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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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没有说我吗？”
小妹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小妹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一家都会帮你。”又过了一会，小妹又说：“那是我妈妈说的。”
他们走进了大同坊。小妹在第一条小弄堂转弯之前转身看了一看瑞平，瑞平看到了那长悠悠眼睛中有着没有说出来的很多话。瑞平站在弄堂口很久，他一直看到小妹的身影模糊不清，听到小妹的钥匙轻轻响了一下，二楼的亭子间灯光亮了片刻，就暗了。然后，他就很小心地看着脚下，尽量不要踩上圆滚滚的毛竹，转弯到自己的小弄堂之后，他就像走进一座廊桥。抬头，他看不到天，伸手在裤袋里掏出钥匙。新娘子家的钟当当敲了两下，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当他走到三楼的时候，首先就闻到了家中污秽的气味，不由一惊。他向前房一看，妈妈已经在桌前软软地昏睡了。瑞平摸一摸妈妈的额头，非常的烫。妈妈已经呕吐过了，呕吐物有的沾在内衣上，有的就在地上。
瑞平立刻就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他有一刻的眩晕，同时就万分的惊慌。他面前是一个巨大的虚空，家已经没有了，但是妈妈和他还在，互相之间还负着责任。妈妈倒下了，除非瑞平伸出手去，妈妈就要永远躺在了地上。她非常非常的无助，瑞平也就非常非常的孤独。人生中最令人感到恐惧的，不会是别的什么，只有身处在滚滚红尘之中，而心在其外，在喧闹之中无人可诉的孤独。
妈妈就在这时候醒来了。她在黑暗中瞪大了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唉呀，我怎么吐了呢？这样怎么好去上班？有一股气味，唉唉。”她挣扎着要想起来，可是一阵腹痛，她起不来。“我本来想不会自己去死的。可是我现在真的会死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看急诊。”瑞平已经学会了不去正面回答难回答的问题。
“我已经支撑不下去了，我再也不能支撑下去了。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有气力支持下去的了。我是害怕造反派说我偷懒，说我反动本性不会改变。”
“哪里痛？”
“这里。”妈妈用拳头在自己的心口比画了一下。
生逢1966 13（8）
弄堂里很静，这在文革时期是很少见的，幽微的天光给房间一些轮廓的光亮。瑞平见到了被扔到地上的台灯，那些碎片溅得四处全是。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妈妈最初是跪在桌子旁的，她在倒下之后，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跪姿。他这时才想到，在他向某个现行反革命发起斗争的时候，有人在他的家里进行了斗争。这是一种无声的提醒：无论你走到了什么地方，你可以改变你自己，没有可能改变妈妈。因此你的家庭背景一直没有改变，这样，你的一部分也是不能改变的。
“你和你的爸爸一样，你很软弱，你总有很多的幻想。”妈妈突然变得很会说话了，“你爸爸不值得纪念，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不是一个红色的资本家，他和别的资本家没有什么两样，他本质上是要赚钱的。他是希望在共产党领导下也能赚钱。”妈妈的思考似乎很慢，但是他终于把话全部说出来了，“或者说是他是希望也能很有面子的过日子。他看面子要比钱更重要一点。”
“他往水里一跳，他是脱离了尘世，他是没有一点牵挂了，他带着面子去死了，只留下了我和你，我们怎样生活？我们难道也要一起去死吗？”
瑞平将妈妈扶到了床上，转身寻找妈妈的劳保卡。而妈妈却还在说，仿佛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说了。“记得你曾经想过，你要去航空滑翔学校。后来呢又想到你要去上海少体校打球。你是多么糊涂啊，其实你一个地方都不能去。当然，正因为你有这样多的幻想，所以你人没有萎了下来，但是你也变得软弱了。小将陈瑞平，你是永远逃不掉的。你的一辈子都要背上出身的黑字。过去是资产阶级，后来是反革命分子，现在是地主阶级。”
她看瑞平从抽斗中拿到了劳保卡，伸出无力的手摇了一摇；“我已经活不长久了。每次踏黄鱼车走出厂门的时候，我总是想，什么时候出一场交通事故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对着汽车撞上去，那样就冤枉了一个司机，我们家也将出现第二个自杀的人，这对你很不好。很不好。”
瑞平忽然觉得，如果他再也不说的话，妈妈就要说出更多叫人更害怕的话：“你这是诬蔑文化大革命。这是要进行斗争的！”
瑞平很轻的提醒，他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大声的进行批判。妈妈忽然停住了自己的嘴，很恐惧的看着瑞平：“你会不会去报告工厂？”她惊惧的表情瞬间就松弛了下来，或许这一点就给了她一种释然，是她从瑞平很轻地说话中听出了瑞平并没有在弄堂中需要表现的高八度。“你会的，你一定会的。”
瑞平没有作声，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妈妈就说：“能活下来，我当然希望能活下去。所以我一点也不反抗。革委会要我做的事情，我总是做好的。我其实是做不动的，车间中的铁皮总是要我来搬的。如果谁帮了我，那么他就一定会因为同情阶级敌人被批评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的乌青块，还被铁皮弄出血来，我当然忍住。我改造得好，我的儿子就是有功劳。”
生逢1966 13（9）
妈妈的泪水就滚落下来了。“好了，我就不说了，以后也不说了，进了医院，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以后，我死掉之后，你不需要为我安葬，只消将骨灰扔进海里去好了。”
这个时候，她突然倒下来了。不是昏倒，而是一种交代完了清醒的倒下，然后安然的睡去。
陈瑞平手忙脚乱地打开后间的灯。他一点没有经验，在抽斗中翻着什么，后来才想起，原来他要找的劳保卡已经在他的手中。他正要关灯的时候，对面的灯亮了，蓓蓓就站在窗前。
“有事？”
“唔。”
对门灯也熄了。蓓蓓换了一双鞋，爬出窗口，蹑手蹑脚从脚手架的竹片上走了过来。这和小时候的梦不一样，第一次走过天桥的不是瑞平，而是蓓蓓。
瑞平背起妈妈。蓓蓓用电筒照着，他们上医院了。
生逢1966 14（1）
“你真是一个傻子。”女孩说。她是说瑞平直到这样的时候才将妈妈送到医院。
瑞平没有言语。穿过了淮海路的时候才问了一句：“这样晚了，你还没有睡？”
“睡了，我是被人家蓬的一响砸什么东西的时候才醒来的。醒来才知道你们家中出了事情。”
这是一个恐怖的夜晚。文革中的夜晚，经常是喧闹着的，经常是灯火通明的，只有今天的夜晚马路上没有人，寂静就成了恐怖。他在淮海路上寻找车辆，他希望能找到一辆车。不过没有车，连黄鱼车也没有，连像夜游神一样的自行车也没有。这样的寂静确实能令人背后一阵阵抽搐。蓓蓓害怕，就牵着瑞平的衣襟。瑞平慢慢地背着妈妈走。他身上的汗水一会儿就将那件军装全部湿透了。
瑞平的的背上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千百次走过的淮海路上，虽然现在淮海路上依然全是标语，糨糊的酸味依然凝成一团，飘飘荡荡。刷糨糊已经使用刷地板的大刷子，容器也已经进化到了柏油桶。湿漉漉的气体于是大团大团地带着森然和肃杀飘飘忽忽地来寻人的鼻孔。寂静的夜晚给人一种幻觉。他总感到革命的气体如今过于潮湿，似乎会飘荡着很多肉眼难以看见的丝状霉菌。瑞平在瑞金路口一个岗亭旁边休息了一会。他没有把妈妈放下来，只是将自己的身体靠在岗亭上。汪蓓蓓用手帕给妈妈擦着汗，也将陈瑞平的额头抹了一把。
突然听到了一阵急骤的铃声，救护车在没有人的街道上飞也似地急驰。车一辆接着一辆，全是到那个医院去的。这是上海当时数一数二的医院，是一所解放前就有的医院，这一夜医院乱哄哄的，满是受伤的人，横七竖八地从车上往下抬。而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全有握着长矛的工总司战斗队员守卫着。今天晚上的紧张气氛有点特别。
急诊室里两个护士，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高个年纪稍大一点，矮个年轻一点。他们已经戴上了和医生一样的帽子。手臂上有红袖章。
当瑞平精疲力竭地将妈妈放在长椅上的时候，护士突然紧张起来：“什么成份？”
这一声提问是瑞平最怕回答的。
蓓蓓就说：“工人。”一面侧身悄悄将妈妈胸口上的小布片拿掉。
“急症两角。”那个长的年纪大的说。
那个年轻的说：“你的劳保卡？”
瑞平就将劳保卡送了上去。
年轻的看了一看，就说：“上面没有写成分。”
“有的单位是不写的。”
“都写的。”
“他是红卫兵。成分不好的人能当红卫兵吗？”蓓蓓就这样说。也幸亏瑞平臂上的红卫兵袖章一直挂在袖子上。
生逢1966 14（2）
“我们是要看到那种长方的图章的。这是立场问题。”护士不依不饶。
正在这个时候，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装满造反队员的卡车驰进医院。从车上下来了一帮人，眼尖的瑞平见到了小木克。小木克穿着一件深蓝的工装，戴着安全帽，手臂上挂着工总司的袖章，他的手中没有长矛，身上却背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用手向瑞平打了一个招呼，不过他没有过来，而是两个护士向他们走过去了。因为她们在小木克的背后看见了一个文革中的传奇的英雄人物。那个三十多岁的司令拥有一百万造反人马，这在当时整个中国首屈一指，没有念完高中的他尽量表现出儒将的风范。他很文气，有一张白净的脸。和他手下那些剑拔弩张的头头不一样，他一直是慢语细言的。他很严肃地视察了那些伤员，一点没有在乎他们仇恨的眼神。然后就对小木克说：“小穆同志，这里就交给了你了。他们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你要让他们感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宽阔胸怀。他们虽然受了联司的蒙蔽，但是把他们挽救过来，更能揭露联司坏头头的阴谋。”
他登上吉普车走了，留下了小木克和一车工人。小木克示意长矛队离开病房，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瑞平明白了小木克的机警。他永远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位置。长矛能够在受伤的人们的伤口之外再加添伤口。人的心灵不是长矛能征服的。一个曾经受伤的人一辈子记得伤口是怎样来的，他们至少不会仇恨那些给伤口上药的人。
小木克看了瑞平他们一眼，只要一眼就知道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护士说：“治病。”然后拿过劳保卡，在上面写上“工人”，扔给了两个护士。两个护士急急忙忙就给妈妈量寒热。立马让让妈妈躺到一只她们备用的床位上。
小木克然后就走向那些带有仇恨的眼睛。瑞平几乎相信，在一个小时之后，这些眼睛全部会带着感激看着小木克，尽管小木克要比他们中最年轻的人都要小好几岁。
妈妈在这个时候醒来了。正好那个小张医生从伤员中腾出了手。他很仔细地看了妈妈的眼睛，然后开出了三张化验单，最后招呼护士吊盐水。
他坐下休息片刻，用一个搪瓷杯子喝着水，一面看着又昏睡过去的妈妈。
蓓蓓就问：“她重不重？”
“很严重。需要住院。”他几乎用耳语一样的轻声回答。“床位很紧张，不过是工人阶级又两样了。”
“肝炎？”
他摇了摇头。
“胆囊炎？”
“可能吧。还要看看化验的指标。天亮的时候，我会找你们。”
生逢1966 14（3）
天亮的时候，又是一车联司伤员被送过来了，他们忧郁的神色说明，“联司”的大楼已经岌岌可危，双方激战的胜负已经明白。这场上海唯一的大型武斗可能就要结束了。医院外面，瑞金路上飘起了红旗，全是欢呼的声浪。攻打联司的工人一车一车回厂了，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几乎所有躺在急诊室里的联司队员全部流出了痛苦的眼泪。
有一个老太太不知道怎样知道了联司的伤员就在这里，她从城市的另一头赶到医院就冲过长矛的防线，直奔病房。然后就嚎啕大哭起来，她一面号哭一面就跌跌撞撞在伤员中寻找她的儿子。小木克就陪她穿行在一个个伤员之间，一面走一面拍着老太的背安抚着。看着小木克的神态，你会以为他是联司的司令而不是工总司的代表。
妈妈醒来了，她是被老太哭醒的。医生也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病床旁边。他看看妈妈的化验单，似乎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明白。他走到妈妈的床边，要瑞平将妈妈胸口的衣服展开，他触摸着妈妈的肋骨，手指迟疑了一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对准腹部的中间，突然一点。妈妈浑身一抖，医生的眼睛其实一直看着在妈妈的双眼，他找到了一丝颤动。这就是答案了。他抬头看了一看曙色，然后低头看了一看手表，慢条斯理地为手表紧了发条。然后就走开了。
他需要证实。
瑞平看着他穿过走廊，在尽头的一间大厕所中，他找到了一个佝偻着的熟悉的背影，这是一个在用盐酸洗刷散发着刺鼻臭味的尿碱的小老头。他将所有的怀疑告诉了胸口有黑色布片的前教授。小老头一点怀疑也没有，瑞平听到了他吐出的三个字：
“胰头癌。”
“她还能活多久？”
迟疑了一下，回答是：“三十天到三十五天。”
“要开刀吗？”
“要开。或许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又是迟疑了一下，“我们能作判断的资料并不全面。”瑞平知道他为什么迟疑，因为说话人其实不能说“我们”，他只是看到了张医生的报告，他没有资格直接和病人接触。
“那么你能出来为我们开刀吗？”
“不能。但是他，会将手术做好。”他用眼睛向急诊室表示了一下，不容置疑地说，“十年之后，不五年之后，他将是上海最好的急腹症专家。”
这对话是在厕所的门口，浓烈的盐酸气味中进行的。这时，天已经大亮。瑞平和蓓蓓就走过去了。因为是男厕所，蓓蓓走到门口就不能走了。那个黑帮教授拿着一柄鬃毛刷，带着厚厚的口罩。这是一个瘦小的约六十岁的老人，穿着皱巴巴的白大褂，神态颓唐，眼睛因为硫酸的刺激而淌着泪。和他对话的经常是蓓蓓，而不是瑞平。
生逢1966 14（4）
永远抱有幻想是所有病人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