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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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独立，一种观念之成，皆以思想统一之而后然也。
名家之言，可考见者，大略如此。其传书，汉志诸子十家中，为数即最少，盖治其学者本少也。二千年以来，莫或措意，而皆诋为诡辩。其实细绎其旨，皆哲学通常之理，初无所谓诡辩也。然其受他家之诋斥则颇甚。庄子谓惠施“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史谈谓其“专决于名而失人情”。一言蔽之，则斥其与常识相违而已。孔穿之距公孙龙曰：“谓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此恒人排斥各家之见也。
第十章墨家
当春秋之季，有一蒿目时艰，专以救世为志者，是为墨子。墨家者流，汉志云：“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胡适之作九流不出王官论，于此数语，攻击最烈。此胡君未解汉志之说也。淮南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服上当夺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此说最精。清庙即明堂，见蔡邕明堂月令论。周之明堂，即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乃祀五帝之所，为神教之府。（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尚书帝命验）古代制度简陋，更无宗庙、朝廷、学校、官府之别。一切政令，悉出其中。读惠氏栋明堂大道录可见。古人制礼，于邃初简陋之制，恒留诒之以示后人。记曰：“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筧簟之安，藁鞂之设。”（礼器）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见史记封禅书），即此所谓茅屋采椽。明堂建筑，至后来已极壮丽（见大戴礼记明堂篇），而犹存此简陋之制，正是不忘其初之意。不忘其初，则所以示俭也。养老之礼，后世行诸学校。古辟雍清庙合一，故亦行诸清庙之中。选士本以助祭（见礼记射义），其行诸清庙，更为义所当然。顺四时而行，则礼记月令吕览十二纪淮南时则训所述之制。农牧之世，人之生活，全赖天时。其时知识浅陋，以为日月之运行，寒暑之迭代，以及风雨霜露等，咸有神焉以司之，故其崇奉天神极笃。久之，遂谓人世一切，皆当听命于天。月令等篇，条举某时当行某政，非其时则不可行。苟能遵守其说，则政无不举，而亦无非时兴作之事（如农时兴土功之类），国事自可大治。论语：颜渊问为邦，孔子首告以行夏之时，精意实在于此，非但争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也。此诚便民要义，而人之信守，则亦由于寅畏上天。观月令等所载，行令有误，则天降之异以示罚，其意可知。此等天神，皆有好恶喜怒，一与人同。若如其他诸子之说，所谓命者，于己于人，皆属前定；更无天神降鉴，以行其赏善罚恶之权，则明堂月令之说，为不可通矣。此墨子所以非之也。礼运：“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所谓“夏时”者，郑注以夏小正之属当之，而亦不能质言。窃意月令等书所述，正其遗制也。严父配天，事始于禹。见礼记祭法。鬼者人鬼，故曰右鬼。古诸侯多天子之支庶；虔奉大君，不啻只事宗子；而敬宗之义，原于尊祖，故曰“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也。吕览当染篇曰：“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此墨学出于清庙之守之诚证。汉志墨家，首列尹佚二篇。尹佚即史佚。王居明堂之礼，前巫后史。（见礼记礼运）故清庙之礼，惟史氏为能识之。墨学之出于史角，与墨家之首列尹佚，二事正可互证也。庄子天下篇言墨子称道禹，“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囗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今公孟篇载墨子之辞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此为庄子之言之诚证。论语：“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乃汉志宗祀严父之说；卑宫室，则茅屋采椽之谓也。节葬篇载墨子所制葬法与禹同，又淮南用夏政之注脚。此类尚多，孙星衍墨子注后序，可以参看。知汉志及淮南之言皆确不可易矣。
第44章 先秦学术概论（16）（）
又墨子非乐篇云：“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罄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勿式。”其辞不尽可解。然谓夏之亡，由启之荒于乐，则大略可见。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说正相合。后羿篡夏，史记不言其由。伪古文尚书谓由太康好畋，乃移羿之恶德，以植诸夏，殊不足信。观墨子楚辞，则知夏祚中绝，实由惠音沉湎。盖后世遂悬为鉴戒，墨子之非乐，亦有由来矣。
墨出于儒，亦有左证。墨子书中，与儒家相诘难者，为非儒公孟两篇。耕柱亦间见其说。而修身亲士所染三篇。实为儒家言。（修身亲士，与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相表里。所染与吕览当染略同）因有疑其非墨子书者。案墨子之非儒，仅以与其宗旨不同者为限。非儒上篇已亡。合下篇及耕柱公孟观之，其所非者为儒家之丧服及丧礼，以其违节葬之旨也。非其娶妻亲迎，以其尊妻侔于父，违尚同之义也。非其执有命，以申非命之说也。非其贪饮食，惰作务，以明贵俭之义也。非其循而不作，以与背周用夏之旨不合也。非其胜不逐奔，掩函勿射，以其异于非攻之论也。非其徒古其服及言；非其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勿击不鸣，以其无强聒不舍之风，背于贵义之旨也。此外诋訾孔子之词，多涉诬妄，则古书皆轻事重言，不容泥其事迹立论。又墨之非儒，谓其学累世莫殚，穷年莫究。然贵义篇谓：“子墨子南游使卫，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也？子墨子曰：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然则墨子之非读书，亦非夫读之而不知其要；又谓已知其要者，不必更读耳。非谓凡人皆不当读书也。其三表之法，上本之古圣王，实与儒家之则古昔称先王相近，而其书引诗书之辞亦特多。淮南主术云：“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说盖不诬。修身亲士所染三篇，固不得谓非墨子书矣。
墨子宗旨，全书一贯。兼爱为其根本。天志明鬼，所以歆惧世人，使之兼相爱，交相利也。不利于民者，莫如兵争及奢侈，故言兼爱，必讲非攻守御之术，正所以戢攻伐之心。而节用节葬及非乐，则皆所以戒侈也。非命所以伸天志，说已具前。尚同者，封建之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诸侯咸有所忌，而生民可以小康。自诸侯出，已不免连搂相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则不可一日居矣。故墨家之尚同，正犹儒家之尊君，皆当时维持秩序，不得不然之势。或訾其邻于专制，则彼固主选天下之贤可者而立之矣。故尚贤之说，与尚同相表里，而尚同以天为极，则又与天志相贯通也。惟经经说大小取六篇，多言名学及自然科学。在当日，实为高深学术，距应用颇远，与墨子救世之旨不符。盖古清庙明堂合一，明堂为神教之府。教中尊宿，衣食饶足；又不亲政事，专务遐思，遂有此高深玄远之学。史角明乎郊庙之礼，盖曾习闻其说而世守之。而其后人又以授墨子。此虽非救世所急，然既与闻其说，亦即传习其辞。正如墨子非儒，而修身亲士所染等儒家言，未尝不存其书中也。然则辩学由墨子而传，而其学实非墨子所重。今之治诸子学者，顾以此称颂墨子，则非墨子之志矣。诸篇虽讲论理，仍有发明兼爱之辞。（参看上章）孔子言夏人尚忠，墨经实其一证。而墨子之用夏道，更不足疑矣。
欲知墨子之说，必先明于当日社会情形，不能执后人之见，以议古人也。古者风气敦朴，君民之侈俭，相去初不甚远。而公产之制，崩溃未尽，生产消费，尤必合全社会而通筹。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以三十年之通。虽天子，亦必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可日举以乐。（此可见墨子之非乐不足怪）曲礼曰：“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祀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凶岁如此，况于民之饥，不由于岁，而由于在上者之横征暴敛，役其力而夺其时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世之人，习焉则不以为异，墨子之时，人心不如是也。古者地广人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星罗棋布于大陆之上，其间空地盖甚多，故其兵争不烈。疆场之役，一彼一此，不过如今村邑之交哄。倾国远斗，如楚阳桥、吴艾陵之役者，已为罕闻；长平之坑，西陵之焚，不必论矣。席卷六合，罢侯置守，非墨子时所能梦想。欲求少澹干戈之祸，惟望率土地而食人肉者，稍念正义而惜民命而已。此如今之唱限制军备，立非战公约者，孰不知其非彻底之论？然舍此，旦夕可行者，更有何法？岂得诋唱此等议者，为皆迂腐之谈乎？故执后世之事，或究极之理，以议墨子者，皆不中情实者也。
墨家上说下教，所接者，非荒淫之贵族，即颛蒙之氓庶。非如邹鲁学士之谈，稷下儒生之论，可以抗怀高义也。故其持义，恒较他家为低，先秦诸家，言天言鬼神，皆近泛神论、无神论。墨子所谓天，所谓鬼，则皆有喜怒欲恶如人，几于愚夫愚妇所奉，无论矣。兼爱之义，儒家非不之知。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又言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此与墨子所谓“周爱人然后为爱人”（小取）者何异？（孟子曰：“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亦与兼爱下篇“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则吾恶先从事即得此？”同意）然爱之道虽无差别，而其行之则不能无差等。故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若其毫无等差，试问从何行起。又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义兵二字，盖儒家论兵宗旨。吕览中孟秋仲秋季秋三纪，皆论用兵。开宗明义即曰：“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其下文又曰：“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盖儒家驳墨家之说也。夫兵不论其义不义，而但论其为攻为守，此本最粗浅之说。果以是为是非之准，彼狡者，何难阴致人之攻，既居守义之名，又有得利之实邪？且世之治，不治于其治之日，而必有其由始。世之乱，亦不乱于其乱之日，而必有其所由兆。战争者，人类平时积种种之罪恶，而一旦破裂焉者也。其事固甚惨酷，然不务去战争之原，而特求弭战争之事，不可得也。即能弭之，其为祸为福，亦正未易言。何则？既已造种种恶孽矣，不摧陷廓清之，终不可以望治；欲摧陷而廓清之，则兵终不能去也。吕览曰：兵，“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又曰：“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想。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之学者，多非乎攻伐，而取救守，则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其说实较墨子为圆足也。然墨子非不知此也。墨者夷之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滕文公上）。此与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说何异？非攻下篇，或以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难墨子。墨子以“彼非所谓攻谓诛”答之。夫攻之与诛，所异者则义不义耳。墨子又曰：“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孙氏曰：“效读为交。”）：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不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也。”则并以非攻为胜敌之策矣。然则墨子之论，特取救一时之弊，并非究极之谈。语其根本思想，与儒家实不相远。此亦墨出于儒之一证也。
儒家言兵，恒推其原于心。墨子则但就物质立论。其非攻之说，即较计于利不利之间。谓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之多。宋径欲说罢秦、楚之兵，而曰：“我将言其不利”（孟子告子下），亦是物也。兵争之事，看似出于权利争夺之欲，实亦由于权力执著之私。试观讼者，往往倾千金之产，以争锱铢之物可知。古代之用兵，不如后世之审慎；国事又多决于少数人，其易动于一时之意气，尤不待言也。史记律书曰：“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惰性之理也。”（此数语亦见淮南兵略训。淮南此篇，亦儒家言也）吕览曰：“兵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不用，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其说精矣。儒家之化民，重礼尤重乐，盖由此也。然兵争之事，固由一二人发踪指示，亦必多数人踊跃乐从。发踪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