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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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定《唐宋诗醇》四十七卷，选取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和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位诗人的作品2660余首，而以李、杜为正宗，以白、韩、苏、陆为羽翼；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意义，尤其强调忠君爱国，散发出相当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这本书问世后刊刻极多，当时诗人几乎人手一部。乾隆时期纂修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有36300多册之多，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按照儒家正统“诗教”观念，对历来的诗、词、曲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甄别，为清代文人吟诗填词作曲提供了榜样。
清代一些诗人、学者也很重视历代诗歌选集、总集的辑录编纂。如朱彝尊选编了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100卷、编纂了《词综》36卷。季振宜编选的唐诗总集《唐诗》七百一十六卷，打破唐诗历来按初盛中晚的编排方法，诗人和作品按时代编次，由高祖开始，至无名氏终。每个诗人均附有较详细的小传，并对所录诗篇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此书是《全唐诗》编纂时主要依据之一，当时未刊刻，只有写本传世。王士祯编纂了《神韵集》、《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体现了他的“神韵说”理论。沈德潜（1673—1769）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他论诗以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在作诗上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力求中正平和、委婉含蓄。《清史稿…沈德潜传》载：“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由于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因而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选辑的各种选本，就是他的“格调说”诗歌理论的体现，是当时诗人学习的范本。这些选本保存了比较丰富的诗篇，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评语颇有精辟见解，因此广为流传，至今仍有借鉴价值。之后，还有张玉编选的《古诗赏析》、管世铭编选的《读雪山房唐诗钞》、李调元编纂的《全五代诗》、王辏г吮嘌〉摹栋舜 返鹊取Ｕ庑┦柩〖⒆芗谋嘧耄宕搜白魇峁┝瞬煌绺竦姆侗尽�
弹词与鼓词都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说唱兼备的曲艺形式。弹词流行于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多在城镇演唱，主要说唱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往往受到妇女的欢迎。许多有才华的女性也参与了弹词的创作，借以抒发了她们的人生理想，而女性要求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也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著名的女性作品有陈端生的《再生缘》、陶贞怀的《天雨花》、邱心如的《笔生花》、李桂玉的《榴花梦》。弹词的说白部分为散体，唱词部分以七言韵文为主，通常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文字通俗易懂，篇幅往往很大，如《榴花梦》长达三百六十卷、约五百万字。从讲述故事和阅读欣赏的角度来看，许多弹词可以说是一种韵文体的长篇小说。弹词还有许多方言作品，在南方广大地区影响深远。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和三弦等乐器伴奏，主要说唱铁马金戈的战争故事。其形式与弹词很相近，说的部分用散体，唱的部分为七言或十言韵文，句式较弹词更为灵活。传世鼓词主要是一些依托历史讲述战争故事和英雄传说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呼家将》，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爱憎和愿望。还有一些是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作品，如《杨家将》、《三国志》、《水浒传》、《窦娥冤》、《西厢记》等，这些鼓词一般与原作出入不大，对这些文学名著的普及有很大作用。另外也有少数描述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如《蝴蝶杯》等。鼓词在北方民间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弹词与鼓词作品多出自民间，往往曲折地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情感，成为人民自我教育的一种工具。由于这些作品难以摆脱正统思想的控制，往往有着较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而其主体部分又是以七言为主的韵文，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了诗歌教育的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少数民族也流传着自己的说唱文学作品。如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这些史诗都是千百年来各民族生存和斗争经验的积累，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医学、语言、宗教、美学等各方面知识，可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它们在各少数民族中代代口耳相传，在生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清代文人继续明代学者的遗风，搜集民间通俗歌曲的风气更盛，保存下来的民歌作品远多于明代。清代俗曲总集主要有颜自德辑录、王廷绍编订的《霓裳续谱》，收曲词六百余首；华广生选辑的《白雪遗音》收曲词七百余首。俗曲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根据戏曲改定的，有描绘民间风俗的，有表现诙谐嘲戏的，有玩弄文字游戏的，而比较集中又最有文学趣味的仍是情歌一类。男女相思是民歌永恒的主题，清代都市流行的民间俗曲也多为情歌，庸俗调笑之作较多，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健康、清新俊爽的作品。由于远离社会主流文化，即使是茶坊、酒馆、青楼传唱的粗俗色情之作，其表达情感的大胆直露，也都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虽然为正统“诗教”论者所不屑，但这些民歌在民间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一些诗人收集整理了比较僻远地区的民歌，如李调元辑的《粤风》、黄遵宪辑的《山歌》和无名氏的《四川山歌》。其中《粤风》中后三卷的《瑶歌》、《苗歌》和《僮歌》是南方少数民族民歌，作品多是情歌，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这些民歌曲调简单，感情率真朴实，体现了民歌清新健康的风格，保持了民歌的真正本色。如《四川山歌》之一：“十八女儿九岁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双双在，你做儿来我做娘！”这是对封建礼教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辛辣嘲讽。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儿歌专集，如郑旭旦辑录的《天籁集》和悟痴生辑录的《广天籁集》等，内容主要是训练儿童语言，向儿童传授知识，一般句子短小，节奏明快，语言平易流畅，适合儿童诵唱。在学校教育之外，民间的诗歌教育极为广泛，其作用不容忽视。
晚清时期的民间歌谣中有不少反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务团运动的作品。这些民谣是我国人民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浴血斗争中产生的，一般都具有高度的战斗性。这些民歌在流传的过程中，既教育人民认清了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又进一步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林则徐领导禁烟斗争，坚决抵抗侵略军，获得了百姓赞颂：“林则徐，禁鸦片。焚烟土，在海边。开大炮，打洋船，吓得鬼子一溜烟。”《三元里民歌》概括反映了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民谣刻画了清末中国社会的一个“怪圈”现象，既讽刺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又表现了人民对侵略者的蔑视和对自己力量的确信。
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获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一些歌谣表达了百姓对太平天国的歌颂，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如：“天父天兄手段高，打得清兵四处跑，旗开得胜万民笑，拿下南京立天国。”有一首苗族民歌表现了苗族百姓对太平军的欢迎：“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喜若狂。从今耕作齐落力，为保太平把兵当。”在彝族、壮族中也都有类似的歌谣。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依然活在百姓心中，《愁你一去不回头》、《不见哥哥回家中》等民歌就表达了人民对太平军的深切怀念，如：“豌豆花开花蕊红，豌豆结荚好留种。来年种下小豌豆，花儿开得更加红，太平军哥哥五个字，永远记在人心中。”这些民歌的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
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一些歌颂本民族起义领袖的民歌，如长篇叙事诗《张秀眉颂》（苗族）、《英雄沙迪尔的歌》（维族）等，反映了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具有史诗意义的作品。
义和团运动中所产生的民歌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如：“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这首民歌中饱含着对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刻骨仇恨和无比蔑视，表现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的民谣歌颂了义和团英勇战斗的精神，如：“义和团，真勇敢，不怕枪炮和子弹。一心只想灭洋人，顶着枪子往上窜。杀尽洋人头，中国保安全。”有的民歌还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借传教为名进行侵略活动的罪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宣化葡萄甜又香。信什么圣母娘，进什么天主堂，外国人，胡来闯，鹞子充鸡没有好心肠。”这首民歌剥去了侵略者的宗教外衣，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也进一步认清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媚外投敌的罪行，一些民歌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如：“清朝兵，太稀松。见了洋人就害怕，见了百姓可真凶。”“清朝太无能，洋人当祖宗。多少财宝送了情，卖国人儿高官升。”这些歌谣画出了清政府屈膝事敌的丑恶嘴脸，提高了人民的认识，增强了人民的斗志。由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义和团运动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又要反对封建专制。如：“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打倒洋和官，百姓有盼头。”这首歌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清醒认识，表达了他们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这样的歌谣，显示了人民决不屈服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信心。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其领导者往往运用诗歌宣扬其政治理想和宗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鼓舞千百万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洪秀全颇喜作诗，其《天父诗》录诗600多首。他曾编写《原道救世歌》宣传宗教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中写道“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他在《原道醒世训》结尾题了一首诗：“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这首诗为百姓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洪秀全有一首述志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杨秀清也有一首《果然英雄》，其中写道：“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这些诗篇都充满着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理想和改天换地的英雄之气。他们的诗篇往往通俗易懂，朴实明晓，生动有力。太平天国还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专门编写了自己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三字经》主要宣传宗教思想，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幼学诗》共三十四首五言体诗歌，内容涉及做人和教义两方面，主要是进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说教，如：“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这种寓道于文、文道结合的教材，也体现了传统诗歌类读本偏重道德教育的特点，政治功利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专制主义统治，极力推崇理学，特别重视和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清代诗歌总体风格偏重典雅，民歌对清代诗人的影响较小。但仍有一些诗人向民歌学习，写出了歌谣体诗，朱彝尊有《鸳鸯湖棹歌一百首》、龚自珍有《馎饦谣》等。晚清末年，进步知识分子对民间歌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诗人黄遵宪十分重视向民歌学习，曾辑录民歌选集《山歌》。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体诗歌，名曰“杂歌谣”。在内容上，要求反映现实生活，宣传进步思想；在形式上，句式整散兼有，篇幅长短不一，字数多少不等，风格多种多样。黄遵宪亲自创作了许多歌谣，在新歌谣创作方面贡献最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在《致饮冰主人手札》中建议他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的歌谣。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先后刊出了黄遵宪的《出军歌》和《幼稚园上学歌》、梁启超的《爱国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启超呼吁更多的诗人努力从事歌谣创作，并举黄遵宪为楷模。康有为、章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