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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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会议
1953年秋，财经会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爆出了所谓的“讨安伐刘”风波，会议后期，毛泽东改变部署，风向陡转。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所以，他要求各大区和省市委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24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页。】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然而，仅有舆论还不够，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还要进行组织路线的整顿。
过去，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注2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601页。】由于他身体不好，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一直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1952年底，饶漱石接替陈云出任中组部部长。
早在1953年7月财经会议期间，中央就发出了召开第二次组织会议的通知，要求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在组织工作中的表现，消除其在组织部门的影响，以切实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组织会议必须按照总路线之命的方向进行；检查的内容及方式也要像财经会议那样，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开展“桌面上的斗争”。
（一）张秀山、郭峰发言经过
1953年9月上旬，中组部向各大区组织部发出通知，会议议题为：
1、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问题；
2、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3、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
4、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
此外，还有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训问题。
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的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
根据通知要求，东北局决定由组织部长郭峰率团参加会议；因现任干部处长新来不久，不熟悉情况，原干部处长李正亭（已调任东北财经部任副部长）也参加。
在此期间，安子文几次给张秀山（东北局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打电话征求意见。张表示，郭峰会把意见带去，自己就不讲了。
1953年9月7日晚，郭峰找张秀山（他正卧病在家）请示对这次会议有何意见，东北怎么发言。
张秀山说：主要是要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所需的干部。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郭峰问：这次会议要检查工作么？
张秀山：会的。
郭又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张秀山：我看就是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有人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使用干部有不当，等等。究竟怎么讲，你到北京以后再到高岗那里去请示一下。
1953年9月8日，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主持东北局开会（林枫已去北京，张秀山卧病），讨论去中组部开会所要准备的问题。主要是讨论68项重点工程缺少地级干部的解决方案，最后张明远总结。除干部问题外，他还说到，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应注意不要骄傲，安子文的错误缺点与薄一波不同，主要是组织工作业务上有些问题，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些，干部政策（管理）上可能有些问题。并说会议半个月不够，可能延长。
1953年9月9日，郭峰到北京，住翠明庄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开预备会，领导小组成员有：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在去开会的途中，郭峰绕道到高岗处汇报请示。
一见面，高岗很奇怪地问：“你来干什么？”
郭峰：“来开组织工作会议，谈调干部问题。”
高岗哼一声，没说什么。
郭峰：“如果这次要检查工作，我准备对调干部到工业战线晚了些，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的问题提提意见。”
高岗说：“不提吧，解决不了问题”，“我看还是不提吧”，“有问题，叫别的地区讲，咱们不讲了，不解决问题。”
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有指示。说着，叫机要秘书董文彬找来文件给郭峰看，其中有中央文件，也有毛主席的电报。主席开始说对发展富农党员要慎重，后来的电报说不发展富农党员。
郭峰一边看文件，一边听高岗说：“开始时秀山同意少奇的意见，和我争吵得很厉害，我说秀山糊涂。后来见到主席的电报，秀山才服气了。”
开完预备会，郭峰又去请示林枫，林枫也说要慎重。
1953年9月12日预备会议，安子文说，根据毛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组部的工作。要各地多作酝酿准备。
会后，安子文说：“你给秀山打电话，再征求一下他和陈伯村的意见。郭峰只好再打电话转达安子文的要求，说如果你不能来京，书面发言也行。
张秀山还是不想谈，说：有些意见过去都谈过了，不谈了。
13日上午，刘少奇召集会议，进一步明确组织工作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工会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纠正。他也谈到要检查工作的问题。
会后，安子文亲自打电话给张秀山，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
张秀山听说是毛主席的指示，才经过认真考虑，给安子文写了一封信，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他个人的意见，所以没有经过东北局的讨论，只是给张明远和凯丰看过，他们就个别地方提了点意见。这封信与9月下旬发出。
1953年9月23日，在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都应坦率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安子文也再次强调，要各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工作提意见。
会后，郭峰向东北地区与会同志作了传达，又给张秀山打电话，除谈到调干部问题及中央将要调他（郭峰）去中组部工作外，再次请张秀山早日把意见写来。
东北地区与会同志听了传达以后，一致要求认真检查总结经济恢复时期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建设时期如何进行组织工作。
这期间，郭峰和李正亭到高岗家汇报了会议情况，请示关于几个主要干部调动问题，问他对此次组织会议上检查工作问题有何指示。
高岗说：“这件事，中央开会了，毛主席指示，要彻底检查与批判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一切都拿到桌面上来。所以不要有任何顾虑，一切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要坚持原则，如何风浪也不要怕。”
显然，由于毛主席发了话，高岗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但他还是没有多大的信心，又说：“你们的发言要认真准备，有把握的就说，没把握的不说；要有根据，不要被人家抓住小辫子。”“你们看能展开吗？我看不行，华东。西北大概可以讲讲。关于给工业调干部和厂长制问题，我已和富春同志谈过，要他去会上讲一讲。”他分析说，估计华东、西北可能提意见，华北西南不会提，中南在两可之间。最好由华东和西北来讲。
9月底，郭峰接到张秀山和陈伯村的书面意见（张秀山提了八条，陈伯村提了四条），让他给高岗看后再转给安子文。
1953年10月2日上午，郭峰去高岗家，谈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和安子文要秀山来京参加组织会议，并问：有些已经改正的问题（如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问题）是否还提？还有，说薄一波同志有圈圈，纪律等问题，似乎不应当提。
当时高岗正准备南下休假，心不在焉地一边听，一边翻阅着张秀山的书面意见。这时王鹤寿来谈工业计划问题，高岗随手把书面意见递给王鹤寿，并以商量的口气对王说：“秀山提的都是大问题，不提吧？叫秀山别提了。”王鹤寿看后也说，有关纪律问题和薄一波有圈子等问题，不应该谈。
郭峰问：“秀山提到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问题是有关党的性质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
高岗说：“这与在延安起草党章时曾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党’的提法之问是有思想联系的。当时我与林彪同志不同意，才改正了。”
郭峰还觉得对富农党员处理问题根据不足，张秀山的信中提到安子文有一封给高岗的信可参看。他便向董文彬要来看了一下。
最后，高岗对郭峰说：秀山的这个意见我就不看了。哪些该讲，哪些不讲，你和鹤寿一起商量吧……你告诉秀山，最好不要谈，我看这次会上展不开，可用大区与会同志名义谈，不要乱扣帽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他又对王鹤寿说：你去鞍山路过沈阳时和秀山谈谈，他若是谈，在富农党员问题上也要作自我批评才有说服力。
郭峰随即打电话向张秀山汇报了情况，并说王鹤寿去鞍山路过沈阳时会和他详谈。张秀山说他马上要到北京开粮食会议，他的书面意见暂时不必转给安子文了。
1953年10月9日，张秀山到北京，因郭峰正在开会，由李正亭向他简单谈了会议情况。当张秀山得知高岗没有看他的书面意见时说：“算了，算了，不写了，当面谈吧。”
1953年10月10日召开大会，安子文发言，对八年来的组织工作作了检讨。11、12日两天分组讨论。
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者对安子文的发言不满意，认为缺乏政策性、思想性。
小组会后，郭峰向张秀山汇报了大家对安子文发言的意见，再次建议他最好不讲；要讲的话，也要少讲些。张秀山表示同意，并说要找安子文谈谈。
1953年10月13日晚领导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时，提到张秀山的发言。饶漱石说：秀山已同我和子文谈过，就不准备在大会上讲了。我已同意秀山不讲了。
刘少奇说：我听子文同志讲，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嘛。
饶漱石：秀山说他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刘少奇：不要紧，只要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了。不会误了什么。
饶漱石当即让郭峰转告张秀山准备明天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又对郭说：你不必去了，还是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吧。
当晚七点左右，郭峰去张秀山住处，说领导小组会议决定要你明天发言。在发言前，你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这时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来，郭即辞出。饶漱石向张秀山传达了领导小组会的意见，让他准备明天再会上发言。
不一会儿，郭峰接到张秀山的电话，说毛主席找他们谈话，马上就得去。
直到夜里12点左右，张秀山才回住处，郭峰和赵德尊即去询问情况。
张秀山说：主席找参加粮食会议的部分同志谈粮食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会后我向主席请示：说安子文和少奇要参加组工会并发言，问他有什么指示。
主席问：你准备讲些什么？
张秀山谈了自己准备的意见（已由八条压缩成五条）：
1、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一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
2、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
3、中组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
4、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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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给东北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传达后，曾经在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2、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会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3、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却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其次；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配备、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从全国范围看；干部的配备使用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而中央组织部也未能及时作合理的调整。
4、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
安子文同志对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