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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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再坚持，是你的终归是你的
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翁，江苏南通人。张的爷爷是个贫农，靠着当上门女婿在经济上打赢了翻身仗。爸爸继承了那二十亩地后，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增长点，雇了十多个伙计办起了瓷器店。张謇在家排行第四，清咸丰三年（1853年）生，他小时侯就天资聪颖，才四岁就能背诵《千字文》，十五岁已修完传统的四书五经，是块念书的材料。
人的运气是不一样的，他虽然聪明过人，但是考试却很不顺，中举之路更是非常坎坷。张謇的父母虽然是生意人，但当时的社会普遍鄙视商人，所以还是常受人欺负，他们十分希望儿子能够靠读书来做官，为家族长脸。（那时候对穷人来说，读书是一种非常好的道路，因为几乎不需要什么大的投资，最大的投资在于辛勤努力，而穷人往往不缺乏这些，缺乏的是机会，读书中举是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当时有一条非常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叫做“冷籍不得入试”。所谓“冷籍”，在清代，即指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张謇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文盲，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这种“冷籍”之家，怎有资格进科场应考？还好，后来总算探得一个补救的办法：按官场世俗的惯例，在同族中请一个做官的人出来“认保”，再请同县几个贡生连环“派保”，才可以去应试。张謇的爸爸没辙，只好去找儿子的老师宋璞斋商量。宋老师就介绍张氏父子结识了有籍在册的另一家姓张的，送了银子之后，就以认爹的方式取得了考试报名资格。
尽管很费周折地报上了名，张謇自己也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白忙活了，而且，成绩在百名开外。宋老师怒了，损他说：“省省吧你！就算一千个人去考，录取九百九十九人，就一个落榜的，也是你自己！”这话说得就相当地过分了，稍有羞耻心的人都难以接受。
张謇一听，羞愤交加，回头就在书房的墙上到处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用以警示，同时，发扬悬梁刺股的精神，更加用功，终于学业日渐精进。
同治八年，他的干爹迷上了吸毒，家底都抽光了，没钱买毒品，情急之下，就以要揭发为要挟，敲诈勒索张謇一家。一再二，二再三，遭到拒绝后竟真的向官府揭发了。于是，“假冒籍贯案”东窗事发。这一场官司拖了很久，把张謇一家也拖穷了。时任通州知州的孙云锦知道这件事后，同情年轻人的前程，就亲自调停，求助于江苏学政彭九余，彭九余行文礼部，同治十二年（1873年），礼部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结案了事，免于处罚。
第52节：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二）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虽然科考上“屡战屡败”，但是张謇没有灰心，该怎么学还怎么学，仍然博览群书，增长见识。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增加父母的负担了，就边工作边考举。可见，张謇在前半生始终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为此，他全力以赴，历尽艰难考秀才，直至于不惑之年高中状元。
张謇旧照考场失意，职场得意，工作找得还不错。经人介绍，他到淮军大佬吴长庆府中当秘书，1881年，袁世凯也投奔吴长庆，吴长庆嫌袁世凯文化低，就让张謇辅导他读书，并让袁对张执弟子之礼。袁世凯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张謇通过与其交谈，发现此人头脑清醒，办事精明，于是与朱铭盘商议，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才得以出头。可以说，张謇还算得上袁世凯的恩人。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军奔赴汉城。在朝期间，张謇写了不少鹰派文章，对外持强硬政策，很快就受到了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张謇和翁同龢虽出生时间不同、门第不同、政治地位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的祖籍均是江苏常熟，放大一些都是江苏人，同乡往往有其独特的亲和力，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在张謇的才学渐渐为世人所知后，便受到已经身居高位的翁同龢这位同乡的格外关注。
自张謇从朝鲜回国起，“清流”领袖就有了扶他上位的意思，在四次的礼部会试中都暗中识别他的卷子，但是几次误将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謇应礼部会试不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会试，考官误将无锡孙叔和卷当做张謇卷，孙中而张落，潘祖荫为此气愤不已，拒不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可见“清流”是多么着急地要提拔他。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张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由此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说是皇上钦点，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一般都是批个“同意，请酌情处理”完事。除非准状元名字太不吉利，叫“王国钧”（亡国君）或“傅明”（反清复明），呵呵，那可能就是杀头还是充军的问题了。可见，中进士，靠考生的本事就行，因为卷子是密封的，但要中状元，那可不仅是本事了，还得凭运气。有句特宿命的话：“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说得过了，但也不是没道理。这彰显着一种人生态度。
至此，张謇算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他此时的角色，已经是万人瞩目的新科状元。那时代的状元可不同于现在的高考状元，不用靠巡回报告挣点小钱，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紫禁城里，捏着银子，抑扬顿挫地讲着话。
第53节：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三）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张謇必须跟着清流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的一切是清流给的。但他又不像张之洞，出身官宦世家，洞悉官场奥妙，懂得“不可得罪巨室”。他这个普通平民家历尽磨难的孩子，只知道中国的百姓太穷苦，中国太弱小，他想改变这一切，但是他无权无势，拥有的只是一支笔。所以，甲午之战他跟着翁同龢一道坚决主战，写奏折弹劾李鸿章。可最终，惨淡的结局使他备受打击，对政治感到失望。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可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觉得自己空有状元之名，实在是做不了什么实事，决定不回单位上班了。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可见“孝子”之名不假，或者说，张謇更注重普通人之情感。这种人是很难在官场上位的。
而翁同龢得知张謇不想回来上班后很着急，多次来信规劝。张謇则表示了自己想实业救国的打算。翁同龢没办法接受这一切，频频来信，指出经商办厂在西方还有前途，在他们那里，商人可以当国会议员，可以参政议政；而在中国，经商却一向被鄙视，既辛苦又没前途。希望他回到政府单位，踏踏实实地做公务员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张謇不听，力图走“实业救国”之路。“状元办厂”，史无前例，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惊世骇俗，不可思议。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下海”了。冲出京城虚誉的包围，他立刻就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幸亏，他没有听官迷老师的话，否则我们可就少了一位实业巨人了。
张謇从小考到大魁（中状元），先后二十六年。在官只有一百二十天。张謇说：“謇天生野性，本无官情”，这不一定全是真话。张謇通过层层叠叠的考试，最终蟾宫折桂成为状元，说不想当官是不合情理的。但因甲午马关之辱，卷入宫廷党争，屡履险境；朝廷腐败无能，抱负难以施展，使他满腔宦海奢望顿时冷却，报国之志，治国之策，统统埋藏心底。同时西方文明的冲击，经营乡里和办纱厂的实践，已使他找到了补偿由仕途失意而带来的价值失落的方式。
然而创办实业，何其艰难！张謇实业救国的探索与实践是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的。
大生纱厂的办公大厅内，悬挂着四幅画，名字很古怪，却大有深意。分别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由张謇的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
《鹤芝变相》中的“鹤”指潘华，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郭勋字茂芝。他们都是大生纱厂的大股东，曾承诺出四十万两，但迟迟不兑现。后来工厂改制，潘、郭又承诺出二十万两，没几天，就改了主意，只答应给八万两。拖到最后仍一分不掏，还带头拆台，公然退出董事会，使大生纱厂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次危机。
《桂杏空心》中的“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杏”指大名鼎鼎的商父盛宣怀（字杏荪）。盛曾许诺筹资25万两，桂曾许诺助筹五六万两，但二人后来食言自肥，见死不救，使张謇“中夜旁皇”“忧心如捣”。
《水草藏毒》讽刺的是通州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他们一方面故意以资助张謇的名义动用“宾兴公款”，即秀才举人参加乡试、会试的路贴；另一方面又暗中煽动士人递呈抗议，聚众滋事。给张謇加上了办厂扰民的罪名，再次给大生纱厂设置障碍。
《幼小垂涎》影射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严小舫。当时大生纱厂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四千两，不到三个月，三十六万流动资金即已耗尽。朱、严之辈却想乘此危难之际巧取豪夺。
总之，这些人全是久经沙场的老狐狸，并且很坏。
张謇怎么办？他阴差阳错中状元，又一介书生下商海，路在哪里？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个书本知识天下第一的状元，能够与狼共舞吗？能够在商界长袖善舞吗？
第54节：一代儒商高速成长的神话
（四）一代儒商高速成长的神话
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人才，而其领导人，甚至要具备天才的素质，张謇恰恰就是这样的天才。做点生意并不难，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张謇把生意做得很大，了不起；他又搞起了股份制以及一系列开拓性的制度，第二个了不起！张謇的经营管理思想绝对是值得研究的，也越来越为商界所关注。当人们对照清末状元张謇主张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时，发现张謇其实就是一个大儒商。近几年，涌现出不少所谓的“儒商”，大多是自封或媒体的关系报道。这明显是牵强了，不少企业家可以说是商，但是不是儒呢？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的商人。张謇就是这样的儒商。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张謇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凝聚着儒家传统文化和商品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他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商人。
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现代化事业。在经济建设活动中，张謇成功地创办了大生纱厂，从而刷新和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股份制，他还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农垦公司，创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企业集团，从而形成了“大生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官与商的关系。股份制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但在一百年前，可是个新生事物。而张謇就是通过股份制改造，把一个原来仅有二十五万两官股的大生纱厂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
他真正开始股份制的实践要上溯到1895年。当时正值筹办大生纱厂。张謇以“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的“绅”的身份，奔波于沪、通、宁之间，寻找合作伙伴。最后，他找到了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经过反复议定，以南洋商务局闲置机器2。04万锭折合二十五万两官股入股。官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指挥一切，领导一切。但到了190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官股增至五十万两，商股也扩到六十三万两。总资产翻了番，商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但是，无论股份比例如何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股东们并没有决策、管理权，举董招股以及年终账目，均由张謇掌握。关于股东选举权和议决权，大会决议：“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股以上至无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权”；“官股不得分析，多占股权”。对于普通股东，张謇更是要求他们不要干预企业经营，即“不得干预办事之权”。
是张謇独裁吗？你可以这么说，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效益的。对于企业来说，效益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张謇和股东们就像一帮围棋手，张是九段，剩下的全是四五段，要是处处多头领导，非输不可。在当时，许多股东都是一些官僚、地主，他们脑筋迂腐，目光短浅，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把手中的钱投资到新式商业中去，其目的是为了多赚银子到乡下买地。他们从企业的胸口割下一磅磅肉，但他们对商业的生死祸福却从不操心，对产业发展缺少责任感。
如果利润的资本化积累影响到他们的股息分配时，他们就会跳出来反对。这样一来，利润的资本化就十分艰难了。但张謇坚持，在分配利润时，一定要首先留足折旧、保险、公积等方面的资金，然后再按股分红。
为了能够实行合理的利润积累，张謇坚决反对那种在利润上吃光吃尽，只顾眼前，不顾商业生存发展的态度。他强调说：“分利过当，生犹不及”，“彼此计息，不可无限制”。大生纱厂赚了钱，一些人得意忘形，张謇的头脑却仍然很冷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