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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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0月22日，英国伦敦的《世界报》（theglobe）刊登了孙中山被捕的消息。10月23日的《利兹莫丘利报》转发了前者披『露』的内容：
去年11月，清朝『政府』得到了一个秘密抓捕两广总督的情报。这个密谋的终极目标是推翻大清王朝。反叛者们声称，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国在过去几百年明显变得更糟糕，除非这个王朝被推翻，否则国家事务没有改善的希望。反叛者们将抓捕两广总督（时任总督谭钟麟）作为实现其革命目标的重要的第一步。
为了抓捕这位总督，他们将四百名劳工从香港送往广州。而这个秘密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泄『露』。这些苦力抵达广州似乎太早了。官方起了疑心，结果是十五名头目被逮捕并被斩首。其他人似乎逃跑了。一位名叫孙中山的绅士逃到了美国。他是一名医生，在香港很有名。后来，他来到了伦敦，在格雷旅馆路（graysinn…road）附近租了住处。星期六，他出了家门，但没有回到住处。据说，他已经被绑架，并被带到了中国公使馆。
同日的《利兹莫丘利报》还转发了伦敦《中央新闻社》对这起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
《中央新闻社》证实了《环球报》特稿的真实『性』，并且称，英国『政府』和英国警察在这件事上都无能为力。孙中山已经被囚禁接近两周。他的朋友们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幸运的是，他有几位朋友在伦敦。他的朋友多数在美国。
根据伦敦《中央新闻社》的调查，1895年抓捕两广总督的行动失败之后，共有11名头目被捕，所有人都招了供，但招供之后都被斩首。孙中山被认定是这次阴谋的最高首脑。在他离开香港前去美国的途中，『政府』间谍一直尾随，跟踪到了伦敦之后才下手。
1896年10月11日，星期日，孙中山正在伦敦波特兰大街上行走之时，两位华人突然过来搭讪。他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与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有关联，于是就跟他们聊了起来。这两个人邀请他去他们的住所喝茶，他毫无防备地接受了邀请。不幸的是，这两个华人的住所就是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孙中山被关押了起来。
伦敦《环球报》和《中央新闻社》披『露』这起事件之后，西方媒体媒体纷纷进行转载，比如，英国的《每日新闻》、《利物浦莫丘利报》、《图片报》，美国的《旧金山报》、《纽约先驱晨报》、《夏威夷公报》、《纽约时报》，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阿尔戈斯报》以及《西部邮报》等。
这起国际『性』事件的最终结果是，10月23日，孙中山被释放。10月24日，伦敦《每日新闻》用一整版报道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其中有关孙中山被释放的过程的内容大意如下：
昨天下午5点，孙中山重获自由。这是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进行营救的结果。在过去这些天里，孙中山被强制关押在波特兰大街上的中国公使馆中。被关押者的朋友坎特利博士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内政部长里德里爵士，后者与外交部（当时的外交大臣由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兼任）作了沟通。最终，英国首相严词要求中国驻英大使立即释放孙中山。在与北京电报沟通之后，中国公使馆很快释放了这名囚犯。
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中国公使馆成为关注的焦点。使馆门口和对面的走道上聚集了一些人，而两三位摄影师已经将照相机已对准了公使馆的窗口。大家已经知道孙中山将要被释放，都想一睹其风采。
最终，孙中山在伦敦警察厅贾维斯探长（detectiveinspectorjarvis）和『政府』代表的陪同下从后门离开。他立即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主题。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住进了他的朋友坎特利博士的家中。坎特利是香港西医书院的院长，孙中山在医学院学习期间与他成为了朋友。当天晚上，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对孙中山进行了采访。两个人有对话如下：
“对不起，坎特利博士还没告诉我您代表哪家媒体？”
“《每日新闻》。”
“那么，”孙中山脸上带着微笑，“我将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东西。”
在说话的同时，他拿起了半张报纸，上面有用墨水写就的一行字，内容如下：
“这条讯息将告诉公众，我，孙先生，已经被中国公使馆绑架七天，并将从英格兰偷偷运往中国处死。任何捡到这张报纸的人，请将它送到德文郡街（devonshire…street）46号詹姆士·坎特利博士处，以期营救。”
报纸的背面也写了几个字：“请看另一面。”
“那就是你被囚禁时写的？”
“是的。我把它扔出了窗户。”
武昌革命爆发3个月之后，清王朝行将就木之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公使馆看守孙中山的狱卒乔治·科尔（georgecole）在了解这名囚犯的背景之后，曾经三次帮助他传递消息给坎特利。
可以确定的是，这起事件引发的舆论关注会让孙中山进一步评估利用西方媒体的可能『性』。事实上，通过查阅西方媒体对孙中山的报道可以发现，1896年10月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孙中山基本没有出现在西方媒体的视野之中，而在此之后，他成为了西方媒体的宠儿。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双赢的默契合作。西方媒体可以通过报道这位神奇的政治领袖而增加报刊的卖点，孙中山则借助西方媒体的资源宣传其政治理念，并通过这种方式网罗同道。
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孙中山不失时机地向西方人解释了“兴中会”，展示了清朝『政府』的残暴。
在前文提到的两位在波特兰大街与孙中山搭讪的人之中，有一位自称姓唐。孙中山被关押之后，这位唐姓者曾去探望孙中山，并告诉他一个消息，如果公使馆不可能将他活着偷运出境，就会先杀死他，然后在他的尸体上涂油以防腐，然后运回中国再度执行死刑。孙中山将唐姓者所言告诉《每日新闻》记者。
“对死尸执行死刑？”我忍不住惊呼。
“噢，是的。”孙中山回答说，“清王朝的惩罚不放过死者。”
“你是白莲教成员吗？”
“噢，不，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组织。我们是一个新的组织，仅限于教育华人，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海外。”
“你们组织的一些成员已经被处死了吗？”
“是的，大约十二个。在清朝，他们砍掉一切冒犯清廷的人的头颅。”
第62章 国民教化，筹款！（）
1896年离开伦敦之后，孙中山去了加拿大，而后去了日本，并在那里停留了两年。他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日本军政界要人，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人士有过接触。1900年惠州起义之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国民的教化之中。
澳大利亚《西部邮报》将孙中山称做革命的“传教士”。1904年9月24日，这家报纸引述了一段孙中山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
我走遍了世界，教化，再教化。我每年回中国一次。哪里都有人在监视我，但我从不用同样的方式来伪装自己。我必须回去作报告，可能终有一天他们会抓到我。那又如何？我就一个人。我们的目标是共和，或至少是君主立宪。我们将绝不停止，直到我们实现目标。我们何时开始的？我们最早开始于中日战争时期。在义和团时期重新开始。我们是机会主义者，因为目标决定手段，我们会使用一切武器，论争或者武力。
是的，中国正在觉醒，我们党日益壮大。它绝不会死，它不能死，它随时都可能强大到足以成功。谁能说得准呢？
我们害怕吗？真正的中国人不知什么是害怕。我们被误传了。我们的工作得到广泛支持，但我们不求回报。我们是旧党派，也是最新的党派。我们现在正要改革我们最古老的社会。哈，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并为之从容赴死。没有自由的生命毫无意义！自由之路将如何实现？改革者的绞首架难道不是人类解放（humanemancipation）的里程碑？我们深信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正在觉醒。
西方人对孙中山的革命勇气极为赞赏。正如《莫丘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五万块大洋，死还是活？这是清朝『政府』愿意为抓捕孙中山博士支付的价格。”
1904年9月，重回伦敦的孙中山在接受《每日纪事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他的宣传革命之路的危险和艰辛：
我一直在清朝『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工作。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开展工作有多么艰难。当我经过美国华盛顿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通告在美所有华人，禁止他们与兴中会发生任何关系。如果他们响应我，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和亲属都将被逮捕入狱，并被砍头，他们的财产将被充公。
这个实例说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梁诚曾留学美国）原本不会做出这样一种野蛮的行为，除非他想通过谄媚清朝『政府』以保住其大使职位。
孙中山在与《每日纪事报》记者进行对话时，向世界宣告反清革命成功的必然：
“我无需多谈这些暴政。但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即满族人目前只有不到500万人，而汉人则有不少于4亿。”
“这么说，革命将很容易了？”
孙中山笑了。“一旦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说，“它将是物质力量的运动，将把这群腐朽的官员清扫出这个国家。即便是对亚洲事务的认识最为浅薄的人都知道，所有麻烦的根本，是满洲『政府』的虚弱和腐败。”
通过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媒体的报道，西方人早已对清『政府』的腐败有着深刻的印象。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印象因为英国海军少将、议员查尔斯·贝里斯福德勋爵的中国之行而进一步加深。1899年6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述了这位勋爵对清廷腐败程度的评论：
清朝『政府』官员几乎普遍都很腐败。各省的各级官员的俸禄很低。他们就任前经常不得不支出大笔贿赂。他们从银行或亲友处借入这笔钱。结果是，为了偿还这笔债，他们在职期间尽一切可能去搜刮金钱。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为保留自己的职位而行贿，并且要为退休后的生活打算，因而需要搜刮更多的金钱。事实上，除非他们被降职，他们通常会成功地敛财。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其税收程序上的漏洞。
至于军队，每个省份、每支军队在薪水、食物和服装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体制。在有些军队，士兵要自己支付吃穿花费。也有些军队，士兵能领到军饷和服装。这件事完全取决于军队统帅。因为军队统帅们与各省官员一样，俸禄很低，他们要在领兵期间榨取大笔金钱。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问了其中一位军官他麾下有多少士兵。他告诉我有一万人。而我能确定他麾下只有八百人。他的做法在中国很普遍。他只有八百人，却以一万人的数目去要军饷。如果上面要检阅他的军队，他就以很低的价钱雇佣苦力临时充数。检阅官对此心知肚明，但他已经被打点好了，因而会向上汇报说“军容很好”。
清朝官员私吞救灾款的丑行，也被西方媒体记录在案。1892年9月4日，《纽约时报》以《中国狡猾的伎俩》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救灾官员私吞外国人捐助的救灾款和救灾物资的恶行。文章写道：
两年前，海河泛滥，淹没了周围村庄……导致数千人死亡以及数百万美元财产的损失。外国人捐助了大笔资金和必需品，并送到了中国，以减轻不幸的中国人的痛苦。这些大批捐助物资送达之后，很多熟悉腐败的清廷官员的伎俩的外国居民抗议将这些慈善捐助交由官员们分发，他们的建议将这些物资交给一个由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再由他们分发给可怜的、不幸的灾民。他们认为这是更合适、更安全的办法。
在接受《每日纪事报》采访时，孙中山曾从地理和阶级属『性』上分析革命的可能『性』。他说，在地理概念上，中国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部分，南方人更易于接受革命理念，“因此，南方将首先响应革命的号召”；在类似阶级概念上，中国人可分为赞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调动的农民以及准备接受革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报纸是孙中山最为倚重的革命工具。1905年3月20日，澳大利亚《莫丘利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述孙中山的话说：“目前，我们的首要武器是报纸。在世界各地，我们有大约20家报纸致力于宣传我们的主张。其次是教育。仅日本就有3000名中国学生，几乎每个人都赞成改变。再者，我们在全国各地有数千名代表（agents，亦有间谍的意思），他们致力于教育民众，让他们为大起义（thegeneraluprising）作好准备。当时机到来时，我们将有10万可用之人，可能更多。”
正是通过报纸的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他不仅争取到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更争取到海外华人资本家的资金支持，以及国内各省许多军界人士的支持。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孙中山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募集革命资金，其一是直接向海外华人资本家募集资金，其二是以海外华人资本家的资产以及革命『政府』的信用作为抵押向西方银行进行贷款。《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封孙中山于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前写给某位纽约银行家的书信提到：
至于海外华商担保贷款事宜，曼谷的一家银行和三家碾米厂、新加坡的一些商人、马来西亚的三位矿主愿意提供担保。他们的资产总共约计2000万美元，或400万英镑。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我们需要50万英镑（约250万美元）的贷款以完善我们的组织，使我们有能力在第一次起义即控制住至少两个富裕的省份。在获得此立足点之后，我们将建立一个临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