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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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斗是一个敏感而坦诚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毫不留情地在完成着对自我的呈现、追问与解剖。他的小说有不同的主人公、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但在这所有的一切背后都无一例外地矗立着一个或迷茫、或焦虑、或困顿的“自我”形象。刁斗自己说过，他的小说首先就希望“能尽可能地诚实一点，真诚一点”。“我所有的小说实际上写的就是我自己”，“我的小说都是我解剖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一种手段，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谜。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生活的富矿，我把我自己深入明白就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了解我自己了解一辈子都了解不完。” ② 他总是最大限度地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方式敞开和袒露自我面对世界时的内心困惑与内心不安，并以此传达对于世界以及对于人本身的一种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自我”既是作家刁斗真实精神状态的投射，又是他所有小说中那个贯穿的虚拟主体形象的表征，对它的解读将是我们进入刁斗艺术世界的一把有效的钥匙。
从刁斗的近期小说来看，它的“自我”主体首先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对抗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自我”与世界的紧张对峙关系既是自我内心分裂、精神焦虑的诱因，也是小说内在结构张力和情感张力的根源。尽管如作者所说，“我是生活在想象中的人，我热衷于幻想，在幻想中感到其乐无穷”，尽管作者承认“面对现实的许多事情我采取回避的态度” ① ，但是，“回避”并不是妥协、认同或投降。相反，在心灵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我又是什么都不回避，对什么事都是采取一种敌对的方式去面对它们，我同它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我说我的小说是我的精神自传，所以我也说我的小说写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内心体验” ② 。长篇小说《证词》中的铁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拒绝现实、爱情、亲情、友谊，甚至还拒绝历史，尽管他仍然是一个失败者，但他作为一个反抗者的精神姿态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重现的镜子》中的郭丰、《游戏法》中的沈阳、《解决》中的严松和钟祥等也都是不同类型的反抗者形象，只不过他们反抗世界的方式不同，有的自杀，有的走向变态和扭曲，有的走向毁灭，但不管怎样，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发出的质疑和追问却是振聋发聩的。
其次，刁斗小说的“自我”主体还是一个零余者或多余人的形象。刁斗在谈到自己时说：“我给予我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小人物，其次我还是有一些关怀情感的知识分子，除了关心自己，对于社会人生也有一些关切感，有一些是非观念，有一些正直的态度，包括对一些终极的东西有兴趣。”“我现在是一个小人物，所以我只能写小人物。” ③ 确实，打开刁斗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的所有主人公都是现时代货真价实的“小人物”，刁斗对时代和现实的敏感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对这些小人物的精神困境和“反常规的生存状态”的刻画上。小人物们在当下这个世界中，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仿佛生活在“生活”或“世界”之外，被抛弃或者毁灭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宿命。《私人档案》中的几个不同的“你”，其实正隐喻了这种零余者命运的普遍性。无论老和少，男和女，也无论是人生的不同阶段，但结局是注定了的。面对“世界”的巨大压力，“小人物”们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当然可以选择反抗或对峙，但这种反抗与对峙如果不是徒具一种“姿态”，那么其代价总是惨烈的。《证词》中的铁军只能再度成为“毒犯”，《重现的镜子》中的郭丰只有选择“自焚”，《罪》中的“我”和李映辉所能做的只有“逃跑”，而《想象的可能》中“我”的杀害儿子和《回家》中“我”的落入“嫖娼陷阱”都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对于刁斗小说中的这些小人物和零余者来说，在与强大的“世界”对峙中落荒而逃也许是惟一的选择，但是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世界是一张网，人在它面前是那样的渺小和无奈，《罪》中的李映辉逃到“海南”，其实是逃向了一个“深渊”，这说穿了也正是郭丰逃亡前景的一个预言。现实的逃亡之路被封堵了，也许，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逃向心灵，逃向人的精神世界。但刁斗同样也堵死了这条通道。《证词》中的铁军妄想“独善其身”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但他的“世外桃源”———“人与书书屋”却是一个罪恶的渊薮；《重现的镜子》试图还原郭丰的人格形象，但经过小说中众多人物的重构，郭丰的面影却更模糊了；《古典爱情》所苦心构筑的导师的“古典爱情”，不但不具有精神拯救的意义，反而被证明是一场骗局；《人类曾经有多少种性别》中金玲对于“同性爱情”的呵护最后也只能以一场现实的“谋杀”收场。此时，留给“小人物”的大概也就仅剩了最后一条路了，那就是绝望的崩溃与毁灭。
不过，刁斗显然并不愿意他的“自我”主体就此走上绝路，在他的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了“自我”的另外一种生存向度与精神向度，亦即以游戏的、变态的、扭曲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在周旋。但无论是《游戏法》中的“世纪之玩”，还是《身体》中的欲望狂欢，都未能使“自我”真正获救。相反，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自我的沉沦，而且还造成了对世界和他人的毁灭与伤害。刁斗在他的小说中，让他的“自我”主体以“以毒攻毒”、“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对于道德和伦理的解构，这种解构，不仅瓦解了“世界”的根基，也瓦解了“自我”和“人”本身的根基，这是一场精神的战争，它的惨烈正是刁斗小说所追求的格调。 情 爱
第三章自我·情爱·游戏·家园（2）
情爱向来是刁斗观照世界、解剖人性的一扇情有独钟的窗口。可以说，刁斗在情爱的表达与书写上有着特别的爱好与专长。他的所有小说几乎都与“情爱”有关，对情爱世界的执著和痴迷正是刁斗探索现实世界、人性世界和生命本身的一个艺术通道。某种意义上，情爱世界对刁斗来说也正是现实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一种隐喻、象征或寄托。情爱世界的畸形与不堪在刁斗笔下是与主人公生存状态的猥琐和精神灵魂的困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审察刁斗的近期小说，我们会发现，刁斗笔下情爱世界的基本色调是灰色的，作家对“爱情”的怀疑、解构和放逐可以说不遗余力，呈现在他小说中的“爱情”也几乎全都是病态、畸形、残缺的，这里充满了欺骗、利用、背叛和罪恶。不仅爱情的“精神”质地和神性光彩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人类基本的道德和伦理情感也遭到了背弃。《罪》中郭丰与父亲郭中华的“乱伦”、《捕蝉》中公公与儿媳的“通奸”、《想象的可能》中弟弟与“我”妻子的“暧昧”关系、《重现的镜子》中郭丰与众多男性的“情史”、《游戏法》中女友与人的“偷情”、《回家》中男女“老同学”在西餐店里的“勾当”，都无一例外地宣告了“爱情”本身的解体。而《罪》中的女主人公则更是视“爱情”为自己的“敌人”和“灾难”的根源，她宣称：“爱情是我的敌人，我的所有灾难，都与爱情有关。”《解决》中的衣丹虽然“既和独身男人谈过恋爱，也给已婚男人做过情人，她妈妈活着时，曾作为她惟一的亲人吃过三回她的定亲饭，而她在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间，更是为四个她喜爱的男人做过人工流产”，但她实际上“根本不承认还有爱情这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应提到他的中篇新作《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是一部能够体现刁斗对“爱情”的思索与表达深度的小说，也是一部能体现其一贯风格的小说。小说的主题是“爱情”，但“爱情”的质地和“爱情”的含义在当下却早已是暧昧不清。刁斗其实并不想在小说中给“爱情”重下定义，但他对“爱情”真相和“爱情”制造过程的揭示却是发人深思的。小说写了三种形态的爱情，一是“留守先生”“我”和“留守女士”辛希娅的随机性的同居“爱情”；一是辛希娅和单冬青的网络爱情；一是“我”想象中的艾略特和斯宾塞的“古典爱情”。前两种爱情用小说主人公辛希娅的话说是“畸形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当下生活观念和生活现实的产物，它更多的受个体当下的欲望和需要支配，那种神圣的、刻骨铭心的精神光辉已经被游戏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所取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颇具荒诞性的“爱情”景象，“我”和辛希娅在“背叛”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进行同居“合作”的同时，却不断地在谈论着自己“不在场”的丈夫和妻子。没有负疚、没有不安、没有道德焦虑、没有自我表白，甚至没有一点不自然，这就是当下“爱情”的残酷真实。与此比较，艾略特和斯宾塞的爱情则如泣如诉，算得上神圣的、精神化的“古典爱情”的典范，甚至辛希娅也不时为他们的爱情感动得泪流满面。但事实上这个令人感动的“古典”爱情不过是“我”的一种想象和虚构，是一个“白日梦”和心造的幻影，它只不过是赚取辛希娅“眼泪”和“爱情”的一个小小的伎俩。小说就这样反讽性地让当下和古典的两条爱情线索在小说中平行发展，一方面虚幻地自欺欺人地追问和缅怀着爱情的美丽，一方面又不断地对爱情进行着当下的解构，作家以此来完成对现代人精神困境和心理困境的揭示。小说的高潮出现在故事的最后，辛希娅忽然发觉，她的网络爱情可能只是其丈夫陆逊设计的一个“陷阱”，而“我”也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不可避免地由狂欢和游戏的气氛陷入了焦虑和危机。小说在“我”给妻子莺莺的电话中戛然而止，“我想告诉你，我，爱你……”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对生活，也对爱情。同样的主题在《古典爱情》这篇小说中也揭示得非常充分。“我”和田岷的爱情本来是浪漫而感人的，“我们”彼此甚至都被自己的“爱情”感动着。尽管，有些时候，“我”也对田岷，对女人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困惑，“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她们喜欢调情，喜欢诱惑，喜欢勾引，可偏偏对顺理成章的肉体结合抵制排拒。她们是发自内心地看重肉体呢，还是沉溺在被她们不断延伸的调情、诱惑、勾引等精神快感中难于自拔而忽略了肉体？”然而在精神层面上我对田岷的“爱情”始终是深信不疑的。但当田岷去读研究生之后，他们的“爱情”就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田岷开始反复向“我”讲述导师的爱情神话，在她的眼里，导师“是一个罗密欧式的、充满悲剧情调的、带有古典意味的、浪漫色彩浓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他为了一个年轻时与他相爱的女人，始终再也没有过恋爱和结婚……”而导师与茉莉的这种“古典爱情”不但映照出了我们的“现实爱情”的浅薄、无聊，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爱情的解体。但是小说告诉我们，这个“古典爱情”不过是田岷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小说最后“我”的眼泪可谓意味深长，它是对田岷和对“爱情”本身的双重绝望。而《人类曾经有多少种性别》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于传统意义上建立在男女两性基础上的“爱情”的怀疑。金玲出于对男性的失望和厌恶，而与徐鸿雁产生了“同性恋情”，但这种“同性情谊”并不能真正把她们从现实生活中拯救出来。相反，猜忌、焦虑、窥视、怨恨等等倒是把她们拖入了更深的精神泥潭，她们的“爱情”同样是既不美丽，也无精神光泽。“谋杀”事件与其说是谋杀了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谋杀了“爱情”，谋杀了希望，谋杀了她们的人性。另一方面，刁斗的情爱叙事在不露痕迹地消解爱情的道德内涵和精神内涵的同时，也从正面大张旗鼓地书写了欲望和身体的合法性。刁斗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情欲这个东西，我比较感兴趣，我认为，情欲这个东西对于人来讲，它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我不敢说它是第一巨大的，但‘食色，性也’，这话在我这里是非常正确的。” ① 在刁斗这里，欲望特别是情欲是作为一个“现代性”话语来表达的，它的解放本身就是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刁斗不愿意赋予情欲以道德的、伦理的、意识形态的暧昧外衣，而更愿意从自然和本质的意义上来面对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的小说里，我觉得情欲这东西并不仅仅起着一种点缀、润滑、煽情的作用，它们还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我觉得，情欲的存在对于人性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使人的情感生活、性灵生活变得扭曲或丰沛”；“情欲不是一个单纯的性的问题，它是关于人的问题。”实际上，“情欲”正是刁斗解剖人、解剖人性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