地的海南岛，到处是未经开发或是没有进行很好开发的大片大片的土地。不难设想，在这块充满阳光的土地上，一定能长出丰硕的果实，中央给予海南的〃特殊优惠政策〃，从表面上看来，让投资者在这里从事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甚至要比在广东实惠得多，这让投资者激动不已。
“中国最大的特区”、“特殊优惠政策”、“最佳的投资环境”等等，这些频繁出现于新闻媒体的醒目字眼强烈吸引和打动着国内外的投资者。于是，数以千计的外商涌向海南岛进行投资考察，有的很快决定在海南岛投资建厂办企业，他们携带巨资来到海南，立志要在这个全中国最特最大的特区干一番事业出来。
尽管在当时也有少数人为海南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情形担忧，政府有关部门也对海南土地市场的混乱有所察觉，但大多数人却满怀信心期望，他们相信这个地方很快就会超过国内其它的城市，甚至是深圳。在这种乐观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将资金投向了房地产。然而，仅仅在一年后的1989年，国内就发生了“六四”政治动乱，加上经济上推行治理整顿，收紧银根，投资者几乎对海南失去信心。海南的房地产第一次走入低谷，房价大幅回落，商品房的空置率一度达到80％。
在经历了令人沮丧的短暂的萧条之后，投资者开始重新思考海南的前途。大部分企业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从盲目投资转向寻找适合在海南发展的行业。随着海南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到1991年上半年时，海南的房地产又呈现出微升的势头。
海南房地产真正的高潮，是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国务院正式批准洋浦开发之后，省会海口、旅游城市三亚和洋浦周边地区均成为投资开发的热点地区。在1991年底至1992年初，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大约只有372家，注册资金13亿多元；到 1993年4月，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数量又猛增到1500余家。
房地产极高的投资回报率和许多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的机会诱使众多的投机商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刮起威猛的炒风。许多炒家囤积居奇，使房地产呈卖方市场的假象特征，人为造成供求关系紧张，推动价格迅猛上涨。事实上，当时海口、三亚等城市的土地近乎圈光，政府手中所能控制的土地所剩无几。海南省政府当时的一份土地报告指出：海南的土地供给，特别是城市内和近邻的土地，以及某些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土地（如海滩、热带作物高产区等）已处于高度紧缺的状态。
这种愈演愈烈的“圈地热”、“炒地热”，造成对土地管理一种失控状态。有人估计，海南那几年批租土地给圈地者，损失至少在100亿元以上。
房地产热给海南留下了什么呢？据资料反映，到1997年底，全省投入到房地产开发方面的资金大约在800亿（官方的统计为525亿元），商品房开发建设规模达3669万平方米，竣工面积1686万平方米，在建144万平方米，停建或报建未开工的面积分别为1135万平方米和704万平方米。到1997年底，仅海口市的空置房和停建工程（不包括已报建但尚未开工的房产项目）就有近400万平方米，相当于拥有30万人口的一个中等城市。
在房地产高潮中，由于土地供应缺少计划，土地批租总量过大，批租量与项目不相衔接，规划落后于批地，再加上许多房地产企业对房地产投资缺少市场预测，盲目上项目以追求高额利润，致使房地产投资结构很不合理。一些物业的类型投资过多，供应过剩，另一些物业类型投资不足，市场上供不应求。据有关部门统计，高级公寓、写字楼、酒店和别墅在全部房地产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达80％，而中低档住宅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一方面是大量房屋被长期空置无人居住，成为所谓的幽灵楼，另一方面却是很多人居无房。
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都有一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虽不是固定的，但也不能超过其弹性范围，超过弹性范围便会形成泡沫经济。海南房地产业的发展有一个致命性的缺陷，即缺少有效产业的支持。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业都是与其他产业的发展相依存的。海南的房地产热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预期之上的：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特区，实行国内最优惠的政策，因此，海南一定能够获得大的发展并最终成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们对大特区未来的这种憧憬和期待，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市场需求，一部分市场投机者就趁机借题发挥，携巨资炒作，使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在一段时间里形成实际上的供求失衡。这种既无坚实的实业基础，又无其它产业的共同成长，孤军深入的房地产业最终难以为继。 这种泡沫经济已给今天的海南留下许多严重隐患。
二、特区的陷阱
经过“泡沫经济”和“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洗礼，本来就“虚胖”的海南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
为了海南美好的明天，从“二次创业”、“特别关税区”到建设“工业强省”、“海洋强省”、“一省两地”、“热带农业大省”、“信息智能岛”、“生态省”，等等，各种思路与战略在这些年像走马车一样层出不穷，不断翻新。每一次新概念的提出，总是让人们热血沸腾；每一次沸腾之后，就是无声无息的宁静。
政府之所以抛出一个又一个新概念，无非也是希望通过不断的转变 “热点”，以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和凝聚全省人民的“革命”干劲，希望海南能够再度辉煌。但是，一个省份或区域能否振兴，不在于能否抛出多少新概念，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利用自身及相关资源、发现并创造核心价值、与积极把握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转折点及其发展战略。
冷静下来看海南，海南不应该再沉湎于特区的摇蓝里妄做白日梦。实际上，中国的特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不是光指海南，包括厦门、汕头、珠海，甚至深圳，这些老牌特区现在也没有任何“特”可言了。现在，连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圳二线关”也接近完成历史使命了，边防证也快进入收藏家的视野了。
现在看来，“特区”对于海南来说，与其说是机遇和优待，不如说是灾难和重担。海南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开“特区”概念的束缚。
所谓“特区”，是深深打着国家政策扶持的烙印的，这种通过国家的倾斜性政策促进某一地区发展的思路，已经远远落后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中国离不开全球经济，海南也离不开周边省份和地区。如果过分依赖特区优惠政策和中央政府，那么海南这个温室的婴孩将很难长大。海南能够成为特区是和以深圳为代表的四大特区的成功建设一脉相承，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的产生和发展是符合当时中国的特定国情的。在僵硬的教条主义统治中国的年代，死水一潭的国民经济急需激活。以全新模式发展经济作为实验品的深圳等先头兵应运而生。尽管有着“杀出一条血路”的最高指示，但是前无古人的探索还是困难重重，但在海南建省前，这些特区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绩。
在海南建省12年后的2000年，尤其是经历了泡沫经济洗礼后的海南，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特区”是拯救海南的“法宝”吗？
NO。
处在世纪交替时的海南，也正是处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很多地区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烙印太深、惯性太大，还在执迷不悟地沿着计划经济的“金光大道”奋勇向前。而一些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却早已驾轻就熟地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蓬勃发展。
海南在观察，在思考。
对于海南而言，应该跳出海南看海南。如果海南和其他内陆省份一样，以内向型眼光看待自己，则海南就会辜负中央对特区定位的初衷。对于海南而言，不能按照常规省份的模式规划自己。如果海南和其他省份大同小异的话，那么海南就没有理解透中央对它的战略考虑。
只有站在整个中国的高度，只有放眼周边南中国和东南亚的版图，才具备规划海南的起点条件。
海南没有必要再喋喋不休的历数自己的所谓优势。海南真正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独特的海洋资源。
而这些在中国具有垄断性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区位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