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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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一度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张通典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抱怨陈三立和当初在武昌时“议论明通相反”，“判若两人，尤不可解”。他们的分歧有些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谭嗣同在《湘报》上赞美过康有为。很明显，陈氏父子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地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杨锐，就是为了下一步推张之洞。在他心目中无所谓新旧，没有新党、旧党之见，只知道要应时势而变。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在附片中他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他的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
1898年的百日维新转瞬即逝，“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不无异议。陈氏父子也并不认同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认为，不能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来代替“政治家现实的变革”，在内心深处不赞同激进变革的思路。和康有为等人相比，他们的步子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路线而同时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问题在于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只是个异数，可惜偏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1900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试图发起勤王运动，电报密码“人名”类中有“333三立”的字样，这个“三立”不知是否就是陈三立。据说陈三立与组织自立会、计划在长江起事的唐才常也有联系。这一年正好是他父亲陈宝箴猝然去世的年头。物换星移，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阅尽沧桑之后，把酒换盏，他们毕竟同为戊戌维新党人，都是“先帝旧臣”，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徜徉湖山园林之间的身影。陈三立有诗《过康更生辛园寓所庐》，“重逢历十九年余”、“为世杀身宁有补”是其中的句子。几年后（1917年）康有为60寿辰他送去贺联，康有为70岁时他又写下寿诗。
不过，从刘成禺笔记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袁世凯称帝时，日本企图拥宣统复辟，在青岛的皇室旧人（包括康有为在内）一致赞同，而上海以遗老自居的陈三立等人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张勋复辟，陈三立等也认为“此事宜大大谨慎，否则皇室待遇，必出奇变。段祺瑞自命开国元勋，北洋兵权尚有把握，安保无事”，所以对整个复辟“未多参与机密”。
自戊戌政变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才和他在南京重逢。陈在“散原精舍”设下酒宴，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启超大开酒戒，开怀“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当年往事，禁不住“欷殻Сぬ尽保诵牟灰选３ど呈蔽裱醚田傻脑缡乓鹆怂俏尴薜纳烁校峭鞠ⅰ敖癫豢筛吹靡印薄�
梁启超北还，他以“『性』情肝胆中人”作诗赠别，“旧游莫问长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诗中有幸存者的苍凉意味。陈、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对方，1926年梁启超给爱女的信中还提到“陈伯严老伯也患便血病，但他很痛苦，比我差多了，年纪太大（72了），怕不容易好。十年以来，亲友们死亡疾病的消息，常常络绎不绝，（伯严的病由酒得来，我病后把酒根本戒绝，总是最好的事。）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陈三立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在上海发起公祭。阅尽兴亡之后，陈三立超越了对康、梁的恩怨，他们毕竟都是维新梦中人。他们晚年的交往，凸显出内心深刻的无奈和时代的沧桑感。
陈三立最终是个诗人，是前清的守墓人，他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漫长的后半生，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州袖手人”。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为营造和谐气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他一一拒绝。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
清朝垮台以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陈三立是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是个古董，已然是属于过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他与谭嗣同同为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他的嘲讽，也从某个侧面见证了他当年的事业和梦想。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显赫一时的家族也多矣，但多昙花一现，能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的，实在少之又少。与陈寅恪交情很深的吴宓有一番中肯的评价：“……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陈三立生于1853年，他一生的主要功业是1895年到1898年辅佐父亲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他是1889年的进士，曾担任吏部主事，不久辞职南下，先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1895年8月，陈宝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有了独当一面、一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虽然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他以公子身份协助父亲，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具体事务。当时很重要的矿务总局，他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发原（源）于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
湖南新政因时势而成，是一批有热情、有才干、有追求的人物因缘际会造成的，陈宝箴当然是中心人物，陈三立同样不可或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陈三立为湖南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不是凭空的想象。正是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这“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聚集于湖南一隅，成为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湖南学者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盛赞陈宝箴“识见为当今所无也”，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以湖南为天下富强之先，并与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联成一气，以撑东南大局。
在他们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武备学堂出现了，算学堂、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等新生事物不断冒出，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第7章 “维新公子”陈三立 （2）（）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培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意识，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这个“南学会”，特别是那种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他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过那场考试的章士钊、杨树达等人回忆，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请了梁。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陈三立说自己第一次读到《时务报》，“心气舒豁，顿为之喜”，认为“必能渐开风气”，此前他听说梁启超“乃旷代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无论是选学生还是请先生，都显示了陈三立不寻常的见识。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重逢，谈及蔡锷，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来考时务学堂时只有十四岁，文章不通，已经被排除在录取名单外，是他看蔡锷年少特别录取的，后来果然有大成。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阻力一直存在，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长沙人徐树铭在保守派的怂恿下，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要求责令撤换梁启超，另外请人主持时务学堂。6月22日，杨深秀上折（康有为代草）请褒扬陈宝箴，当天光绪称许陈“锐意整顿”。到7月29日，杨深秀再次上折（康有为代草）《请奖陈宝箴折》，同日光绪帝的上谕要求陈“务必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实际是督促陈不要有所退缩。
同年6月18日，陈宝箴保荐了“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的17人，其中包括杨锐、刘光弟、陈宝琛等，刘光弟与他素不相识，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陈宝箴想不到，正是这次举荐将为他们父子带来灾难。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来，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还致电荣禄，希望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江标、熊希龄。据说这已是荣禄、王文韶在慈禧太后面前苦求的结果，否则他也有发配新疆的可能。
在移交完湖南巡抚印信后，陈宝箴一家踏上了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三立忧国之念虽未泯灭，从此“不再与闻政事”。当年陈寅恪只有9岁。1965年与1966年，离陈寅恪生命的终点已近，他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祖父和父亲亲历的维新事业和悲剧命运有过冷静的记述。湖南新政的实绩确是陈氏父子齐心协力造成，梁启超说陈宝箴在湖南的治绩“多其（指陈三立）所赞画”。他们父子被罢黜后，有人以为陈宝箴为儿子所误，王辏г颂鞠ⅰ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