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意义来 维克多·弗兰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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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主”，拥有一份值十二根香烟的礼券。这十二根香烟本身或许无甚意义，却可以兑换十二份肉汤，而十二份肉汤在当时看来，委实是一道消饥救急的大餐。



抽烟的特权，只保留给每星期都有固定奖券配额的“酷霸”，和在仓库、工作场所担任守卫、或领取几支烟以为担当危险职务酬劳的人。除此之外，就只有已丧失生存意志，想“享受”生平最后几天的俘虏，还可以拥有这个特权。因此，我们一旦看到一个同伴在抽烟，就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而生存意志一旦丧失，便很难以恢复过来。

105　入营第一关
5　入营第一关

现有大批资料，为众多俘虏的经验与观察的结晶。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资料，将会发觉众俘虏对集中营生活的心理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入营之后的阶段、习于集中营例行生活的阶段、释放且重获自由之后的阶段。


　第一阶段最显著的征状便是震惊。在某些情况下，俘虏也可能在正式入营之前即已有此征状。

且以我个人入营时的情况为例。当时，共有一千五百人在火车上度过了几天几夜，每节车厢有八十个人，每个人都得躺在自己的行李（即个人仅余的身外物）上。车厢内因为拥挤不堪，鸽灰色的晨曦只能由车窗顶端透进来。每个人都以为火车会驶向某个军需工厂，然后大家会在那儿充当强制劳工。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仍在西里西亚，或者已经抵达波兰。火车的汽笛声一如求救的呼喊，听来十分凄厉，像是要为一步步接近地狱的可怜乘客叫冤抱屈似地。不久，火车转辙了，显然已接近一个大站。突然间，一厢厢忧心忡忡的乘客纷纷惊叫：“那儿有个牌子，奥新维辛！”煞时，每个人的血液都降到冰点。“奥斯维辛”是恐怖的代名词，代表着煤气间、火葬场、大屠杀。火车慢慢地、近乎迟疑地行驶着，仿佛希望为乘客拖延真相大白的一刻：奥斯维辛！



晨曦渐露，一座庞大的集中营逐渐现出轮廓。几排长长的带钩铁丝网篱笆，几座守望塔、探照灯，以及一列列憔悴褴褛的人形沿着荒凉的石路蹒跚走着，在灰白的晨曦中，不知要迈向何处。有几声零落的吆喝和指挥的哨声，却不知有何含义。想像中，我仿佛还看到有几座绞刑台，上面吊着晃来晃去的死人。我不觉毛骨悚然，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因为随后一个遥无止期的大恐怖，正等着我们去适应哩！



火车终于到站了。一声声吆喝，打破了起初的静默。此后，我们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就一再听到这粗鲁而尖锐的噪音。它酷似罹难者临死的哀号，所不同的是，它带着刺耳的沙哑声，仿佛发自一个不得不常如此叫嚷，或一再遭受谋害的人的喉间。车厢门立刻被推开了，一小队着条纹制服、剃光头，看来营养不错的俘虏冲将进来。他们操着各种欧洲语言，而且全都带有一些幽默；只是此情此景，这种幽默听来未免怪异，就像垂死挣扎一样，我骨子里的乐观（这种乐观使我每逢最险恶的境地也常常能克制自己）紧紧攫住这个念头：这些俘虏气色不错，精神似乎很好，甚至还笑得出来。说不定，日后我也可以挣到他们今天这种地位呢！

在精神病学里，有一种状态叫做“缓刑错觉”。死刑犯在处决以前，幻想自己会在最后一分钟获得缓刑。同样地，我们也抱着一线希望，直挨到最后一刻都还相信结果不会这么糟糕。先看到那些俘虏的圆脸和红润的双颊，就已经是一大鼓励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批俘虏是经过特选的中坚分子，多年来一直负责接收每天涌入车站的乘客。而所谓“接收”，包括点数新到的俘虏、搜查随身携带的行囊，其中凡是稀有物品或走私来的珠宝，一律没收。在大战的最后几年，奥斯维辛在欧洲想必是一个奇特的地方。珍贵的金银财宝，必定不只锁在硕大的储仓内，还掌握在挺进队员手中。


一千五百名俘虏都被关进一间顶多只能容纳两百人的库房里。我们饥寒交迫，库房内连蹲的地方都不够，更别说躺下来了。四天之中，我们仅靠一片五盎斯重的面包果腹。然而，我却听到几个看管库房的资深俘虏用一枚白金钻石领夹和一名负责接收的俘虏谈交易。大多数的利润，最后都用来买醉——这儿可以买到杜松子酒。足够一晚酣梦的杜松子酒，究竟需要花几千马克才能买到，我已不复记忆；可是，我却知道那些长期受到监禁的俘虏需要杜松子酒。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责怪他们花钱买醉，麻痹自己呢？还有一批俘虏也有酒可喝，并且由纳粹挺进队无限制供应。这些俘虏都在煤气间和火葬场工作，他们深知终有一天，自己会被另一批人取代，也深知自己终究会由目前这不得不干的刽子手角色沦而为罹难人。


我们这一梯次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个痴想：料想自己可以逢凶化吉、消灾解厄。火车到站时，我们还不确定下一步的命运，有人叫我们把行囊留在车上，然后分男女排成两行，以便遂次由一名挺进队的资深长官面前通过。教人吃惊的是，当时我竟胆敢把我的背袋藏在外套里边。我这一队继续前进，一个个从这位长官面前经过。我很清楚，这官员一旦发现我暗藏背袋，必定叫我吃足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他至少会狠狠踢我一脚。我本能地挺直腰杆走向这位长官，免得他瞧出我身上的重物。不久，我与他正面相对。他身材高挑，合身的制服纤尘不染；反观我们，漫长的旅途之后，已经是蓬头垢面，一身邋遢，跟他呈强烈的对比。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悠然自得的姿态，左手托着右肘，右手直立、并用右手食指悠闲地指向左，或指向右。我们丝毫不知道这家伙的手指头一忽儿指向左，一忽儿指向右，究竟有何不祥的含义。只是，他指向左边的次数占大多数。


轮到我了。早先，有人低声对我说，指向右边表示要工作，指向左边表示无力工作和有病在身，会被送到一个特别的集中营去。于是，我静待发落；身上的背袋沉甸甸的，使我稍微歪向左边，但我奋力站直。挺进队的这位长官打量了我好一会，似乎在犹豫。而后，他伸出双手，搁在我肩上，我努力显出精明的模样。最后，他非常缓慢地把我扳向右边，我便向右边跨去。


当晚，这种“指头把戏”才告揭晓。原来这是第一次的淘汰与判决——判决我们究竟是生存或丧命。我们那一梯次，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判死刑，而且是在几个钟头之内立刻处决。所有被叫到左边的人，当时立刻由火车站直接遣送到火葬场。一个在火葬场工作的人就告诉过我，火葬场那栋建筑的门上，用欧洲各种语文写着“洗澡间”字样。进门时，每名俘虏都会收到一块肥皂，然后——唉！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不提也罢！反正这种恐怖的事情，许多书刊都已经报道过了。


我们这些幸存的少数，当晚就获悉真相。我向几名曾在那边工作过的俘虏打听消息，因为我的一位同行兼好友潘先生被送到那儿了。


“他是被叫到左边的吗？”
“对！”我答。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们说。

“哪里？”我问着，有人伸手指向几百码外的一支烟囱。一股火焰，正由烟囱口喷向灰蒙蒙的波兰天空，消失在一片不祥的烟雾里。
“你的朋友就是在那里，他飘到天堂去了。”我听了，仍然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对方只好用普通的语句另外解释一次，我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此处所讲述的，并没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由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从火车站破晓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历程，一直要等到我们在营中歇息下来，度过第一夜才止。

在挺进队的警卫持枪戒备之下，我们奉命由火车站穿过通电的带钩铁丝网和营区，奔向清洗站。我们这批通过了第一关的邋遢人，在这儿可以说真正享受到洗澡的舒畅。“缓刑错觉”也因此再度有了个明确保证，连挺进队员似乎都和蔼可亲。可惜不多时，我们看出了和蔼可亲的原因。这些队员只要看到我们手腕上带有手表，对我们便亲切有加，并且鼓起如簧之舌，以万般善意的声调劝我们把手表交出去。既然我们什么东西都得充公，为什么不干脆交给一个看起来比较和气的人呢？说不定，有朝一日他还可以帮个大忙哩！


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那小房间似乎是消毒间的休息室。挺进队员出现了，并摊开几张毯子，要我们把身上一切物品，包括手表、珠宝全扔进去。有几个俘虏还天真地问说：可否留下一枚婚戒、纪念章或幸运符什么的，使得在那儿充当助手的几个资深俘虏为之发笑不已。到那个时候，每个人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一切物品会被搜个精光。


我曾试着向一位资深俘虏吐露我的秘密。我偷偷溜到他身边，指着我外套暗袋里的一卷纸说道；“你看，这是一本学术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怎么说。你会说我能够保住老命已经该谢天谢地，不敢再有非份的奢想了。可是我实在克制不住。我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保留这份手稿。这是我这辈子的心血结晶。你知道吗？”

嗯！他是知道了。他脸上慢慢绽出一个笑容，起先带着悲哀，继而变成逗趣，而后现出嘲弄和侮辱的表情，最后他以营中俘虏惯用的一个字汇，答复我的问题：“狗屎！　”就在那一刻，我认清了眼前的现实，并且抵达了我第一阶段的心理反应的最高潮：我挥手斩断过去的一切。


突然间，大伙儿骚动起来，一个个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站着，并且议论纷纷。此时，刺耳的吆喝声再度响起，我们在哨子的催促下赶忙跑进堂前的休息室，然后在一个挺进队员四周集合起来。此人一直等着所有的俘虏统统到齐，才开口说道：“我给你们两分钟，并且用我的手表计时。在这两分钟内，你们要脱个精光，并且把所有的衣物放在脚板前面。除了鞋子、皮带或吊带，或者疝气带，其余全部不准留在身上。我就要计时了——开始！”

大伙儿不假思索，立刻急匆匆地宽衣解带。时限愈短，每个人就愈形紧张，笨手笨脚地扯着内衣裤和鞋带腰带。不久，一阵鞭打声响起，原来是皮鞭打在赤条条的人体上所发出的响声。



后来，我们被赶到另一个房间剃毛，不惟头发、胡须都要剃掉，连身上任何部位的毛也得剃个精光。接下来便是到淋浴间．大伙儿再度排队。此时，每个人几已面貌全非，彼此间差不多都认不出来了。差可告慰的是，有些人发觉莲蓬头上的确有水滴下来。

等候淋浴时，全身的赤裸，使得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此际，我们除了这光秃秃的一身，的的确确是一无所有了；就连身上的毛发，也已经被剃除净尽，仅余这赤裸光溜的身体。我们还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以同过去的生活产生关连呢？我个人，还有一副眼镜和一条皮带，可是隔没多久，我就不得不用皮带去换取一片面包了。拥有疝气带的，倒是多了一样值得庆幸的东西。当晚，管理我们那间茅舍的资深俘虏在致词欢迎我们的时候，就严正地警告说，如果有谁胆敢把钱钞或珠宝缝进疝气带内，他一定会亲手把那个家伙吊到屋梁上。说着，他指了指上头那根横梁，并且骄傲地说他资格老，按营规他有权这么做。


说到鞋子，事情可没这么简单。我们虽然有权保留鞋子，但拥有适脚鞋的人，最后都不能不予以放弃，换来一双不适脚的。更苦恼的是，有些俘虏听从了资深俘虏在休息室内的善意忠告（表面上似乎是善意的），便把过膝长统靴的上半截切掉，并用肥皂涂去切痕，借以掩饰。可是，挺进队长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招，因此每个有嫌疑的俘虏都被叫到隔壁一间小屋里。不久，皮鞭的呼啸声和挨打者的号叫声隔墙传来，而且持续了好一阵子。


某些人心中尚存的几个幻想，就这样逐一归于破灭。意外的是，大多数人心头渐渐滋生出一股顽强的幽默感。我们知道，除了这可笑的赤裸之身，我们已别无他物可供丧失。当莲蓬头开始喷水，我们全都努力地寻开心，努力开自已和彼此间的玩笑。毕竟，莲蓬头总算还喷得出水来哩！


除了那股奇特的幽默感，我们的心头另外还蟠踞着一种感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我以前也体验过，那是我碰到某种奇特境遇时的一个基本反应。每当我遭逢意外，处境危险，在紧要关头之中，我所感到的只是好奇。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全身生还，或者负伤而归。


　即使在奥斯维辛，冷静的好奇心仍然凌驾一切，使得理智能超越周遭的环境，进而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在当时，培养这种心境，是为了保护自已。我们急于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后果又会怎样。譬如，当我们淋浴完毕，身体赤裸而还湿漉漉的，却要站在户外忍受着晚秋刺骨的寒意；当其时，每个人对下一个“节目”就十分好奇。往后几天，这种好奇渐渐转变成惊讶：惊讶于自己居然没有感冒。


大凡新到的俘虏，总有一箩筐类似的惊奇等着他去发掘。如果他是医科出身的，那他一定最先发现教科书全是在扯谎！譬如，我就记得教科书上说过：人如果每天没有睡满一定的钟点数，就活不下去。这真是大谬不然。过去，我一直深信有些事我就是办不到或无法适应：比如，我没有某样东西就睡不着，我没法跟某种人或某种现象共处于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在奥斯维辛的第一晚，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睡的是一层层搭架起来的硬木板床。每张床宽约六尺半到八尺，却挤了九条大汉，而且九个人分盖两条毯子。当然，我们只能侧卧且彼此紧挨着身子。这样倒有个好处，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按规定，鞋子是不准带上床的，不过，有些人还是偷偷把沾满泥垢的臭鞋垫在头下当枕头，免得使都快脱臼了的手臂还要为“曲肱而枕之”而受罪。怪的是，睡神依旧光临，让大家在黑甜的梦乡里得到几个小时的解脱。


　还有些我们居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