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第4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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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四川、陕、甘、山东、山西诸省设驻防满洲营，马凡十万六千四百馀匹，惟福建水师驻防仅数十匹。乾隆季年，定西藏兵制，前藏供差营马六十匹，后藏二十匹，旧塘四十三，共塘马二百二十匹，新设番塘二十四，共番马九十八匹。黑龙江兵向无额马，道光十六年，从哈丰阿请，始设置之。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厂，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厂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厂，均在口外。是时，大凌河设牧厂一，边墙设厂二，曰商都达布逊诺尔，曰达里冈爱，隶上驷院。寻分设牧厂五，曰大凌河牧群马营，曰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曰养息所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曰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并在盛京境。凡马牡曰兒，牝曰果，不及三岁曰驹，及壮择割其牡曰骟。别其騍骟以为群，率騍马五配兒马一，群无过四百匹。騍马及羊三年一平群，牛六年，騍马群三岁以息补耗，三马而取一驹，骟马群岁耗其十一。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镟镢镩杓，每群各二，五年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厂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雍正三年，定在厂马以四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足额外，溢七千馀匹。两翼牧厂，共騍马百六十群，骟马十六群，令分在两翼厂牧放。八年，敕牧界毋许侵越。先是甘、凉、肃三州及西宁各设马厂，分五群，群储牝马二百匹，牡四十。寻改甘州厂属巴里坤。二十五年，伊犁设孳生马驼厂，畀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四营牧之。三十二年，定牧厂官属所需马，视内地驿传例，按官品给之，不得逾额。嘉庆中，从都统庆溥言，撤回厄鲁特人牧厂。初，富俊建言，撤大凌河牧厂，分归东三省，仁宗严谕斥之。迨道光七年，上经杏山东阅马厂，见河岸马群壮整。因谕是间牧厂宽阔，水草蕃滋，马恃以生息，若轻议裁，则散之甚易，聚之甚难。再有率为此请者，以违制论。咸丰四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剿捻，檄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不堪乘用，奏闻。上大怒，严谕都统庆昀整顿，盖马政渐衰弛矣。光绪九年，太仆寺言两翼騍马骟马一百十四群，并孳生马五群，驼亦五群，较乾隆时群数大减。嗣是穆图善练兵，至黑龙江求马无良，愀然曰：“地气其尽乎！”迨于末叶，厉行新法，旧时牧政益废不讲，岂非时势使然欤？
顺治初，陕西设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茶马司，及开成、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七监，岁遣御史一人专理之。七年，喀尔喀、额鲁特来市马，谕令自章京监察之贩客及贾人，与不系披甲者，概不许购，违者鞭一百，马入官。蒙古携马来京，不许商贩私买，胥役私购者罪之。康熙七年，裁茶马御史，以马政归甘肃巡抚。三十四年，谕遣师中等往蒙古诸旗购马，归化城、科尔沁各二千匹，馀定额有差。乾隆十二年，禁朝鲜买马。二十五年，敕乌鲁木齐市易哈萨克马百三十馀匹归巴里坤。旋以五吉等言，选哈萨克所易马拨往巴里坤，遂停购买。阿桂言伊犁易来哈萨克马渐成大群，敕书嘉予。二十八年，定江宁、浙江、福建驻防马匹出口采买例。三十二年，以伊犁易哈萨克马累积至多，择巴里坤善地牧放。寻乌里雅苏台马缺，亦以哈萨克马换易之。陕、甘营马，例调自伊犁转补，道远耗时。咸丰四年，用赓福请，由伊犁、塔尔巴哈台随地变价，令各营自购。七年，并敕山东缺额马，亦就近买补云。
贡马昉于国初，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每岁四时贡马百匹。顺治十三年，吐鲁番贡三百二十四匹，嗣减令贡西马四匹，蒙古马十匹。康熙八年，以边外蒙古贡马，沿途抑买，谕严禁之。三十年，谕土谢图、车臣俱留汗号，贡白驼一、白马八如初，自馀毋以九白进。三十五年，喀尔喀蒙古献驼马，多不可计，感圣祖破噶尔丹，得归原牧地也。四川各土司例贡及折徵马，各营少者一、二匹，最多十二匹。甘肃唐古特七族西喇古兒例贡马匹，各营最多者八十二匹，少者递减至二、三匹。乾隆元年，谕四川土司折价马每匹纳银十二两，通省营马改从驿马例，纳银八两，永著为令。三十年，哈萨克沁德穆尔等献马。敕其馀马赴伊犁，毋于喀什噶尔诸地贸易。寻令沙拉伯尔游牧之哈萨克，与沙拉伯尔一体贡马。嘉庆元年，停叶尔羌进马。十六年，谕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贡马及备用马选取之。又谕伊犁进马，材具佶闲，足供御用，令正备贡各五匹，有私带者，以违制论。道光二年，从那彦成奏，青海属玉树番族岁纳贡马，据丁口数，依二十壮丁贡马一匹例，按数递裁。凉州属番族岁仍纳马一匹。初内外蒙部多贵戚，每征伐，争先输马、驼，汉、唐以来所未有也。康熙初，察哈尔亲王、郡王、贝勒等，闻三籓叛，各献马匹佐军。道光九年，章佳胡图克图捐马百匹，收其半。二十三年，察哈尔蒙旗捐马千九百七十匹。咸丰初，哲布尊丹巴等捐马千匹，喀尔喀土谢图等二千匹，锡林果勒盟长等三千匹，帝以其多，卻之。嗣闻已在途中，令择善地牧以待用。自是三音诺颜部等，以军事输马、驼，旋捐马二千一百，锡林果勒盟等千二百，或留或否。七年，各部落蒙古王等捐马六千四百匹，诏纳之。时粤、捻扰畿东，利于用骑也。同治间，黑龙江将军德英于呼伦贝尔各城劝捐军马。光绪初，丰绅托克湍办海防，时昭乌达盟郡王捐马六百匹，因请踵行推广劝谕，以助军实云。
驿置肇自前汉，历代因之。清沿明制，设驿马，为额四万三千三百有奇。各省驿制，定于康熙二年，凡赍奏官驿马之数，各籓马五匹，公、将军、提督、督、抚三匹，总兵、巡盐御史二匹，从兵部侍郎石麟请也。边外之驿，定于九年，凡明诏特遣，及理籓院饬赴蒙古诸部宣谕公务，得乘边外驿马。三十五年，征噶尔丹，设边外五处驿站，用便车粮运输。又从理籓院言，自张家口外设蒙古驿。其大略也。驿传在僻地者，仅供本州县所需，亦曰递马，额不过数匹。冲繁州县，置驿或二或三，额马至六七十匹。驿差大者，皇华使臣，朝贡蕃客，馀如大臣入觐、莅官、视鹺、监税皆是。若赍奏员役，呈奉表册，其小者也。要者，如星驰飞递，刻期立赴之属。若闵劳恤死，允给邮传，其散者也。驿政弊坏，张汧尝极言之。越数诛求，横索滋扰，蠹国病民，势所必至。已定例诸驿额马，每年十踣其三，循例买补。咸丰中，粤氛孔炽，湖、湘境为贼据，劫失驿骑，焚毁号舍，往往有之。各州县或买马填补，或赁马应差，其有失驿未设，即雇夫代马。甘肃旧设马额六千馀，亦以军兴废弛。光绪九年，军务既平，驿递渐简，所留马视前减三分二，而驿政亦无所妨。十一年，新疆南路设驿。是时，综通国驿站岁费，约三百万馀金。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谓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递信速，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驿丁或倚为利薮，因致稽延。请设驿政局，推行邮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矣。时韪其言。已而驿马渐裁，嗣是驿遂废不用。
顺治初，建常盈库，凡车驾司朋椿站银，武库司马值，太仆寺马价皆储之。康熙初，改常盈库储归户部。乾隆十六年，敕云南营马除十踣其三按例应赔外，其逾额踣毙者免赔椿银。二十七年，定给留圈马乾，每匹视绿营稍优异。三十八年，又令云南买补马价，每匹减银三两。初马乾岁费约四十四万有奇。道光中，从载铨等言，裁八旗官拴马半额，以节出之费补兵饷焉。
清初定现任官得养马，馀悉禁之。寻许武进士、武举、兵丁、捕役养马。康熙元年，禁民人养马。有私贩马匹，为人首告者，马给首告之人。其主有官职，予重罚。平民荷校鞭责。十年，令民人仍得养马。二十六年，定出厂马、驼，或践食田禾，或纵逸侵扰，兵鞭责，官罚俸有差。其兵丁强人代牧，乃勒索扰累者，兵发刑部，官降调。凡牧马毙，则验其皮，踣毙例须赔抵，有一九、一七之罚。应取驹千匹者，以百匹为一分，百匹者以十匹为一分。雍正十三年，定马、驼出厂时，毛齿皆有册，回日覈验，如疲瘠十不及三，免议，否则兵鞭责，官罚俸有差。乾隆初，禁牧丁等盗马私售，及与人乘，峻其科罚。十六年，严牧马减克料草之罪。二十八年，官马出青，每百匹准倒十匹，逾额勒其买补。嘉庆十一年，行围木兰，查获私贩马匹诸犯，重惩之。因谕：“我朝讲武时巡，扈从均给官马。大臣禄入较优，给马较少。官员兵丁，视差务之繁简，定马数之多寡，少者一、二匹，多至五匹，事竣原马还官。如踣毙，呈验耳尾，仍按价折交。收放时，命王大臣督察。乃官兵等竟私鬻官单，察哈尔官兵收马利，其折银易于买补。积弊日深，大妨马政。自后设有卖单及折收者，一体科罚。私买之马贩，从严问拟。大臣等其妥议定章以闻。”凡营马或走脱窃失，责令赔补，谓之赔椿，年递减十之一，至十年悉免之。应敌伤损者免赔。骑至三年踣毙者亦免。其馀一年或二三年内踣毙，赔额视其省而异，以十金为最多。同治二年，定古北口盘获私马逾三十匹者送京，不及三十匹赏与兵丁，著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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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网站推出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回首页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回首页志一百十七
○刑法一
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周衰礼废，典籍散失。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流衍至于汉初，萧何加为九章，历代颇有增损分合。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睹矣。
有清起自辽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区宇。圣祖冲年践阼，与天下休养，六十馀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德宗末叶，庚子拳匪之变，创巨痛深，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新律萌芽。迨宣统逊位，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刑典俱废。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爰备志之，俾后有考焉。
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太宗继武，于天聪七年，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籓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时所谓“盛京定例”是也。嗣复陆续著有治罪条文，然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定乱，六月，即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陈刑法四事，一曰定刑书：“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疏上，摄政王谕令法司会同廷臣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在外官吏，乘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候国制画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二年，命修律官参稽满、汉条例，分轻重等差，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请也。
三年五月，大清律成，世祖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务使百官万民，畏名义而重犯法，冀几刑措之风，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十三年，复颁满文大清律。
康熙九年，圣祖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复行校正。十八年，特谕刑部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确议具奏。嗣经九卿等遵旨会同更改条例，别自为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台臣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乞重加考定，以垂法守。特交九卿议，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随命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诸臣以律文昉自唐律，辞简义赅，易致舛讹，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次第酌定名例四十六条，三十四年，先行缮呈。三十六年，发回刑部，命将奏闻后更改之处补入。至四十六年六月，辑进四十二本，留览未发。
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