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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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