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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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现象，发现一丝曚曚昽昽的曙光，自从坐上了“红革联”第一把交椅，他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专车、秘书和警卫都有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又缺乏过人特长的人，在处级的位子上累死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实际利益。他不喜欢轿车，只对吉普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车型最适合军人，尽管他早已退出现役，成了老百姓，但他在心里永远把自己当个军人。当时尽管北京产212吉普车已经问世，但产量少得可怜，连*检阅百万红卫兵时，乘坐的车也不过就是212吉普。杜长海之流就别想轻易见到了。他退而求其次，给自己配备了一辆苏联20世纪50年代出产的“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的越野性能使他很满意。他每次出行的程序是这样安排的：自己亲自驾驶吉普车，副座坐着秘书，后排是两个抱着56式*的贴身警卫，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上面坐着他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他这种排场是显得张扬了些，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杜长海一言蔽之：这是工人的力量。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使杜长海的警卫员们在20年后还心有余悸。他的一个贴身警卫是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认为那天晚上姐夫真是撞见鬼了，因为当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已上车就绪，目标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驻军火箭炮团。等了一会儿，杜长海才姗姗来迟，那天晚上他显得很兴奋，他像大人物似的向等候在卡车上的几百名部下挥挥手，一反常态地要求大家唱个语录歌提提士气。要知道他是个没半点音乐细胞的人，哪怕是唱上一句也要跑调，所以他很自觉地把这个弱点隐藏起来，从来不提唱歌的事。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杜长海就显得不太正常了，他竟然给大家起了个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他严重跑调。杜长海没有发怒，而是宽容地说：“别笑，别笑，大家都严肃点儿。今天咱们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任务，士气是很重要的。接着唱，接着唱。”杜长海在乱哄哄的语录歌声中拉开吉普车的车门，小舅子殷勤地给他关上门，杜长海隔着车窗对小舅子嘱咐道：“告诉你姐，我今晚不回家了。”小舅子见他扭动钥匙发动车子，就在他扭动钥匙的这一刹那，“轰！”一声巨响，杜长海垂直向上从吉普车的帆布顶棚中穿过飞起七八米高。当然，也有的目击者坚持说绝不止七八米高，至少飞起十几米高，并为此事抬了20年的杠。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起爆炸案是阶级敌人干的，其最大嫌疑自然是“井冈山兵团”。逻辑是现成的，反革命分子把革命组织的杰出领导人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然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但问题不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与杜长海近在咫尺的小舅子却连根汗毛也没伤着。看来爆炸力不是向四周扩散的，而是集中向上爆发的，犹如一枚*击中了杜长海的屁股，把他抛向半空，连吉普车都没受到什么损坏，换个座位，补补顶棚就行了。
事后，杜长海的小舅子擦着冷汗说：“当时“轰”的一声响，我姐夫就飞出去啦，他人还在半空里，我就明白啦，唉……”杜长海的死亡使“红革联”冲击火箭炮团的计划彻底流产了。“红革联”一派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杜长海的几个副手为争夺这个空出的权力交椅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反目。“红革联”的广播站向整个城市沉痛宣告：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杀害杜长海烈士罪责难逃，他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红革联’广大战士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随后，*沉痛的哀乐缓缓地飘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井冈山兵团”的广播站自然不能闲着，他们特地将巨型喇叭增加到十个，广播员慷慨激昂的声音变成巨大的声波传向整个城市：“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阶级敌人的造谣诽谤丝毫无损‘井冈山兵团’的光辉形象，反动组织的头头杜长海之死，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反革命分子杜长海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作为对哀乐的回敬，这边也放起了为*诗词谱写的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在政委马天生的办公室里，马天生叫来工兵营营长，他把杜长海死亡的现场报告递给了工兵营长说：“这种爆破技术很专业呀，你行吗？”
工兵营长看了报告后啧啧赞道：“是很专业，这是一种定向爆破，目的性很明确，不想伤及周围的人。我想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安置的，把*装进一个坚固的金属容器里，容器除上面开口，其他处是封闭的，引爆是用电*，*导线和汽车的点火钥匙处连接，扭动钥匙，汽车电瓶的电流引爆电*，爆炸力只能从金属容器的开口处喷发，事后趁乱把容器拿走就行了。这种定向爆破的难度在于装药量的计算，容器的壁厚和装药量有一定的比例，装药多了，会连容器一起炸碎，少了不起作用，要计算得很精确。这是谁干的？够他妈的专业的。”工兵营长赞不绝口。
工兵营长走后，马天生点燃一支香烟，在烟雾缭绕中陷入沉思，谁干的？“井冈山兵团”似乎没这个本事，干掉一个小人物总要有点儿目的吧？此事的背后似乎迷雾重重……
在李云龙的办公室里，化名张重的特种分队军官梁军正坐在沙发上抽着李云龙的“中华”烟，而李云龙正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沉思，半晌，他才问道：“为什么这样干？”
梁军站起来回答：“我做了工作，该说的都说了，杜长海已进入疯狂状态，上甘岭的炮战他还没过足瘾，这次武斗是完成他梦想的一个机会，他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没有别的办法能制止他，只好出此下策了。1号，昨晚我一宿没睡着，心里挺不是滋味，他不是坏人，只不过是鬼迷了心窍，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1号，您知道，我是个军人，不是特工人员，头一次干这活儿，心里总有点儿……负罪感，但形势已不容我考虑：第一，那天晚上他纠集了四百多武斗队员，冲击目标是火箭炮团，而火箭炮团已接到军里的命令，一旦遭到攻击，立即开枪自卫。那天晚上，如果我不进行阻拦，势必要造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其结果对您会非常不利，因为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先例。第二，退一步讲，如果杜长海用老人和妇女打头阵，我军肯定下不了手开枪，其结果必然是火箭炮被抢，这些炮到了杜长海这个疯子手里麻烦可就大啦。我敢肯定，他马上会对西区来个集火射击，那种炮弹爆炸能产生三千多摄氏度高温，能霎时把坦克的装甲化成铁水。就凭这一点他就该死。这个人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蛋，如果他真把西区炸成平地，恐怕连中央‘*’小组也保不住他，大祸一旦惹出，谁会为他承担责任？早晚他得当替死鬼。将来枪毙他十次，也抵偿不了这么多人命，与其这样，不如趁他没来得及惹事之前干掉他，这才能避免灾难。1号，我梁军一人做事一人当，将来有人追查，我顶着就是。”
李云龙说：“你少充好汉，即使将来有事，也轮不到你来顶。你干得对，这个愚蠢的家伙，他净想圆他的梦了，却不惜毁掉城市，不惜伤及无辜，这算什么军人？只能算屠夫。我怎么也搞不明白，咱们的军队怎么培养出这么个蠢货来？居然还当过副团长！就算他闲得难受，想表现一下军人的勇气，办法很多嘛，把对手找来，一对一地干上一场，哪怕打输了也算条汉子。可这个浑蛋却要用炮来表现自己，82炮玩着还不过瘾，还想玩玩火箭炮。要让他玩痛快了，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娘的，他在玷污军人的称号，损害军人的荣誉，这个人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不干掉他天理难容。”
梁军接着汇报：“昨天我和段鹏、林汉汇总了一下情报，觉得形势不容乐观。‘红革联’的头头虽然死了，但它的组织系统还在，它的成员都很激进，杜长海的死只是暂时解除了炮火对城市的威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斗的问题。据我们的情报，‘红革联’已选出了新的指挥班子，很有点同仇敌忾的意思。至于‘井冈山兵团’已连开了几次作战会议，目的只有一个，要继续作战，用武力扫平‘红革联’。前些日子企图冲击军事禁区，被段鹏他们打了个小伏击，那个邹明似乎老实了几天。但危险并没有消除，这个组织的人数很多，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处于第一线的武斗队员中复员军人所占的比例很大，尤其是在前一段的武斗中，伤亡了几百号人，目前在这个组织内部，从上到下都蔓延着一股急于复仇的强烈情绪。这种团体的复仇情绪，不是个人能制止的。邹明如果不想继续打下去，马上会触犯众怒，会被立刻改选掉，新的头头也许会更疯狂。1号，我们一致认为，以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本市武斗规模的升级看，仅靠我们特种分队小规模行动是制止不了武斗的。现在唯一可行的是宣布对本市实行军管，出动部队对双方实施强行缴械，对敢于反抗的坚决镇压。这恐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搞清：第一，武斗在全国蔓延，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不是不清楚，但却没有任何指示要制止武斗。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最高决策层的本意是什么？是希望武斗愈演愈烈呢？还是希望能迅速平息？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在和中央‘*’小组唱对台戏，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后者，那么*同志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的社论又作何解释？这岂不是火上浇油吗？第二，关于军队支左的问题，这条指示太笼统、太模糊，谁是左派？标准是什么？支左支到什么程度？是光喊喊口号呢，还是提供武器弹药，或者干脆出动部队参战？第三，如果前两点都得不到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准确答案，那么我们将面临着两种选择，无论你走哪条路都要承担极大风险，甚至，我怀疑这是种圈套。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如果您对武斗采取视若无睹、听之任之的办法，眼看着城市被打毁，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伤亡，甚至造成我军前沿防御体系的瓦解，敌军的乘机登陆，这些严重后果，身为本地区野战军的1号首长，您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干系。因为任何一场灾难，事后总要找出个替罪羊，既然中央‘*’小组不能承担责任，那么只好由您来承担责任了。反过来讲，如果您出动部队制止武斗势必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因为造反派手里拿的不是烧火棍，流血事件一旦发生，咱们野战军就成了镇压革命左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是以武力对抗中央战略部署的罪人，身为1号首长您仍然摆脱不了干系。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照理说这些问题应该由中央‘*’小组去考虑，但如果中央‘*’小组不认账，那问题就大了。以上这些请军长考虑。”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李云龙拿起电话：“哦，是马政委呀，有事吗？什么？杜长海死了？这是怎么搞的？这小子不是挺能的吗？上次到这里来排场可不小，硬是带了一个警卫班呢。哟，这我可估计不出来，这人可能仇人不少，惦记他的人太多了。好，好，你去时也替我表示一下哀悼。是呀，这真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我很难过……很难过。好，好，就这样。”李云龙带着一脸狡猾的笑容挂上电话。梁军也苦笑起来。
李云龙收敛笑容，正襟危坐道：“好啊，你们分队还有个参谋班子？分析得不错，有脑子。这些问题太复杂，没有什么人能回答你，恐怕连中央‘*’小组也搞不清楚。不过，我还得谢谢你们，到底是特种兵，不光身手好，脑子也灵，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从今天起，特种分队撤回驻地，恢复正常训练，没有我的命令，天塌下来也不准动。”
〔第三十九章〕（）
自从和李云龙吵翻后，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其实，以他的地位，要想直接和中央“*”小组联络，资格还差点儿。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哪里会把一个普通军职干部放在眼里？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这是他的老上级了，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这位首长当时和中央“*”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地位正如日中天。
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他认为，本市“*”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李云龙，此人仗着资格老，有些战功，对中央“*”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代表了相当一批高级干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抱有抵触情绪。
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似乎很感兴趣，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听说过李云龙这个人，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129师的，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他是谁的人？哪个山头的？告诉你，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胜负还未见分晓。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但山头确实存在，这是事实。几十年的武装斗争，能没山头吗？从1927年至1929年，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和红26军，抗战时的115、120、129三个师和新四军，山西决死队，广东的东江纵队，海南岛的琼崖纵队，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哪个不是山头？你查一下，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这一点很重要，党内斗争历来如此，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盘根错节，不把情况摸清楚，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
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