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惯、提倡国货为宗旨。那班少年学生个个踊跃活泼，对人恭敬有礼。
当然最可喜的是——“革命一革，把那班大人的绿呢大棺材，同太太、跟班的马弁，都不敢来污辱我吴山。上山觉得便了许多。”
可哭的是几个似士兵非士兵的士兵，不文不武，不死不活，口中都含了讨厌的香烟，在那里同卖香烟的贫苦儿为难。
可怜的是吴山上的乞丐，有无手的，无脚的，有手脚、眼睛都无的，其褴褛之衣、憔悴之容与游人中的粉白樱红湖绉，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的吴山是杭州的一个中心，远比现在热闹，繁华不在西湖之下。飘萍的这则随笔发表在《汉民日报》1912年2月23日，活生生地画出了新旧交替之时的杭州，特别是其中传达出的那种新气象，让我们在近百年后依然有身临其境之感。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作为一个报人，邵飘萍（那时叫邵振青）最值得我们肯定的就是他敏锐的洞察力，这一点，他初登新闻舞台就显示出来了。1911年12月18日，他在杭州《汉民日报》驳斥严复所谓“人民程度未至，不适于共和”的国情论。1912年1月19日，他在时评中说：
袁氏『奸』人，多诡计，苟闻其能使清帝退位，即信其赞同乎民军，而北上之师缓不进发，且欲认专制魔王为吾国总统，则袁氏将挥北方残虐无理之贼兵，实行以暴易暴之举动。此时共和安在？民国安在？革命成功安在？
1月22日，他的时评说得更直接——“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到2月24日，大局已定，他说：“昔之病袁，非有仇于袁之个人也，为大局也，袁能顾大局，自可受人民之委任以为总统，然苟袁氏今后之举动有稍负人民之委任者，则振青仍当以秃笔诛之，非谓一为总统即神圣不可侵犯也。”
新生的民国舞台上，到处都是让他愤怒和不平的烂事。但他决心以报为媒，不断地报道事实真相，将假共和变为真共和。从西子湖头出发，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邵飘萍（1886—1926）生于浙江东阳，在杭州前后只生活了5年多，但这几年对他的一生来说是关键的。正是在杭州求学的3年，他确立了新闻报国的志向，在《汉民日报》的2年，则是他在新闻舞台上最初的演练。
1906年，他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梁启超的文章曾让他如痴如醉，他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入学不久就开始为上海的报馆做“访事员”（通讯员），常写些杭州或金华的通讯稿。他的浙高同学中后来从事新闻事业有成的还有陈布雷、邵元冲，但只有他一人以新闻事业终一生并以身相殉，其他两人都是中途弃文从政。在同学张任天（后来一起办《汉民日报》）记忆中，他在浙高期间，“喜欢写稿，便外出到处采访，连鸦片馆也去。他的文章写得既快又好，我们都很推崇他。”陈布雷回忆录中提起当年的同窗友好邵飘萍，称誉他“才气横溢”。
大约1908年春天，杭州各公立、私立学校在梅登高桥体育场联合举行运动会，在图画教师包蝶仙的指导下，邵飘萍等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正式办报的一个小小前奏曲，张任天回忆说：“这次运动会，由于我和邵飘萍、陈布雷三人不爱运动，所以都没有参加竞赛项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三人一合计，就办了个《一日报》。因为运动会只开一天，所以就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分了工，陈布雷为编辑，我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一日报》为16开蜡纸版油印而成，……分发先生、同窗和社会名流，很受大家的欢迎。这是我们三个人办报生涯的开始。”陈布雷也说这是“练习新闻事业之始”。
早在少年时代，邵飘萍就在金华和革命党人、办过《萃新报》的张恭有过接触，他认同光复河山、创立民国的革命，对秋瑾始终怀有敬意，曾与秋瑾通信，而且很可能在杭州求学期间见过秋瑾。1911年12月31日，民国诞生的前夜，离秋瑾被害已有4年多，他在《汉民日报》发表的随笔中说，当时他翻捡旧物，见到秋瑾昔年写给他的亲笔信，感慨难已：“尝忆接到此书时，距秋女侠之死已半月，初闻之而大惊，继审视邮票上之月日，知为秋女侠被害之前五日所发者，欲寄回书，已无从寄矣。呜呼！”但他对新闻抱有更强烈的兴趣。清末民初的普通社会心理对报纸从业者十分鄙视，被看作“不名誉之职业”，受到官场仇视和社会轻薄。这些邵飘萍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说，社会之所以不重视访员，一半是由于缺乏对新闻事业的重视，一半是由于访员大多数缺乏新闻知识和训练素养，其中有许多不能自重人格的不健全分子。正是从黄远生和邵飘萍开始，真正提升了新闻记者的地位。
邵飘萍在杭州读书时开始为上海老牌大报《申报》撰写通讯，毕业后回故乡金华任教，仍继续撰写通讯，被聘为“特约通讯员”。1911年11月杭州光复，他应老报人杭辛斋的邀请，出任《汉民日报》主笔，1913年初杭辛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由他全面主持《汉民日报》笔政。期间，他为上海《申报》《新闻报》做地方通讯员，1912年1月起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并被推为全省“报界公会”干事长。
《汉民日报》本是浙江军『政府』的机关报，提出言论宗旨是“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杭辛斋任经理，日出对开两大张，广告、新闻各占四个版。新闻版先后有公告『性』质的启事、要件、专电，及时评、专电、译电、要电等新闻、读者来稿、副刊等。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是邵飘萍短小的时评、随笔，他为新生的民国歌与呼，自始即对袁世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表现了一个报人的敏锐洞察力。他在短评中对孙中山的让位、袁世凯的狡诈、趋炎附势的议员、当地的权贵都有尖锐批评。1912年3月16日，袁世凯刚下了一个禁绝贿赂令，他马上在《汉民日报》来一句“请自大总统始”。他直斥“交通卿”梁士诒是“卖国之贼”，“民政卿”徐世昌“昏庸无知”。
《汉民日报》是邵飘萍进入新闻界的第一个平台，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经出手不凡，因笔锋犀利，“为时人所重”。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些题目就知道了——《正告财政司长》《今日之灾与他日之灾》《省检事长亦应停职》《不知法律之省法院长》《敬告官厅》《请省检事长自请停职》《为天职报被毁敬告检厅》等。从1911年11月5日至1912年11月30日，他在《汉民日报》发表大约186篇文章，大多是短小精悍、笔法老辣的时评，到1913年春天宋教仁被刺，舆论环境恶化，他的尖锐评论只能在《申报》发表。
当然，他的批评矛头所向主要还是当地的权贵势力。1912年4月11日他就直言：“浙省光复，秩序之安宁为他省所未有。然光复以后，措施无方，百举俱废，财政紊『乱』，即其一端。府司多滥竽之才，人民有饿死之惨。衙署俱备，不见进行。经费徒耗，国无裨益。前途之危，有岌岌不可终日者。”
他讽刺官吏丑态，“未得委任状以前，东奔西走，到处钻营，政界之消息，亦若甚为留意。及委任状到手，便影子都不见。问之其友，曰：雇长班，凭公馆，接老婆去了。”
1912年3月，浙人与洋人发生莫干山、宝石山风波，邵飘萍批评权贵强占风景名胜之地：“近来以来，各处名胜膏腴之地，类多为豪强所占有。如王省三、盛宣怀、崔永安等，无不各购有广大之地产。”
时任浙江财政司签事的虞廷恺，官虽小，权很重，“种种腐败恶劣行为，久已脍炙人口”，1912年5月8日到12日，邵飘萍秉笔直书、连写多篇时评予以揭发，毫无顾忌。他甚至讽刺浙江当权者朱瑞和袁世凯是“猪”、“猿”一群。
第37章 登临吴山——邵飘萍的不归路 （2）（）
《汉民日报》时期，他对办报有了一系列清晰的想法，并坚持这些信条：“报纸对于善事，有引导维持之责任；对于恶事，则有监督纠正之责任。或赞扬，或痛骂，皆尽应尽之责任，无丝毫成见于其间。”他后来回忆：“愚初办报之时，系在浙江，当时革命以后，军人势力弥漫政界，凡有攻击彼辈之新闻登载后，每来函请将原稿及访员交出，以便直接加以惩创。”他一概予以驳回，表示一切都由自己负责，“至于原稿及访员姓名，无论何时何地，照例向不示人”。这是他一直引以自豪的事。1912年5月10日他提出：“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为此他不怕吃官司，不怕当局唆使流氓深夜潜入报馆纵火，不怕街头寻衅，不怕遭刺客暗杀，不怕被捕下狱，并在《汉民日报》短短二年间一一体尝。
先是他的《省检事长亦应停职》《不知法律的省法院长》等时评，因为揭『露』知法犯法的司法官员受贿、狎『妓』等丑闻，而被告上法庭。他出庭对质，用铁的事实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法院被迫宣布“原告不能成立”，将诉状退回检察厅。
再是1913年6月12日，原浙江《自由报》（后易名《南强报》）总经理许畏三当上浙江省检察厅厅长后，因《汉民日报》在报道和评论“九花娘聚赌案”“共和春殴斗案”等丑闻时涉及他，悍然派法警拘捕邵飘萍。邵飘萍不仅不逃，而且从容面对审讯。当月15日，《申报》刊登庭讯实况。26日，浙江杭县地方审判厅驳回许畏三以检察长名义提起的公诉。《申报》评论批评许畏三：“《汉民日报》邵振青一案，……是许畏三已居于被害人地位，以被害人资格，自己拿人，自己起诉，是以检察厅长之名义，办自己私人报复之实事，益坐实其滥用职权之罪”。
陈文浩在《我所知道的浙江都督朱瑞》中回忆，“时杭州之《汉民日报》为民党机关报，邵飘萍任编辑，笔锋尤犀利，对于袁世凯『政府』及朱瑞，极尽嬉笑怒骂，与《之江日报》成对敌，朱瑞颇优容之。”最终朱瑞也容不下他。邵飘萍回忆，从1911年11月至1913年8月，他在《汉民日报》“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
1913年8月10日，邵飘萍以“扰害治安”、涉嫌参与讨袁的罪名入狱。被捕之前，杭州《天钟报》《平民报》《浙江民报》等被朱瑞下令查封，《浙报》受到停刊三星期的处分，他还以全省报界公会干事长身份要求当局缩短《浙报》停刊期限。如今他连自己的报纸也保全不了，8月17日，《汉民日报》以“诋毁中央”、“包庇『乱』党”、“于地方治安有害”等罪名被关闭。
当年12月，他一出狱即离开杭州，不久东渡日本。1922年9月16日，他和胡适吃饭时，说起民国初年在杭州办报、入狱9个月的情形，胡适日记中认为“很有趣味”。
1915年，邵飘萍应上海新闻界之邀回国，以“阿平”等笔名在三家重要报纸执笔，与西南的护国军遥相呼应，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大张挞伐，对附逆者、观望彷徨者也绝不放过。对故乡浙江态度暧昧的当权者、议员一样如此。4月16日、17日、21日，他接连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敬告浙江倡议诸公》《休矣屈映光》《敢问浙江参议会诸公》等文。17日，受袁氏重用的朱瑞失踪，摧眉折腰事袁氏的政客屈映光掌权。他在文章中指出，国人既不能容袁，浙人又怎么可能容得下屈氏。5月6日、7日、8日，当浙江独立姗姗来迟，他在《时事新报》又发表《浙军之荣誉》《浙局与政客》等多篇文章。
袁世凯倒台不久，7月31日，邵飘萍出任《申报》驻京特派员。离开上海前，他到近3年前被迫匆忙离开的杭州。此后6年他或在北京办报，或亡命日本，未到过杭州，但一直关心着故乡的一切。1920年12月27日，他在《京报》发表《浙人治浙乎？》，1921年6月24日，他在《京报》发表《浙江省宪之悲观》，热切关注家乡的地方自治。那一年，浙江督军卢永祥等各地军阀政客纷纷打出“以省宪定自治”、“废督裁军”等旗号，6月20、23日，他在《京报》发表一组漫谈：“卢永祥自言以两电促浙人自动之制宪。既曰自动，何以有待于促？此之谓‘督促自动’。”“卢永祥硬学得‘自治分权’四字，居然大演其说，又声明前电乃是‘建议’，绝对不是‘独立’，可见卢氏自命还是中央管辖的督军。”他指出，督军所辖的军队是国军还是省军，如果是国军，那么要以全省的财力来养国军吗？或者将卢和军队送还中央，浙江不给军饷？“自治分权之利害虚实全在此点，若此点不先解决，其余文章，且莫谈罢。”
一年后（1922年6月20日），邵飘萍动身南下杭州，离京前夕，正值卢永祥高唱“废督”口号，他与浙江旅京的政客界名流孙宝琦、王正廷、汪大燮、王家襄、钱能训、屈映光、沈瑞麟等人聚会，大家一致赞成“废督”。
6月23日，邵飘萍回到阔别6年的杭州，当天《申报》以《邵飘萍由京返浙》为题作了报道。此行他除了采访、了解浙江局势，还有在杭州设立《京报》分馆的计划。此时离他手创《京报》已有4年，正处于新闻事业的颠峰。当天上午，他与浙江省省长沈叔詹会谈，第二天与宪兵司令马懋勋、警务处长夏定候、稽查处处长吴玉璞以及省议会议长、副议长会谈，并与“废督”后就任“军事善后督办”的浙江头号人物卢永祥会谈。会谈之间，他耿耿于怀的是——“于保持安宁秩序方针之下，仍须渐进以应世界之『潮』流。”邵飘萍认为，国人对政治本来没有多大兴味，“惟社会经济亦在与政治有关，且如各派暗争以及调兵遣将预备私斗之消息，最足使国民寝食不安，故日内江浙人民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