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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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1784—1854）特别重视儿童教育，著有《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等。《教童子法》是一篇专门阐述蒙童教育方法的著作，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蒙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他疾呼“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的作诗作文兴趣，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诗文写精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
传统蒙学教育形式一直持续到清末兴办新学之前。同治九年（1870年）的《小学义塾规条》仍有这样的规定：“塾中功课，未识字者先识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学诗（新刻《续神童诗》），为人道理都说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续千家诗》及《孝经》、《弟子职》、《小儿语》各种，如有余力，皆可接读。”（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90页引）十九世纪末，在变法维新的浪潮中，传统蒙学教育也发生了变化。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学堂兴起，传统蒙学教育寿终正寝，从内容到形式被完全废弃了。
在谢枋得的七言《千家诗》流行的基础上，王相又选注了《新镌五言千家诗》，选录五绝39首、五律40余首。后来有人将五言和七言这两种《千家诗》编成合刊本，成为流传最广的诗歌教材，也对我国的语文教育、特别是诗歌教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这部诗歌教材共录有220多首诗歌，虽号称“千家”，实际上共录诗人一百二十八家。所选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作品，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易学好懂，题材多样，适合学生诵读。如孟浩然《春晓》、王之涣《登鹳鹊楼》、李白《静夜思》、杜甫《登岳阳楼》、刘禹锡《乌衣巷》、程颢《偶成》、朱熹《春日》等。《千家诗》在编选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编者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儿童的主体地位。《千家诗》是启蒙性质的诗歌选本，其内容包括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等，较为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民间深受欢迎，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唐诗精选普及读本，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们得以欣赏到唐诗中的精华之作，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卷首有蘅塘退士序：“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由此可知当时《千家诗》为童子学诗的启蒙读物，作者不满于其内容芜杂，故编选此书。全书共选了七十余位唐代诗人的诗歌300余首，涵盖了古诗中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各种诗体，是一本质量上乘的精选诗歌读本。这本书注重选取历来为人们广为传诵的佳作，名家名篇入选甚多。诗的作者中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也选了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如无名氏的《杂诗》。全书的编选以适合私塾教学为基本原则，以学童容易理解和记忆、适合儿童兴趣为主要出发点，因此，《唐诗三百首》被塾师们广泛采用，而且深受学童和成人的欢迎。此后为了帮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赏这些诗作，出现了多种注释本。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诗风和文风。而这本流传很广的诗选，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诗歌教育，对发扬我国的“诗教”传统有重要作用。这部诗歌读本影响广泛而深远，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学习唐诗的首选读本，风行海内外。
清末，《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诗歌读本依然是蒙童学习诗歌的主要教材。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借箸代筹一县策纳楹闲访百城书》里有东昌城内一家书店掌柜与老残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清代“三百千千”的流行情况：那掌柜的道：“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老残道：“贵处行销这‘三百千千‘，我到没有见过。是部什么书？怎样销得这们多呢？”掌柜的道：“嗳！别哄我罢！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这不是一部书，‘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个‘千‘字呢，是《千家诗》。这《千家诗》还算一半是冷货，一年不过销百把部；其余《三》、《百》、《千》，就销的广了。”由此可见，直到晚清时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仍然是学堂的基本教材，在北方城乡流传很广，很受欢迎。而刘鹗还是一位诗人。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他出身诗书官宦家庭，自小聪敏，四岁就随其二姐诵读《唐诗三百首》，八岁从丹徒名儒赵君举读书。庚子年（1900年）刘鹗北上赈济灾民，旅途中在《唐诗三百首》的封面上题诗，其一就记述了幼年学诗一事：“阿姐停针每见怜，小时指授绣灯前，而今此卷犹传世，回首沧桑四十年。”他涉猎众多领域，学识博杂，著述颇丰。其诗直抒胸臆，清新俊逸，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有诗集《铁云诗存》。
唐宋以降，吟诗作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因此，除学习诗歌外，学习声律对句也成为蒙学阶段的一项经常性的内容。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诗歌类读本代代不绝。清代学者又编写了新的蒙学韵文类教材，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著名文学家李渔编著的《笠翁对韵》是一本专门用来学习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始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一问世即引起轰动，是清代最流行的声律类蒙书之一。全书共三十韵，每韵二则至四则不等，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其语言工巧藻丽，音韵流畅；内容博采精裁，编排合理，或状景，或叙史，或抒情，意境典雅优美，又富生活气息，更易为初学之人掌握。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雷对电，雾对霞。蚁阵对蜂衙。寄梅对怀橘，酿酒对烹茶。宜男草，益母花。杨柳对蒹葭。班姬辞帝辇，蔡琰泣胡笳。舞榭歌楼千万尺，竹篱茅舍两三家。珊枕半床，月明时梦飞塞外；银筝一奏，花落处人在天涯。”“闻对见，解对谙。三橘对双柑。黄童对白叟，静女对奇男。秋七七，径三三。海色对山岚。鸾声何哕哕，虎视正眈眈。仪封疆吏知尼父，函谷关人识老聃。江相归池，止水自盟真是止；吴公作宰，贪泉虽饮亦何贪？”文中罗列了许多典故，既能够帮助学子增长见闻，又可以在品德修养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车万育编著的《声律启蒙》是一本专门训练儿童对偶技巧、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全书按韵分编，包括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方面的虚实应对，形式上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使儿童在诵读中受到语音、词汇、修辞等方面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较之其它蒙学读本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又如：“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冯妇虎，叶公龙，舞蝶对鸣蛩。街泥双紫燕，课密几黄蜂。春日园中莺恰恰，秋天寒外雁雍雍。秦岭云横，迢递八千远路；巫山雨洗，嵯峨十二危峰。”其内容多以实际生活中的事物现象或事件人物作为范例，道德说教意味比较淡薄，既便于儿童理解，又能够陶冶学童情操。如：“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花间双粉蝶，柳内几黄莺。”“一轮秋夜月，几点晓天星。”“渚莲千朵白，岸柳两行青。”因此，它是一部深入浅出、潜移默化教导儿童学习音韵格律、吟诗作对的启蒙教材。
车万育还编撰了《增广贤文》一书。全书以韵文的形式，将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错而出，灵活多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往往以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其中有的辑自雅句，有的采自俗语，有的是圣哲语录，惟其如此，全书也就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劝善言、有戒勉言、有世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连在一起简直就是诗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身之计在于勤”、“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竹篱茅舍风光好，道院僧房总不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但看三五日，相见不如无”、“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求财恨不多，财多害自己”。由于采录广泛，因而纯驳不齐，儒家学说、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的内容在其中也均有体现，时而积极进取，时而感慨自伤，也因此大致反映了古人之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涉及为人处世的谚语很有哲理性，耐人寻味，值得借鉴。《增广贤文》篇幅不长，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文中极少运用典故，语句接近于口语，易于为人们接受。因此，在民间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人们把它与《幼学琼林》并列，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在通行本之外，还有各种重编本，如周希陶的《重订增广》、硕果山人的《训蒙增广改本》等。
有两部唐诗读本值得引起注意，分别是王尧衢的《唐诗解》和徐日琏、沈士骏的《唐律清丽集》。雍正年间，苏州人王尧衢编注《古诗解》四卷、《唐诗解》十二卷，合称《古唐诗合解》，刊于雍正十年（1732年）。其后《唐诗解》传刻很多，而《古诗解》废而不刻，书名遂称《唐诗合解》。其选诗讲究格调平稳，既明白晓畅，又含蓄悠长，往往选取历来为人广为传诵的名篇。所选诗歌五言、七言古风较少，五言、七言近体居多。嘉庆、道光以后直至民国初年，此书是除《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外最盛行的一部诗歌选本，影响较大。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乡试殿试增试五言六韵诗歌。《清史稿…选举志一…学校条一》载：“乾隆初，覆试兼用小学论。中叶以后，试书艺、经艺各一。增五言六韵诗。”徐日琏、沈士骏二人立即编选了一部专收唐人五言长律的选集《唐律清丽集》，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四韵至百韵，均有选录。其选诗以“清丽”为标准，所选诗歌以初盛唐居多，中晚唐较少，而选杜甫诗最多。历来唐诗选本往往古体、近体兼备，惟独这部书却专选唐人五言律诗。很明显，这是专门为应试举子提供的作诗范本。
“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常令后人惊叹，在文化典籍的整理编纂方面居功甚伟。康熙皇帝富有雄才大略，是历史上罕见的帝王，他精通儒学，博学多才，重视文教。康熙年间，由曹寅、彭定求等人奉敕编选的《全唐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诗歌总集。这部诗集以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诗》为蓝本，广泛搜集曾散佚遗漏的作品进行校补增订。全书共900卷，收录了唐五代时期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48900多首。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