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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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创始人创业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那些不可言说的隐秘交易，或者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选择创业团队的角度，还因为梁建章四人为中国企业树立了一个团队的榜样。
自序（2）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在《从历史看管理》一书中，浅谈了中国历史上的管理和组织模式。这些千百年前的模式，已与当今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大相径庭。然而中国传统的组织文化，却仍然影响着今天所有的中国人。
与一般人的概念相异，号称“大一统”的古代中国实际上一直存在两个组织系统：城市的系统和乡村的系统。前者是建立在“天命皇权”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后者是建立在广义宗法制基础上的乡村自治。所谓“皇权不下县”，是这两个组织系统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卷上，朝代更迭，政权交替，这两种组织文化却根深蒂固，连绵不绝。前者发展出“领袖型”的等级制组织文化，在组织中存在一个超乎常人的“领袖人物”，这个领袖人物成为推动组织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利益分配则是按照组织中的层级高低依次递减；后者发展出“家族式”、“同伙式”的组织文化，组织以血缘关系或者从血缘关系演变出来的“兄弟义气”为纽带，其利益分配按照组织中的亲疏关系依次递减。
两种组织文化各有特点，但并非泾渭分明，在现实中往往交融于一体。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企业中找到这两种组织文化的影子。
如果仅仅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的组织文化也许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时还会显示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极高的效率，这也是不少企业家迷恋带有集权色彩的军事化管理的原因。
然而，正如彼得R26；德鲁克所言，企业是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组织”。这意味着，企业的组织文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社会的面貌。虽然在这个国学抬头的时代里，很多人鼓吹中国式管理，但我很怀疑，在传统组织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是否能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带来正面作用。中国企业和中国社会，从来都不缺乏出奇制胜的妙招、争权夺利的谋略，缺乏的是契约精神，是对一纸合同的尊重，是按规则行事。
这正是梁建章创业团队可以垂范之处。他们尊重建立在股权基础上的投票权，尊重由此形成的董事会决议，正因为这种契约精神，携程和如家在几年时间里历经了数次人事更迭，却波澜不惊。特别是作为携程和如家开创者的季琦，能够按照董事会的决定，两次离开CEO的位置，尤其令人尊敬。
但是，习惯了中国传统组织文化的人却往往忽视了这个创业团队的真正价值，甚至做出相反的解读。我曾在媒体圈听到一种说法：季琦开创了如家，最后却不得不离开CEO的位置，他是个失败者。
我不知道在这些人眼中，什么叫做“成功”。但是我知道，本书描写的创业故事，是一个共赢的游戏：消费者获得了服务，投资者获得了收益，而创业者们，包括被一些人视为“失败”的季琦，则拥有了数以亿计的身家，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共赢的结局，不是源于中国几千年的权谋，而是源于契约精神。2007年2月，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了《跨越历史的河流》一文，认为“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这个看法也许过于悲观。冯仑自己也在文章结尾时写道：“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社会能不能突破自身的局限，跨越历史的河流，其希望，存在于无数携程和如家这样的公司之中。
朱瑛石
人物志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梁建章
他被称做“大头神童”，一个智力超群的上海人。梁建章出生于1969年，是四个人中成名最早的一个—1984年上海电视台就曾采访过这位开发写诗软件的初中生。初中毕业后，梁建章直升复旦大学少年班，一年后赴美留学。1989年，梁建章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拿到硕士学位，随即进入“硅谷狂人”埃里森的甲骨文公司工作。1997年，梁建章被公司派往上海，担任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因为工作关系，他结识了民营企业家季琦。1999年，他与季琦、沈南鹏、范敏一同创办携程旅行网。2001年年底，他提出投资创办经济型酒店—如家。携程和如家分别在2003年和2006年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06年1月，梁建章辞去携程CEO职务，留任董事局主席，随后前往美国游学。季琦
人们称他为“永不停歇的创业者”。季琦1966年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农民家庭，1985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并在这里度过了7年时光。如果算上他在读书时做的电脑生意，他已经有了7次创业经历：他在国营公司里开拓过新业务，为一家北京公司打开了上海市场，自己还开过一家公司。在1999年和2001年年末，他分别参与了携程和如家两家公司的创业，承担了公司早期的开创性工作，并担任过携程和如家的第一任CEO。2005年，季琦创立力山投资，主要投资开发酒店和商业地产，如今他运营着一家名叫汉庭的中档连锁酒店，他宣称，汉庭将是他创业的终点站。
与7次创业相比，季琦两次放弃权力则更令人敬佩。在2000年年中和2004年年末，他遵照董事会的决定，离开了携程和如家CEO的位置。
沈南鹏
一个从来不知道疲倦的投资者。作为一个1967年出生在浙江的上海人，沈南鹏身上混合了上海人的精明、谨慎与浙江人的进取和决断，他自称性格介于猫和狮子之间。
1989年沈南鹏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后到耶鲁大学攻读MBA，成为较早拥有MBA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沈南鹏在投资银行工作了7年，到1999年他参与携程创业的时候，已经位及德意志摩根建富董事。
拥有7年投资银行经历的沈南鹏熟知美国资本市场规则，在携程和如家上市过程中作用巨大。他的同事称他是“为投资而生的人”。2005年，他离开携程，加入美国红杉资本，成为红杉资本中国合伙人，频繁往来于中国各个城市之间，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范敏
1965年出生的范敏是四位创业者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同时也是最低调的一位。
他按部就班地从小学读到研究生，1990年自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著名的新亚集团，从基层一直做到新亚集团下属企业的总经理。
由于在国营旅游企业工作过十年，范敏对旅游行业有出自内心的热爱。他将旅游称为“崇高的行业”，把携程称为“崇高的公司”。1999年范敏与三位同伴创立携程之后，担任过副总裁和首席运营官，以其多年的旅游业经验和沉稳作风负责携程的日常运营。2006年，他继梁建章之后出任携程CEO。
第一章 回到上海（1）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1995年回到上海的季琦，和1997年回到上海的梁建章，这两个背景悬殊、性格迥异的男人，对中国有着完全一致的判断：这里的机会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看到这个趋势的不只是季琦和梁建章，当他们在那家上海菜餐馆中萌生开办网络公司想法的时候，已经有无数人走在了他们前面。
现在中国的创业氛围一点也不比美国硅谷差。
—斯坦福研究中心副总裁
格兰R26；瑞斯
1999：传奇的开端
一切传奇都始于一个平淡的开端。
1999年3月，上海徐家汇建国宾馆旁边一家新开张的上海菜餐馆里，两个男人正在喝酒。一个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头比常人稍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沉静清秀的气质；另外一个年纪略大些，留着板寸头，虽然戴着眼镜，仍掩盖不住豪爽之气。
“最近美国的互联网很火啊！”年轻的那位说。
“听说了。James，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不如我们也做个网站。”
“好啊！”
英文名字叫“James”的年轻人，是梁建章；年长一些的是他的朋友季琦。
1999年的互联网热潮中，类似的场景随处可见。这是1992年之后的又一波创业高峰，不管是在街头巷尾、地铁车厢还是酒吧茶馆，都能听到创办网站的讨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年轻人仿佛只有两类：一类已经创办了网站，另一类正在考虑加入网络大军。即使那些初出校门、没有任何阅历的学生，也会参考教科书，写一份像模像样的商业计划，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
梁建章和季琦的雄心壮志，只是那时无数创业梦想中的一个。与那些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天花乱坠的说辞的创业计划相比，这番对话显得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以后的成功，谁也不会记得这两个男人在餐馆里的“无聊”谈话。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丛林法则在商场同样适用。数年之后，当两个男人口中的网站，变成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携程旅行网，人们开始追寻这个商业故事的起点。有人说在美国硅谷的甲骨文（Oracle）公司总部大楼里，互联网圣地让梁建章、季琦和沈南鹏灵光闪现，定下了创办公司的计划；有人说在季琦家中，一班朋友“煮酒论网”，“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决意创建一个提供旅游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上海衡山路上的酒吧、静安寺旁的鹭鹭酒家，都成为演绎故事的地点。
凡此种种，只是大众的好奇心作祟。人们希望看到成功者不同寻常的开端，即便是他们做出最初决定的地点。在大众看来，这些地方虽然貌似普通，却也蕴涵深意。
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成功者们只是时间舞台上的龙套，让他们挥舞长袖的舞台，本身就是一个无人能够编写的精彩故事。在1999年3月，从梁建章和季琦吃饭的餐馆中走出来，会看到一条在上海浦西还算宽阔的街道，车流密集，让人担心不久的将来汽车会把这里变成一个无法解开的绳结。沿着道路向北，只需走上百米，就是美罗城百脑汇，这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电脑销售渠道之一，另外两个是广州天河路附近的广州IT一条街，以及大名鼎鼎的北京中关村。1998年6月百脑汇开业的第一天，这里涌进四五万名市民，他们在一天内甩下400万元人民币，买走了将近800台电脑。其后的时间中，这里一直保持着人头攒动的景象。
与美罗城隔街斜对，一幢气势宏大的Shopping Mall—港汇广场尚未完工，但它显现的模样已经让周围的商场相形见绌：数十级台阶通往宫殿般的拱顶商场，两边的裙楼如同手臂伸展开来，准备将所有向往中产生活的市民揽入怀中。港汇广场开业之后，立刻就成为徐家汇的标志性建筑。
但是，直到1999年年底港汇广场开业迎宾，它仍然是一项没有完工的物业。这个庞然大物的主要投资方—香港恒隆集团原本计划在商场之上建两幢高层写字楼，不幸的是，亚洲金融风暴让恒隆集团不得不暂时搁置这项工程。一直到5年之后，恒隆集团才有力量继续它的计划。
这个“半截子工程”，可以看做中国经济的隐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驾驶中国经济这架庞大机车的官员们对于加油和刹车的控制总欠火候。90年代初的高歌猛进留下一片烂尾楼和数年的经济调整，随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也间接影响到中国，至少它让恒隆集团暂时无力为这座商业宫殿加上两座“灯塔”。
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几乎还是封闭的市场，那场令全亚洲资本家胆寒的风暴只吹动了它的汗毛，数年的调整已经让它重振雄风，它只需要抖抖毛发，就可以飞奔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翻过1999年的日历之后，人们会发现迎来的不仅仅是新千年，还是一个经济爆发期。
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已经预示了未来。这一年流行一本名叫《格调》的书，它极力告诉人们，如何从一个有钱的暴发户，变成一个有品位的人。在上海，时髦女郎总是拎着一个装有《申江服务导报》的塑料袋，在这份一年前才创刊的报纸里，大量篇幅都只提供两种内容：小资们能够买得起的产品的广告，以及对她们买不起的产品的描绘。但她们不必气馁，很快她们就会发现，那些标有外文商标，意味着品位的东西，距离她们并非那么遥远。当我们回顾1999年，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变的开端：欲望的闸门已经完全打开，互联网把大众放到了一个可以同全世界比较生活质量的平台，再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人们被放大的胃口。在理想主义者看来，这甚至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而是一个用喧嚣掩盖空洞，以工具理性主导一切的时代。
但是在商人眼中，这一切都意味着两个字：机会。一个商人，假如没有感知，并且抓住这个机会，他就不配称做“商人”。
“电脑专业户”季琦
季琦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做商人，虽然他早已抓住过不止一次机会。
如果是一个相信神秘主义的人，一定会认为季琦是成大事者，因为这个人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