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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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
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①
①引自西格弗里德·萨松。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1922…1931年
鲍德温先生的登场劳合·乔治的下台保护关税政策的恢复英国第一个社会党人的政府鲍德温先生的胜利我出任财政大臣战债与赔款国内各阶层的状况不断改善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洛迦诺会议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和平的鼎盛时期平静的欧洲德国恢复繁荣1929年的大选我和鲍德温先生的分歧印度经济风暴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失业麦克唐纳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开始被赶出政治舞台英国的金融动乱1931年的大选。
1922年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鲍德温。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务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他在战时曾任财政部财务大臣，而这时则当贸易大臣。从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劳合·乔治起，直到1937年5月摆脱沉重的工作、满载着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严肃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乡时为止，他是英国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我和这位政治家的关系，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时很严重，但在所有这些年月中，直到后来，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受到因爱尔兰法案而引起的来自党内的压力，随着势在必行的大选的临近而日益增加。问题产生了：在大选前我们是仍维持联合政府还是先把它解散。联合政府内的各政党和各内阁大臣曾经共事多年，共同担负许多责任，所以在全国人民之前保持团结似乎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风度。为了使远为强大的保守党容易接受起见，首相和我曾在这一年初用书面提出辞职，并以私人身分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把这封信考虑了以后，坚决地答复说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牺牲，并说我们必须共同进退。这种侠义的精神未能得到党内其他党员的支持，这时保守党觉得自己十分强大，足以独掌国家权力。
保守党以压倒的票数决定和劳合·乔治破裂而结束了联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辞职。早上他们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经和我们一起作战的杰出的保守党人以及大多数内阁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勋爵，都随劳合·乔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能干的人物：阿瑟·鲍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勋爵。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因患阑尾炎而施行手术，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复知觉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辞职，我不仅失去了我的阑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差使。我自认为，我在担任该职时，不论在议会和行政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经因严重的健康原因离开我们的那位博纳·劳先生，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之职。
他所组成的内阁，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人物鲍德温先生任财政大臣。首相请国王下令解散议会，而人民也想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在旁协助，再加上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很有希望能执政五年。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辞去首相职位而退休，后来病发去世。鲍德温先生继任为首相，寇松勋爵只好在新政府里当外交大臣了。
这样就开始了从1923年起的十四年时期，这也许可以称为〃鲍德温…麦克唐纳的统治时期〃。这两位政治家，最初轮流迭替，到后来在政治上结成兄弟之谊，共同统治着英国。在名义上，他们代表互相反对的两个政党，代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互相敌对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气味相投，见解一致，方法相同，这确实是我国宪法自有首相一职以来任何两个首相之间从未有过的。奇怪得很，两个人彼此极为投机。拉姆齐·麦克唐纳抱有古老的托利党的许多看法，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拥护保护关税这一点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党内的许多人来，却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更为真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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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显位而目眩心迷。在别人向他道贺时，他说：〃请你为我祈祷。〃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劳合·乔治将以保护关税为号召，联合许多与战时内阁同时离职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领导人来分裂政府的多数，甚或向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于是，在1923年秋季，他决定先发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护关税的问题。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演说，其结果只是使新选出的议会还没有到期就寿终正寝。他极力表白自己并没有这种图谋；
但若信以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对英国政党政治的深刻认识了。根据他的建议，议会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我也加进去了。我们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虽然是少数党，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组阁。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在下院中仅占五分之二稍多的议席，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麦克唐纳先生才成为大不列颠的第一任社会党人的首相，并且靠了历史较长的两个政党的默许和相互争吵，总算任职一年。英国处在占少数的工党的统治之下，极不安定，政治气氛对自由、保守两个反对党极其有利，以致它们挑选了一个时机，在一个主要问题上一举击败了工党政府。于是又举行另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选举结果，保守党所得席数比各党加起来还多出二百二十二席。①在这次选举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对选举的结果并无特殊的贡献。不过以前他一直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当选举的结果公布时，他当然又当上了首相。
这时我颇得保守党的爱戴。在大选后六个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补缺选举中，证明我确实掌握了保守党的力量。我虽以一个独立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参加竞选，但有许多保守党人为我效劳，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各由一名保守党议员主持其事，他们这样做是违抗党的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机构的本意的。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在总数的两万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败。在大选中，我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以一万票的多数重新当选为埃平选区的代表。那时我是不会用〃保守党〃的名义的。在两次选举之间，我和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接触，但我不认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现在当他获胜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当他邀请我出任我父亲一度担任过的财政大臣时，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党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后，我个人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只是以我的选民的赞同，重新正式加入离开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和卡尔顿俱乐部。
①保守党四百一十三席，自由党四十席，工党一百五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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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财政部遇到的第一个国际性问题，便是我们对美国的债务。在战争结束时，欧洲协约国共欠美国约一百亿美元，其中英国欠四十亿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协约国，主要是俄国，共欠我们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曾提议把战债一律取消。这样一来，英国至少在纸面上损失七亿五千万英镑。由于自那个时候以来，币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实上的数字可能还要多一倍。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的解决办法。1922年8月1日，在劳合·乔治执政时期的鲍尔福照会宣布，美国如不向英国索债，英国也将不向它的债务国索债，不管是盟国或以前的敌国。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声明。1922年12月博纳·劳政府派遣了一个由财政大臣鲍德温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结果英国同意：不论它从它的债务国收回多少债款，英国应付还对美国的全部战债，利息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协定引起了熟悉情况的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对首相本人。英国在战争中，也同这次战争一样，自始至终进行战斗，已弄得民穷财尽，而这个协定，又使英国在今后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须支付出三干五百万镑。不单在英国，就是许多并无利害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也认为这个协定的根据，无论对债务者和债权者来说都是一种严厉的、缺乏先见之明的条件。柯立芝总统说：〃他们借了我们的钱，不是吗？〃
这句简洁的话虽属真实，但亦未尽然。各国之间的偿付，如果采取运交货物或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偿付的方式只是独断地、人为地要把战时财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项加以兑付，那就势必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这种偿付方式，无论是向一个共享胜利但战创深巨的盟国索取，或者向一个战败的敌国索取，同样都会产生这种情况。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其后不久使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的一个明显因素。
美国新近把关税提高，并且几乎把所有已经采掘的黄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库里去，这使对美国债务的偿还付息更为困难。它强加给欧洲其他协约国的决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较轻而已。这种做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各国向德国加紧勒索。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之辩护；在我任财政大臣时又加以重申，并为此而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而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而且也成为替美国索债的人的话，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债之举实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国并没有产生这种反应，事实上却对这种议论大为不满。美国继续坚持英国必须每年偿还债务，只是减低了利率。
因此，我们除了要德国偿付已经削减的赔款之外，又必须和其他协约国商讨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够取得每年须向美国国库缴纳的三千五百万镑。于是，德国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英国三次如数付款，而这笔款又是英国根据修订过的道威斯计划的比例向德国勒索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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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比邻相居几乎达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财政部办公，路经他的住处时，几乎都去看他，并在内阁会议室里谈几分钟话。我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