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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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报效的壮志而碌碌一生，有的甚或被自己投身的队伍所加害，成为不必要的牺牲。这无论对知识分子或革命队伍来说，以至对民族和历史来说，都实在是一幕幕悲剧。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能够把这一问题提出来，并且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除了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他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不能不说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敲响一记警钟。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因为它对历来视农民起义为“流寇”、“盗贼”等种种带有诬蔑和诽谤性的看法，给予了有力的纠正和反击。
过去一些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学者，总是视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为“盗寇”，为“流贼”，说他们都是“鼠窃狗偷”之辈。郭沫若则对这样一些“传统”、“正统”的腐朽观念置于不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李自成为人、品质等做出客观的社会的分析，甚至指出他与张献忠等一些人有所不同，表明李自成的起事，决不是什么“痞子运动”，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矛盾交相作用的结果。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倾向、思想感情，对于当时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一些政界人士来说，都几乎是新颖独到，闻所未闻的。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刊出后，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然而，在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方面，对于《甲申三百年祭》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延安《解放日报》即于4月18日和19日两天全文连载了这篇文章，并加发了编者按语，称赞它“充满了爱国爱民的热情”。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还专门印发了此文，并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这篇文章。
通知说：
（《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更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肯定和热情赞扬。
毛泽东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着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都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他还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特别是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事迹表现得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有位名李健侯的人写了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1926），毛泽东于1942年见到这部书的手抄本，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认真地把它读完。当然，这是一本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的作品，毛泽东对其评价不可能很高。在毛泽东看来，对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人格品德与起义事件本身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而这部《永昌演义》是远没有达到这一高度的。现在，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却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李自成起义，他当然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不久，林伯渠从延安到重庆，把延安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的情况详细告诉了郭沫若。郭沫若听后十分高兴，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确是做了一件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此间，与林伯渠同来山城的作家何其芳和刘白羽，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郭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郭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白羽讲话。郭沫若始终把手裹在耳后，以此助听，生怕遗漏了什么。并表示无条件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
沫若兄：
大作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从这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十分敬佩，对他所写《甲申三百年祭》评价极高。由毛泽东提出把这篇文章作为全党整风文件，这也是绝少的事例。查阅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以至现代文化思想史，这样的事情似乎绝无仅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因为写这篇《甲申三百年祭》而得到的殊荣，决非一般文化人所遇可以相比。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郭沫若称之为“沫若兄”，而不用一般常见的“先生”或“同志”；信中并把郭沫若列为“故人”。这表明他视郭沫若非一般同志和朋友，而是挚友至交，是以同怀待之的。更重要的是，信中所叙所论，语气表现出相当的谦抑。这种谦抑，既非常见客套，更非一般虚辞，表明他是把郭沫若当作能够信赖、可以对之敞开心扉的同志和朋友。这当然也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关。如果说在这封信中多少还有些客气的态度和语词，那就是信中说到想请郭沫若这位“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然而又“恐怕太累”了郭沫若，以至于“不敢作正式提议”。这样的语气，就已经不止是“谦抑”，而是有些“谦恭”了。
至于郭沫若，他在收到毛泽东的手书后，自然是大喜过望。一般的作者，遇上能够理解自己、看重自己的读者，尤其是可以称之为“知音”的读者，都是十分高兴，十分珍视的，何况现在写信的还不是一般读者，而是当年即已结识并且是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尊敬一直想念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只是后来令他觉得有些对不起老朋友的是，对毛泽东提议他写一篇太平军经验的文章，他虽然非常重视，但由于当时手头缺乏资料，想动笔而无法着手，只好搁置下来；而事隔20多年之后，当他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正准备着述时，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
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第四章 重聚在山城
●一、抗战破晓与密布的乌云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在中、苏、英、美四个同盟国家的代表面前，日本政府正式签署了解除武装、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投降文件。
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号称“东方第一强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承认了自己的侵略战争的失败。
经过整整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曾几何时，“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是那样蛮悍地插在中国美丽的土地上；如今，它像一块破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泪痕斑斑的脸绽开了微笑。不，也可以说是堆着胜利微笑的脸上迸出了泪花。
当时不少人称抗战的胜利为“惨胜”。
这话不假。因为中国人民是以多大的牺牲，才换得了这一胜利；中国人民又为这一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和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取得的胜利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有志气，同时也有决心和毅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八年抗战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离不开全世界人民的声援和帮助，深知自己的斗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位置和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证明，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依靠人民战争，积极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援，经济文化落后的弱国，也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强国。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带来了新的曙光。
但是，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在中国人民面前也存在两种可能：光明和黑暗。
就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就指出：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事实也是如此。
抗战开始以后，尽管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反共之心一直不死，磨擦一直未断，三次大的反共高潮就足以说明问题。
抗战胜利前夜，国民党当局一直消极抗战，意图保存实力，准备等待时机，压倒并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然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民族利益抗战大局为重，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人民军队“力避刺激国民党”，“力避由我启衅”，“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力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求团结。并明确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
毛泽东并不奢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但也不同意由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却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的反对。他们视联合政府为“异物”，坚决加以排斥。这说明他们口头上说要发动人民大众抗日，要给人民民主是假，真的是决不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这一正确主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中仍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用人民的力量，用种种办法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专门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政治报告，表现出他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执着和真诚。
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断表现出民主建国的诚意，当时处在统治地位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仍大力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机，努力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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