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诡计全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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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战前各国“以邻为壑”造成的惨痛教训使得“抵制保护主义”的国际舆论贯穿这场危机的整个“行程”。200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将一条带有明显“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删除了，但是刺激额度却也被削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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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会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所以，自古至今，很多国家都试图保持国际贸易中的对外顺差，从而增加本国国民的收入。在这样的想法下，政府可能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采取贸易自由主义。
第35章 脆弱的价格联盟（）
现代的商家可谓精明，价格战多半是算计着老百姓捂着的钱袋，但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反而让老百姓得了实惠自己吃了亏。20世纪90年代的家电行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各个行业的本土公司都面临着空前的冲击。在彩电行业，外资企业更是率先抢占了中国的大半边市常与此同时，中国的本土公司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振兴民族工业成为中国企业共同的梦想。1989年，长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降价，发起彩电史上第一次价格战，“价格杀手”一出手就大有斩获，他的这一招让国产彩电夺回了从日本品牌中失去的部分失地。
到了1996年，长虹再一次在全国进行大规模降价，降价幅度一度达到30％。长虹的这股降价风暴顿时在彩电市场上掀起血雨腥风，国产彩电品牌随风跟进。康佳、tcl立即跟进，至此彩电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价格战正式打响。到1996年底，在全国的彩电市场上，长虹、康佳、tcl、熊猫等国产品牌已占到71。1％的市场份额，“洋强国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与此同时，摧枯拉朽式的价格大战也导致整个中国彩电业的大洗牌，由于过于强调市场份额，快速扩张，导致部分企业严重亏损，几十家彩电生产厂商就此退出：金星无光、牡丹花败、凯歌不响，从此销声匿迹。
1999年4月，长虹为扩大市场，突然宣布彩电降价，发起了第三次价格战，这给彩电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随即，康佳、tcl、创维达成默契，建立彩电联盟。直到4月20日下午，康佳仍表示不降价，但当晚康佳突然改变主意，搞得tcl、创维措手不及。4月24日，本来三方准备坐下来商讨降价后的进一步策略，结果又是康佳爽约，至此三方的攻守同盟即告破裂，价格战立刻蔓延开来。
如果说家电行业的前两次价格战是以树立民族品牌，振兴民族工业为目标的一场策略战，那么截至1996年底，国内的几家大的品牌就已经基本控制了70％的市场份额。巩固和维护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其利润应该是国内家电企业最重要的任务。但是以长虹为首发起的第三次价格战却不得不让人质疑：据统计，1996～2000年，彩电行业连续发生8次降价战斗，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彩电行业进入全面亏损。据有关部门测算，彩电价格战使国家损失147亿元；而一位彩电企业的老总则说，整个行业的实际损失最少200亿元。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对于扩大各自的市场其实并无多大帮助，反而削减了各自的利润。
价格战于人于己都不利，为什么家电厂商还乐此不疲呢？
我们用简单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来看：假设家电市场上现在只有两个竞争对手：长虹与康佳。他们面临的选择是降价或者不降价。如果长虹率先降价而康佳不降价，那么长虹会因为扩大了市场份额增加赢利100单位，康佳会因此而市场萎缩减少利润120单位。反之，如果康佳率先降价而长虹不降价，那么康佳会增加赢利100单位，长虹会减少120单位利润。如果两企业都降价，则都会减少80单位的利润；都不降价，就可以保持原来的销售利润。
运用我们在前面的矩阵分析，可以看出，“降价”是每个企业的优势策略：假定对方不降价，我降价可以增加100单位赢利，不降价可以增加0单位，故降价合算；假定对方降价，我降价会减少80单位利润，但是不降价会减少120单位利润，所以还是降价合算。因此，无论对方降价还是不降价，自己的最佳选择都是降价。
大家也许会想，如果这些企业联合维持价格不下降的话，共同的利润岂不是更高？现实中，这些企业也在努力突破困境争取合作。2000年6月9日，tcl、海信、创维、厦华、乐华、金星、熊猫等九家彩电企业“歃血为盟”，召开了第一次具有“垄断”意味的彩电联盟峰会，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价格联盟。结果到联盟的协议生效之时，大多数彩电商家仍然继续降价，使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当年8月，为了响应长虹，康佳在全国范围降价20％，撕毁本无约束力的联盟协议，价格联盟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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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场上，价格战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现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无论家电还是食品行业，我们周围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场接一场的价格战。
第36章 怎样才能产生合作（）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人们很长时间。大家都知道人不是天使，他们往往首先关心自己的利益。然而，合作现象到处可见，它是文明的基矗那么，在每一个人都有自私动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产生合作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在与他人的社会、政治、经济交往时的思维和行为。
最著名的回答是由托马斯霍布斯给出的。他悲观地认为，在有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国充满着由自私的个体的残酷竞争引发的矛盾，生活显得“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浅北。按照他的观点，没有集权的合作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一个有力的政府是必要的。
曾经有一位人类学家写了一个关于伊克人的故事：伊克人从前是在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民族，政府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国家公园，于是，他们为法律所迫，不再在山谷间打猎，而成了耕种于山岭薄地的农民。
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摧毁了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伊克人因此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他们六亲不认、极端自私、毫无爱心。
这些人似乎生活在一起，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
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他们常常笑，也就是常常有人倒霉。
伊克人因此成为文学上的一个象征，用来代表整个人类失去信心、失去人情味后的命运将是什么。
今天，世界各个国家在没有统一领导（联合国只是个协调机构）的情况下交往。因此，产生合作的必要条件就与国际政治的许多中心问题有关。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困境：国家往往通过那些威胁到其他国家安全的手段来寻求自身的安全。这个问题体现在区域冲突和军备竞赛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问自己还要请多少次那些从来不回请我们的客人来就餐。一个机构中的管理者为了得到一些回报而给另一位管理者提供帮助。一个得到绝密消息的新闻记者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消息而对来源保密。如果只有两个公司同时生产一个产品，一个公司定较高的价格是为了期望另一个公司也能保持高价，因为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当然消费者吃亏了）。
合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两个工业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自由贸易能给双方带来好处，因此，如果两个国家消除这些贸易壁垒都能受益。问题是，无论谁单方面采取行动消除自己一方的贸易壁垒，它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于本国经济的贸易状态下。事实上，不论一个国家如何做，另一个国家保持它的贸易壁垒总是比较有利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利益动机来保持贸易壁垒，尽管由此带来的结果比双方都合作差得多。
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损害整体的利益。为进一步了解大量的具有这类性质的情况，需要有一个方法来表示这些情况的共同点，同时避免陷于每个情况的具体细节，即著名的“囚徒困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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鹬蚌相争的故事我们都听说过，鹬蚌谁也不服谁，最后让渔翁得了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对手的背后，往往还有更大的、共同的敌人。
第37章 陷入困境未必是坏事（）
上面的几节使我们看到“囚徒困境”给我们的合作带来了破坏性作用，但是正如“有一利必有一弊”这句话，“囚徒困境”给我们带来的也并不全是坏消息。
在警察与囚犯的故事中，两位囚犯为不能合作而遗憾，可是我们就乐意看到他们不能合作。如果两个危险的罪犯通过合作逃脱了法律制裁，一定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同样，价格战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却可以降低消费成本，提高生活水平。而如果几个大企业联手或勾结起来形成对行业的垄断，合谋控制物价以谋求最大利润，我们就不能享受合理的价格。
从原则上说，政府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因为企业竞争不仅会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好处还会激励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这也是反垄断法出台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的辩论和漫长的立法程序，美国把原来垄断电话通讯市场的at＆t公司强行分割为几个公司。分割以后，由于公司之间的竞争，电话服务的价格很快就下降了一半，再加上竞争激励出来的技术进步，现在用电话卡从美国往中国打电话一分钟只要几美分。
我国电信产业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999年之前，我国电话服务市场长期是垄断的，人们老早就开始对这一行业的暴利现象提出质疑。1999年，中国电信实现收入2295亿元，较前一年度增长25％。有专家对电信的收费制度提出了疑问，根据当时电信收费的规定，消费者拨打电话，不足三分钟都要按照三分钟来缴费。有人计算了一下，电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费用高达266亿元。不仅如此，在我国许多地方，装一部电话不仅要花三四千元，而且还要排队等待不少时间才能装上。但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如果你要装电话，只需通知电话公司，马上就会给你装好，完全不用缴纳什么安装费。由于竞争，如果你把选择的电话服务从原来的公司撤出来转到另一家公司，新的公司还会给你奖励，比如说奖励你30分钟的国内长途电话费，再加一些小礼品。
2000年12月，我国电话服务市场开放竞争，国务院批准铁道部成立中国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通”），特许它开展固定电话通信业务。铁通一成立，开门第一招就是宣布电话的初装费是600元。在过去几年里，电话初装费一直是中国电信公司利润最稳定和丰厚的一块。在消费者的不断呼吁下，这笔费用从5500元下降到了1250元，却不肯再往下降。这次铁通冲了进来，中国电信的战略自然要调整，结果中国电信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取消电话初装费。铁通想从“垄断之碗”中大抢一把的算盘落了空，两家公司的竞争给了全中国消费者实惠。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来看，企业之间的垄断合作在许多情况下是不会被允许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复杂的世界常常给我们的管理带来很多的意料之外的结果。有些效果相反的例子，甚至具有悖谬乃至滑稽的色彩。
1971年，在“禁烟运动”的声势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在电视上做烟草广告的法律。令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一回财大气粗的烟草公司反应相当平静，并没有动用其庞大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阻止这个法律的通过。
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这项运动会使消费减少，使烟草公司的利润降低，可是为什么烟草公司不反对这项法律呢？
事实上，烟草行业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为了争夺市场，各大烟草公司都必须大做广告。为此，他们每年都要花费巨额的广告费用，这无疑降低了他们的利润水平。也就是说，如果烟草公司都不做广告，他们的利润要更高。可是，如果其中一家公司不做广告，其市场份额就会被其他公司抢走。这恰似一个囚徒困境：你合作，对方不合作，你就吃亏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广告就是优势策略。那么，烟草公司能否达成都不做广告的协议呢？不能，因为谁遵守了协议，就很可能被对手耍弄。
而现在好了，烟草公司之间不能达成的合作，由国家的法律促成，并且政府承担了监督的成本，起到了烟草公司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烟草公司又何乐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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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禁令违背了初衷，使烟草商们从囚徒困境中解放了出来。后来的统计资料表明：尽管烟草广告因受到限制而减少，可是烟草公司的利润却大大提高了。
第38章 不止有一条路可以解决困境（）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进退两难的局面，比如，面对权威，我们选择屈从则放弃了自尊，选择自尊就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选择与放弃之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呢？
囚徒困境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的理性行为可能会导致与其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这也是人类的悲剧所在。在囚徒困境中，要想避免两人都入狱的尴尬结局，除非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达到双方信息对称，信息充分共享的局面。具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