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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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89、490页）；
4、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1948年版第948页）；
5、刘少奇同志：《论党》（干部问题）；
6、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7、《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在组织上的错误部分；
第四单元——党的团结：
1、列宁在联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统一决议草案；
2、《联共党史》（第四、第五两节）；
3、《列宁主义问题》第112页；
4、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报告；
5、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定；
第五单元——经济建设。
学习方法是边学文件、边看书、边对照检查，边谈边写。起初是安排每天上午自学。几天后，高岗表示，这样好，学有所得，愿意学。后来，他要求赵、董二位秘书与他一起学习，并增加了谈国际国内时事的内容。
在管教期间，这样学习一直坚持下来。
1954年3月16日，距离高岗自杀未遂整整一个月，周总理派人送来刘少奇在高干座谈会的报告和周总理在座谈会总结发言的正式文件，并要赵家梁向高岗传达周总理的话：“这两个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建议，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作为初步结论。这个结论是根据确凿的材料归纳起来的共同认识，是无可置辩的；但也还是初步的，因为材料还在调查中，还有待你自己的彻底交代。在你面前有两个前途：或者彻底交代，沉痛认罪；或者抗拒到底，死不认罪。希望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要杜绝三件可能发生的事：自杀、杀人、逃跑。”
两个文件都列举了高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主要罪状。
高岗听了传达，沉默不语，要求把文件留下，并且不无怨气地对赵家梁说：那么多内容，记也记不住，以后又会说我检讨反省不彻底啦。
他认真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和总理谈话记录，心里很不服气，当晚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半，他都不能入睡，独坐沙发抽烟沉思。
第二天，1954年3月17日，高岗找来赵家梁反复谈他对两个文件的意见。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认为刘少奇不能掌舵，不能做毛主席的接班人；说他并不是要打倒刘少奇，只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让刘担任荣誉职务。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说，议论和反对刘少奇的，不只我一个，而且主要的不是我。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上纲那么高，实在是冤枉。他认为两个文件中列举的关于他的错误和罪行，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并逐一作了说明和辩解，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天上午和下午，他分别谈了五个小时，特别是上午的情绪很激动，委屈、气愤、抵触，对立情绪很明显。下午情绪稍平和。
对于文件中说他搞“军党论”，他根本不同意。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名词，不记得在哪里说过。在财经会议上批评一波时我讲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这句话，那是引用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的话”。他承认确实散布过“白区党”、“苏区党”之类的话，但他说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由此来说他“制造军党论”，不符合事实。
赵家梁如实向周恩来汇报了高岗的说法，并问：
“‘军党论’的根据是不是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
“是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根据？”
“没有。”
“高岗的这个发言稿，是马洪和我们几个人帮他准备的，其中关于‘枪杆子造党’的一段话，是引用《毛泽东选集》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有关内容。”
周恩来认真听着，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高岗专案组的李波人对赵家梁说起“军党论”的问题，赵也对他作了解释。李波人说：“高岗只说‘我们的军队’，没说‘共产党的军队’。”
赵说：“从引用的全文看，‘我们的军队’自然就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不会是其他党和国民党的军队。”
高岗还认为文件中所说“利用各种机会”、“有计划”、“寻找矛盾”、“今天反这，明天反那”等等，这些话都不符合事实，讲得过分。
他坚决否认自己反对刘少奇是要“取而代之”，否认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野心。他说他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比他能干的，比他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当领袖。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想帮毛主席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只要不是刘少奇，谁上去都行。
在交谈中，赵家梁有时提一些问题，有时劝慰一番。两人意见没有统一，也没有闹气。最后他茫然自问：我真的有这么坏吗？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为什么至今还不能交代？唉！欠了党和人民的债，今后怎么还呀？
尽管他面对中央文件心情很激动，感到万般无奈，有委屈、气愤、抵触情绪，但他还是与赵家梁商量下一步怎么进行反省。
晚上十点半，他自问：是不是要写个信给总理？
半夜以后，他仍独坐起居室沉思流泪，李力群多次催他休息，至凌晨四点才上床就寝。
以后连续好几天，他睡不好，吃不下，不停地想心事：——什么“确凿材料”，什么“无可置辩”？不见得！既然材料还在“调查集中”，为什么现在就匆匆作结论？
等到调查清楚再作结论也不迟呀。看来，有些人其实不关心事实究竟怎样，而是只要给我高岗作一个“要造反”的“结论”。至于我是不是真的“要造反”，是我自己“要造反”，还是有人让我“造反”，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并不重要。这样事实依据不充分的结论，又怎能令人信服呢？
——照这样下去，我的党票没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无论我怎样交代，他们都不会放过我。前途？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至于杀人、逃跑，太看重我了，我绝不会干这种事！至于自杀，已经有过一回，以后会不会再有？那得看情况，但愿不再发生……
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有关高岗情况的汇报，一再提醒管教组，要提高警惕，注意他的安全，不要再出问题；要尽量挽救他；同时在原则问题上，该争的要争，该刺的要刺，不要怜惜他，要说得狠些，这才是真正为他好，真正帮助他，当然，要注意搞好关系。
1954年3月19日，高岗根据中央要求，写了关于家庭有没有问题的材料。当天下午，他主动提出：从明天起，开始进行反省。
（三）反省、检查
从1954年3月20日到4月30日这段日子，高岗的生活平稳有序，每天看书学习、反省检查，与赵家梁交谈，也玩牌下棋，调剂生活。
1954年3月24日及随后的几天，高岗心神不定，显得沉闷，下棋、打牌也不那么专心，晚上都在凌晨一、二点钟以后上床休息。他自己说：心里很沉痛。
1954年3月25日中午，高岗来到赵家梁卧室，无奈地说：“北京时期的错误和犯错误的思想动机，我自己写了七八条，这是我的真心话。如果自己替自己做结论的话，应该开除党籍。”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地说：“中央对我是仁至义尽了，我听从总理的指示，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一个党员。今后，党籍如果没有了，给我任何艰苦的工作都可以。党可以长期考察了解我今后的行动表现。如果党还要对我长期管教，我坚决服从”；“我只要求做个公民，看看社会主义建设，就知足啦！”这天，他还提出换房搬家的问题。他说这些时，满眼泪水，十分悲伤。
尽管高岗的态度比较认真，但对北京时期的错误性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跟中央的结论意见有相当距离。在好几天的交谈中，都是摇头叹气，一再表示没有搞“军党论”，没有反对周总理。在整个反省过程中，根本没有说到他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位”及有“野心”的问题。直到1954年4月2日，仍无多大进展。
赵家梁建议：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再谈。不然顶牛了，检讨不下去，这样不行。
这个建议引起高岗的误解，以为赵不愿帮助他了，以后好几天不找赵交谈。
当时，高岗以为赵家梁很快就要离开，便征求赵对他的意见。赵坦诚地说了对他的看法，高认真倾听，频频点头。他虽未忘记赵是管教他的组长，不无戒心，但似乎更多的是把赵当作秘书、朋友。
1954年4月2日晚上，习仲勋、贾拓夫一起来跟高岗谈话，说到：
你要有接受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
搬家的问题，要你自己给中央写信提出；
李力群可以考虑安排工作。
从此以后，除了习仲勋以外，再没有什么人来看望高岗。习仲勋是受中央委托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的，有时来询问一些历史情况。
这段时间，高岗已能够比较冷静的看待刘少奇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总结。1954年4月3日，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请周转交给毛泽东　【注5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中共党史人物传》8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6页。】（此信未经赵家梁之手，他后来才知道），表示“同意周总理总结的精神”，要“从历史根源、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反省”，并“向党和毛主席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不再犯。”
习仲勋来，有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向他透露一些外面的消息，如；
东北也在召开高干会了，某某回去参加揭发你的问题；
罗瑞卿、周桓等人在座谈会上很活跃；
有人提出要开军事法庭审判你；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他们都过不了关，说他们与你一起反党，是个反党集团；
某某承认自觉反刘、反党；
已经成立了你的专案组，邓小平是组长，小平说你交代问题像挤牛奶……
这些，都给他的思想感情带来极大的冲击，他越来越感到迷惑，也感到歉疚：我能过得了这一关吗？就算我真的万恶不赦，为什么要把东北局的同志扯进来呢？
一天，他对管教人员说：我犯错误，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该牵连东北局的同志，他们都是为党工作，怎么可以说是我的”反党集团“呢？特别是明远和马洪同志，在东北局做了不少工作，很多政策是他们提出意见，由我出面。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主要是明远抓的，他出主意，想办法，再由我出面提出来，他是有功的呀。明远不是我这个山头的人，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少奇。现在他们受我的牵连，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向管教提出：可不可以见见明远、马洪、郭峰？
李树槐说：不可能！现在你还要求见他们？
赵家梁也说：这不可能，人家不会来，中央也不同意。再说，你见他们，反而起不好的作用。
高岗很不服气地说：难道我还和他们搞串联吗？只不过是想当面向他们道歉……
后来，李树槐问李力群：高岗为什么要见明远、马洪和郭峰？是不是有话要对他们讲？
李力群说：不知道。你可以去问他本人，你也是陕北人嘛。
李树槐一陕北瓦窑堡人，原是朱德的卫士长，中南海的警卫处处长。临来高家之前，朱德嘱咐他好好照顾高岗。在高家，他偶尔乘楼上没人时上去看看。到了1954年7月，他就调走了，临走时他再三要李力群好好看着高岗，要谨慎，有些话不要随便说。
高岗的卫士长魏宝玉，在出事后不久也调走了。一次高岗问李力群：可不可以见见魏宝玉？还要求见习仲勋，都被拒绝了。
还有几件事可能影响他的情绪：一是李力群心情沉郁，时常对高岗发脾气；二是1954　年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革命警惕》，高岗看后，思想负担很重。
1954年4月7日一早，高岗郑重提出：要求赵家梁继续帮助他反省检查；恢复每天交谈；并表示保证服从管教。赵家梁诚恳答应了，希望他好好想问题，不要胡思乱想。
晚上，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对高岗说：饶漱石已经彻底交代了，你也该快点交代吧，不能老是玩儿。高岗听了很不高兴，拂身而起，很有气地说：“你离开我好了！”
1954年4月8日，高岗又开始反省他对刘少奇的问题，态度比较真诚、沉痛。他说，要说有“野心”的话，不是假的，就是想把刘少奇拉下来，不赞成他当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个“野心”，何时才有的？是在财经会议前后，以前还没有。
这天午饭前，高岗再次要求赵家梁每天跟他交谈，帮他记录、整理并表示不再玩得太晚。当天晚上，果然早早上床休息。可是十天以后，又很晚才睡。他辩白说“上床早了睡不着，反而难受。”
1954年4月15日、16日两天，高岗着手起草《我的反省》。17日到19日，一面看稿，一面修改补充。20日起，一连好几天，高岗一面修改核定，一面誊抄，一天大约抄写几十页，五六千字，这对高岗来说，相当繁重，恐怕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口气抄写过怎么多字。
这段时间，他好几次想找习仲勋、贾拓夫来，也曾问过安志文，马洪是否还在计委，能不能来。他很想知道他们对他的检讨有什么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谁都没有来。高岗心里很不是滋味，说：既然他们都不来，我也不给他们看我的反省稿了。当天，他只请机要秘书董文彬给他提了意见。
1954年4月29日上午，高岗还是叫人把反省稿给习仲勋送去　。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请赵家梁转告他：“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非常激动。经过一夜的反复斟酌，1954年4月30日一早，终于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了：“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这句话包含了多少委屈与无奈！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一开始就“卡壳”。但经过几个月的抗争，最后还是不得不写下这句违心的话。他又特意用“实质上”、“企图”这样一些虚擬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又有谁去注意，去认真推敲其真实的含义呢？
这天上午，高岗这说了句：“那就只好这样吧！”就让赵家梁把这份二三万字的《我的反省》送交中央。
（四）在期待中煎熬
从1954年5月1日到6月24日，高岗进入了漫长的等待处理阶段。这50来天，从表面上看，高岗心情比较平静，看书、学习、打牌、下棋，每天傍晚下楼跟警卫战士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