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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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对剧中的《雷电颂》也欣赏备至，曾说：“屈原并没有写《雷电颂》这样的诗词，而且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词，那是郭先生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把国统区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先生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

　　周恩来对《屈原》的创作是给予了很大关心的，并且对创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周恩来直爽地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据说，戏的结尾，郭沫若将屈原安排到江北去，就是考虑了周恩来的意见，用意是隐喻当时的光明是在北方。

　　《屈原》写完，剧本是逐日发表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副刊上。

　　这很出人意料。

　　当时，许多报刊知道郭沫若创作《屈原》，纷纷上门索稿，郭沫若都没有答应。

　　这是因为郭沫若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出于策略考虑才决定把剧本交给《中央日报》的。因为当时负责《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正好是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交他发表，顺理成章；更主要的是《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报纸，发行量大，也就影响大，而且也为剧本公演打开了一条合法的路。剧本能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难道还不能公演吗？

　　剧本陆续刊出，国民党当局才发现问题，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国民党大员潘公展看后大骂：“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竟然登起骂我们的文章了！”随即将孙伏园撤职，但生米已煮成熟饭，为时已经晚矣。

　　对于《屈原》的演出，周恩来也给予了具体的关心。他指示一定要选择最合适的导演和演员。决定剧本仍由刚成功演出了《棠棣之花》的中华剧艺社演出，导演陈鲤庭，演员有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等，特别是由当时红得发紫的话剧艺术家金山出演男1号（也是剧中唯一的主角）屈原，更是引起了轰动，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许多观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人是走很远的路，冒着大雨来看演出的。演出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当时，在大街上，在学校里，在嘉陵江畔，到处可以听到人们模仿剧中屈原的声调朗诵《雷电颂》，以此来发泄自己对反动当局的强烈不满：

　　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屈原》的演出，完全可以说是由党领导、由周恩来直接指挥的一次文化战斗。

　　许多年后，当时参加演出的一些演员如金山、张瑞芳等就回忆说：演出实际“是在一种特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打的一场政治进攻仗，”“我们这些出现在舞台上的人，都好比冲锋陷阵的兵士；”“布置这场进攻战的，是诗人郭沫若，而领导这一战役的，就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屈原》演出后，党组织和周恩来根据当时政治形势有所缓和，国民党当局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有所收敛，决定“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第一，发动《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发表大量剧评；第二，在报刊上开展《屈原》诗词唱和。当即有黄炎培、郭沫若、沈钧儒、董必武等数十人先后发表唱和诗词百余首。其中，董必武的诗写道：

　　诗人独自有千秋，疾恶平生恍若仇。

　　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

　　又云：

　　婵娟窈窕一知音，不负先生泽畔吟。

　　毕竟斯人难创造，台前笔下共关心。

　　这些诗句，对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屈原》演出的实际效果表明，郭沫若的创作意图不但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且远远超出了作者的估量和希望。《屈原》在山城重庆上演时，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特别是广大观众以及进步文化界表现出的热情，简直令作者感动不已。尽管后来《屈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但剧中爱国诗人屈原的声音已经深入人心，是反动当局怎样抹也抹不掉的。

　　在庆祝《屈原》演出成功的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宴会上，周恩来对这次斗争作了总结。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和历史剧《屈原》的创作一样，《虎符》的创作和演出，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虎符》创作的时间比《屈原》晚一个月。剧本以战国时期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为中心事件，描写了联合抗秦和妥协投降的两种主张的激烈斗争，热情歌颂了人民团结抗战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痛斥了反动统治者卖国投降的行径，控诉了秦国侵略者惨杀无辜的血腥罪行。由于时间充裕，剧本单行本出版后，正值周恩来要去延安，郭沫若即请他带了一本送给毛泽东。

　　当时的延安，轰轰烈烈的文艺整风运动已经展开，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正蓬蓬勃勃地发展。可以说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给延安文艺界也带去了新的信息，给当地文化人士以很大鼓舞。

　　毛泽东在收到郭沫若的《虎符》后，立即给郭沫若写信，说：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

　　　　一月五日延安

　　　　周恩来也从延安写信给郭沫若，告知他的作品在延安受欢迎的情况，说：“此间同志，虽未谋面，但屡读佳作，多心向往之。”还告诉他“《虎符》、《高渐离》已在延大排演”。

　　如果说，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在小说、诗歌等方面，在毛泽东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指引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比较起这样一些文艺形式，新秧歌、新歌剧和旧剧改革，则由于它们自身的群众性强，就更是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艺座谈会开过后不久，为了“研究平剧，改革平剧”，使“平剧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在延安建立了平剧院。平剧院首先撷取京剧中若干民间形式较多的组成部分，融合以其他剧种的歌谣曲调，创造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与此同时，也利用整套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历史题材，并在内容和形式的改革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其代表作品就是新编京剧《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于1944年元旦前后首次演出，在延安引起轰动。1月9日，毛泽东在读了剧本之后又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当天夜里，他就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充分肯定《逼上梁山》的改编和演出，给予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也在信中再一次称赞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作。毛泽东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显然，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工作是非常重视，同时也是评价很高的。

　　●五、以史为镜的典范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毛泽东早已知道郭沫若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诗人，早就对他十分敬重，而对历史学家的郭沫若还缺乏更多了解，那末，时间到了1944年，由于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对于郭沫若在历史学方面表现出的特殊才华，则有了新的认识。除了知道“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对于郭沫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对一些历史事件所持与众不同的卓识，毛泽东更是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并且，他和郭沫若之间的关系和交往，也因此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就是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有关历史方面的长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此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战，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在中国，日本侵略者的衰败趋势已经明显表露出来，抗战已处于胜利前夜。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形势大好。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在这革命形势发展的紧要关头，如何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一年，正好是明王朝覆亡300周年，也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近300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的300周年。但是，大顺王朝历史太短，刚刚建立（甚至可以说还未正式确立），就立即败亡。李自成的皇帝宝座还未及坐热，也立刻被清兵以倒海翻山之势，赶至湖北九宫山命丧黄泉。对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于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都是决不可或忘的沉痛教训。为此，趁此机会，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很好地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情的发生，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刊物决定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应约很快写出了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交《新华日报》（重庆）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4天。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史论结合的好文章，它既是一篇史学研究论文，又是一篇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作品。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分析了明朝覆亡的原因，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转为失败的过程。作者认为，明朝的覆亡绝非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祸患，到了李自成登基时，内部已腐败不堪，加之遍地灾荒，而他自己却又喜欢玩虚伪狡诈的手腕，做冠冕堂皇的文章，因而作者讽刺地称他为“汲汲要誉的专家”。在这样的“专家”治下，面对那样纷繁复杂的问题，他能不玩完吗？

　　然而，在郭沫若看来，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说来，他的起如风起云涌，败如风卷残云，也有其必然原因。李自成本人确算得是位英雄，“他不好酒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素朴”；他不但武艺高超，而且治军严明。但是，当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之后，也就在凯歌声中滋生了骄傲情绪，真正是忘乎所以了。作者写道：“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而起义军的失败也就由此开始。

　　似乎更值得一提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岩在起义军中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用较大篇幅考证了李岩其人，对其事迹作了详细征引。郭沫若认为，李岩的加入起义军，对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及军纪军风的改变带来了重大转机，对起义军能够攻下京城，实在是个大功臣。而在起义军攻下北京之后，李岩又是“在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具有远见卓识的难得的一两个人之一。可惜的是，他的意见并不为李自成所重视，所采纳，相反对他产生猜忌，过早地将他杀戮。为此，郭沫若沉痛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人物，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城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民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对异族侵略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牢制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不是够深刻的。

　　这样的分析，虽然有些立于假设，且又是对于历史的回顾，但是，分析确凿，有理有据，对于后人不啻为振聋发聩之论。

　　历来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可惜的是，革命队伍中许多人并不能认识这一简单而又明白的道理。而历史上各次农民运动和起义，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就更谈不上把这一问题放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或是得不到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或是一改当初满怀报效的壮志而碌碌一生，有的甚或被自己投身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