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旗人的新生 就无从谈起。包括西太后在内的大多数旗人当时都不明白，旗人 的权力是要靠实力才能保证的，因为它们当初就是靠满人的聪明 才智和武咯才艺才夺得的。在戊戌年的旗人“复辟”之后，他们 反弹的势头虽在庚子之乱中被遏制了一下，但他们仍旧不死心，在 潮流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仍旧欲以强力恢复旧观，因此就有了 “皇族内阁”的出现，结果却成了自掘坟墓的最后一锹土，连立宪 派都因而被驱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1〕黄鸿寿；《湥芳褪卤灸┾壕�6、
175
第六章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任何政治变革，总要遇到些无形的阻力。不是来自人为的反 对，甚至也不是谁有意阻挠，可变革就是走起来盛盛绊绊。这种 阻力往往来自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文化。
自文化热以来，文化成了神通广大、无所不包的通天教主的 “马桶”，凡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把屎盆子扣到文化头上肯定 没事，谁也不敢说不对。显然，我在此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把文 化当成变法失败的替罪羊，更不是说由于文化的沉滞是变法难以 逾越的阻碍，而在我看来，文化的因素只是导致变法失败的诸因 素中的一个，而且占的份额并不大，
而且，我们还要申明，中国政治文化中拉住变革的那无形的 手，并非只来自于儒家文化。五四以来政治变革或革命的先锋们 常常不约而同地将文化批判的火力对准孔家店，按说也情有可原， 因为黹家文化早就变成了一锅杂烩，在政治文化领域尤其如此，而 孔家店则成了这锅杂烩的招牌。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骨架 绝非懾家一家拼凑的，道家的阴柔风格、法家的统洽权术、阴阳 家的神秘气氛、墨家的实证精神，都体现在传统政治的制度、运 行与技术诸方面。它们与僑家一道，使中国政治文化充斥道德气 息，充斥权术和阴谋，也充满了智慧。
近代以来，中西碰撞，中国传统政冶文化往往显得滞后与不 合拍。这其中的确有它不适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面，但也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隔膜的因素。文化不见得与经济发展 相合拍相对应，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能为补充西 176
方政治文化起到作用〈如考试的精神与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在 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近代制度靠拢的努力中，中 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确实阻碍处多，顺畅时少，虽然不好用进步与 落后的框架全然框之，但在当事人。的眼中，其形象的确不佳。
讲究资历，排斥后进的政治心理；推诿拖沓，相互牵制的官 习；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模糊；政冶与普通老百姓的隔膜〔愚民政 策与黑幕政治的恶果、以及维新派自家的求全心理，这一切，构 成了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一、资历问题
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洽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 梁启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时代变法的“二王八司马”，其潜台词即 为“小人轻进”。要知道，这些议论并非出自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 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对于他们来说，康梁等人的确缺乏 足堪孚众的声望与资历。
袁世凯的确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在维新运动之初，他还算是 一个希望变法（虽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人政变的漩 涡，他也许不一定会变成无耻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见，能代表 —部分人，一部分对变法并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见。在戊戌年年初， 袁世凯曾上了这样一份奏折：“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 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 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 持，方可仰答圣意广〔1〕光绪帝还真的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下诏 宣张之洞进京，结果刚走到上海，沙市发生教案，本来就不愿张
〔1〕袁世凯：《戊戌日记》丨转引自冯天瑜：《张之洞评传I河南教育出饭社，第
223 页， ：
177
进京的翁同龢就以此为借口阻止了张的进京。
甚至连十分同情变法的费行简，也对维新党人感有些不以为 然，他说：“其党（指维新派〉传嗣同犹夭人，时予与稔交，知其 博辨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杨锐、林旭皆温雅词章之壬， 更鲜老谋广。〕明面上说是他们缺乏经验，不老谋深算，等于是说 他们缺乏阅历。也就是说，即使在费行简这些人眼里，维新党人 还是难以孚众望，压得住台面。
就是连十分赏识康粱的光绪帝，也很难超越这种资望的成见。 他召见康有为后，只赏了康一个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有六品的头 衔，距康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结果令维新党人大失所望，在召 见的次日，梁启超写信给他的至友夏曾佑说：“丙王母主持于上， 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广〔2〕尔后， 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賜人翰林，最 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广〔3〕当时梁办《时务报》声名赫赫，大家都 以为这回必有大用。结果，只赏了个空头的六品顶戴，什么官衔 也没有，比他老师还惨。其实，光绪不给康梁好一点的位置，高 —点的官衔，只是由于他的权力有限，（西太后规定一品以上大员 任命须经过她，而将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作主，召见 毕，尽管军机大臣提议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但光绪完全可以在此 基础拔上两级。〉还是因为在光绪眼里，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 材料，难以人中枢主持政务，所以召见完之后，许康有为专折奏 事，实际上让他编书提供理论。而让梁启超主持译书局，提供西 学材料。直到政变将作，还是让康有为南下督办官报。其次是由 于两人资历不够，出身一般，骤升高位，恐引起顽固派的撖烈反
〔1〕（戊戌变法》（一 1第467页。
：^： 丁文江、赵丰田：《巢启超书年谱长编》，第121页。
〔3〕《戊戎变法》（二、第573页。
应。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样，粱启超未获大用是由于梁启超 “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结果把“孝”说成“好？把“高” 说成了 “古”光绪不知其所云，所以没能捞到宮当。〔1〕其实梁启 超对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见时事先带进许多他写的东西， 两人相对，以任公之捷才，言语不通尽可以动笔笔谈，何至于 “不快而罢”呢？〔2〕
官场讲资历、声望是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发达也 很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创新的霈要远 逊于守成的霈要，因而重视经验看重阅历。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最大的需要是维持局面，因而对于资历、经验特别看重。在传统 社会，政治经验又不尽是可以诉诸笔端，让人学而习成的，它要 依赖人的感觉领悟，像痕丁解牛一般，经验的真谛不可说，但却 切实有用。这种经验的取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一点一滴 地积累，摸索，在这里，时同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皇 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重之臣，而 官场的人们也习惯于服从有资望人的栺挥，所以有萧规曹随，所 以有汲黯的“卧治”，所以有那么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 代冯道这样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长乐公”还被人们当成宝贝。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 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幵始 （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箅）人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 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 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矿世奇典。年轻后进如果骤登螅唬晃┱小∪思刀剩乙材焰谥谕Ｄ昵嗳说姆⒒幼饔茫窃谟醒凼丁〉睦先苏诒蜗路侥茉俗鳎绻黄咀约旱ゴ蚨蓝罚羌蛑笔遣豢�
〔1〕4戊戌变法》（二〉，第573页。 〔2〕《戊戌变法》（二、第573页
179
能的事。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 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乃至高效率都不为赏识，反 易导致整个官场的紧张与不安。大家所尊崇与钦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洁之外，就是按步就班，老谋深算，东晋谢安那种“谈 笑静胡沙”的镇定安闲的“宰相风范”，是为多少代士大夫所无限 推崇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赞颂之的诗篇这 种风范是当然的“老人风范”，有“小儿辈破贼”作为垫铺。年青 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作垫铺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如果离开了 “老人”赏识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难有什么作为。这种情况 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当他还年轻时往往富有朝气，勇于改革，但 等熬到元老的时候，却锐气顿消，火气全无，发言权大了，所发 的言却只是无所痛痒的话々北宋的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时 ， 锐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站到反面了。
当然，到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常态的政治愤例就不再起 作用，这种时候年青人就比较受欢迎了。提升选拔的常规也不再 起作用。在历史上，每逢乱世，人才往往特别多，一部二十五史， 在动乱时期着墨偏多，因为可书之事多，可写之人也多，并非乱 世有人才，而是因为乱世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原有的规则被打 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展的制度建设往往荣于开国的时 期。可惜一到了所谓守成阶段，创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让 位于安稳持重，萧规曹随了。
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 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官员从人仕到公卿，平 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 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 有意发问、“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
180
终岁不得面陈一言。”〔1二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 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面参劾官员的“六法”，首 要的三条就是“不谨”，即行止有亏；“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 即“轻稚妄比久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 卿”’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或 “浮躁”的借口参劾，丟掉乌纱。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 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不能召见。
资历问题，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个号召力的问题，也 是个信任度的问题，由于变法的主持人缺乏资历与声望，年青的 皇帝再加上年青志士（康有为不过40岁、使得…贯柑信老成资 深者的官场对他们心存的疑虑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 否救中国，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状况，即对他们是否有利）的疑问， 更有他们能否成事的疑惑6当时士大夫习惯将围在太后身边的大 臣称为“老母班”，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这 称谓流皤了一般人对年青皇帝加年青维新派的变法中枢的不信任 感，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无疑，这种心理状况对变法事 业的成败是有影响的。王晓秋先生在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 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 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 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 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广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 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 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2〕也就是说，缺乏资历也往往与缺乏政 治经验相联系，因而从维新派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变法的运作。他
〔1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魅一。
〔2〕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第页，
181
们的轻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如何争取同盟军，过于注重情 感和道德等等，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缺乏经验有关。台湾有关戊戌 变法的研究也许并不比大陆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话却很有道理； 张秉铎先生曾说：“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々其本身位卑职小； 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加以政令太 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见也
二、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 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 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由 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 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 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 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 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奄无效 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 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政治 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彳艮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 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 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 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
〔1〕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56页。 182
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 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 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应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