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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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对东北前途的预测上，孙科深虑反共必危及国民党命运。孙科长期留心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时局的分析有一定的预见性。在1944年，孙科即预感苏联将出兵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孙科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与苏联还没有密切合作，他也许不会来找我们，也许来不及找我们，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④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便（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栗，于是他一再提醒国民党，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为此孙科重申，“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正因对国民党前途充满忧虑，使得孙科对内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1944年当一些国民党中委向孙科鼓吹“对中共非用兵不可”，散布“国内战争迟早要打”时，孙科一再劝诫他们：“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路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⑤
孙科在1943—1945年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士接触密切，1944年7月3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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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5页。
②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0、71、67页。
③ 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2页。
④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7、68页。
⑤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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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与美使馆随员谈话，要求美国对蒋施加压力，使“政府军及共军均应用于抗日”。孙科声称，“美国如出以高压，蒋的意见可改变”。①孙科利用美蒋龃龉，对蒋介石旁敲侧击，使蒋进退维谷，大为恼怒。1944年5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孙科与中共“勾结”，美国从中助长，图谋推翻政府。②1944年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作“论三种自由”的演讲，对国民党政府多有批评。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③9月27日，美蒋冲突因史迪威事件白热化，蒋介石约见国民党重要官员，声明“绝不为任何压力动摇，绝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论自扰者，罪同汉奸”。④然而孙科并不示弱，他反唇相讥道：“难道我们要模仿法西斯的作风，才是自力更生吗？”⑤ “假使我们真的要‘反尾巴主义’，那么只有回复到闭关时代。”⑥1944年夏秋之际，孙科与在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当时这些人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孙科对此表示赞成，并说他也可以秘密参加，但对内对外都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不久，孙科派了他的秘书司徒德参加了国民党民主同志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即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前身。⑦孙科1943年后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批评，其前提也是他已预感到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而并非是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孙科看来，虽然此时中共力量1941—1942年又有大的发展，但真正危及国民党严重危机的，却是和世界民主潮流相违背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孙科才改变了对中共一度抱有的敌视态度。
二、孙科与1946年政协会议
抗战结束后，中国政坛又开始新一轮的变化，国共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国共双方代表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的规定，国共双方一致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工作”。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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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724、725、727页。
④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727页。
⑤ 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8、79页。
⑥ 孙科：《论三种自由》，《三民主义新中国》，第105页。
⑦ 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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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正式开幕。政协会议是国共双方及各党派讨论战后中国建国方案的一个具有广泛影响性的会议。出席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中共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9人。孙科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代表人物，被蒋介石挑选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各方所共同瞩目的重要人物。
孙科对于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国内和平，持相当积极态度，他希望能通过政协会议，将国内和平局面巩固下来，为民主建国奠定基础，然而他的这种立场却与国民党主流派的思路存有较大距离。
对于政协的召开，国共两党抱有不同的理念。在国民党方面是希望通过政协会议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实现所谓“军令和政令的统一”。1946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说，以谈国家统一为名，不点名地指责中共“破坏”交通运输，“骚扰地方秩序”。蒋介石说：“政府为进一步促成国内环境的安定，为实现全国的精诚团结，为使政治中枢成为最充实而有力的机构，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并准备延揽社会贤达与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不论是参加决定政策的会议机关，或是参加执行政策的行政机关，政府本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原则，无不竭诚接纳，以期集思广益。而我们的政府于此所希望的，并无其他条件，只是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不能拥有其自己的军队来作政争的工具。这因为一个国家以内，如果容许有国军以外的军队，无异造成国家以内的另一个国家，则国家即不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如果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命令各别的军队，则政府必不能稳定，更不能望其合作团结健全而有力了”。①蒋介石的这段话，明确强调了国民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的态度。
中共方面则一再重申了对国家“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立场。1946年1月4日，中共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王若飞接受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访谈，强调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主要应是“结束训政，改组政府”。关于国民大会，他认为当然要坚持修改组织法及选举法，召开日期要等上述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因为这上面规定的总统权限比日本天皇还大”。 ②中共同时也希望通过政协，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并利用争取来的和平时间积蓄力量。
国共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争论的焦点在两点，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另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蒋介石固然希望通过政协会议扩大国民党的影响，给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但是，他也知道，涉及如此重要的问题，中共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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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蒋介石1946年元旦的广播演说》，载《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② 《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访问之三十：王若飞先生》，重庆《新民晚报》1946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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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轻易就范。因此，为了照顾美国的要求和国民和平的呼声，蒋介石频频作出姿态，表示对政协会议的重视。但在另一方面，他继续加紧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为从武力上消灭中共，进行各方面的部署。挑选孙科作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蒋介石对中共、美国及社会各界作出的一个重要姿态。孙科与中共领袖皆熟，大革命时期与周恩来相识于黄埔，与毛泽东认识则在广州。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孙科曾在家中设宴款待过毛泽东，两人曾就国内和平的前途作过交谈。毛泽东曾当孙科面表示过对蒋介石和平诚意的怀疑。①至于美国，更是在1944年后表示过对孙科的兴趣。蒋介石知道孙科的“开明”形象对自己将是一笔资源，他任命孙科为国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要利用孙科的“左”倾的社会形象和孙科与美国的联系，为国民党造势，及向美国传达蒋介石有意改革政治的信息。
1946年政协会议一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有5个：1．政府组织；2．施政纲领；3．国民大会；4．宪法草案；5．军事问题。1月15日，会议主席孙科宜布成立分组委员会，计有：政府组织组、施政纲领组、军事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各分组委员会的名单由蒋介石指定。
孙科在政协会议期间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政府组织”和“宪法草案”的讨论与修改方面。
1946年1月14日，政协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讨论政府组织问题。孙科代表国民党在会上提出扩大国民政府方案。孙科方案主张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之前，先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其要点为：
1．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即从现有36名国府委员，再增加12名，共为48名。
2．新增国府委员将由国民政府主席提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
3．行政院设政务委员若干人，将兼任各部会长官。
4．国民政府主席有紧急处置权，但应于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②
对于这份方案，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王世杰作口头声明予以解释。王世杰声称，此方法表达的国民党的基本理念乃是同时兼顾”法律”与“事实”。即：政府组织形式应适应国内政治发展的变化，使之容纳党外人士。但目前是到宪政的过渡阶段，任何变动都不应动摇法律系统，现有的变化应与未来的宪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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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483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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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衔接。①
对于孙科所提的扩大国民政府案，民盟代表张东荪表示异议。他提出，“光讨论政府组织是不够的！必以先实施保障人民自由法令为条件”，应先把被关押的政治犯放出来。他说，“我是坐过监牢的，饱人不知饿人饥，在监牢中的人是没有一点钟不想早出来，千万不能慢”。民盟代表梁漱溟发言支持张东荪。梁漱溟表示，“如果此事不先做到，我们不愿再讨论其他问题”。②
中共方面也就“人民自由权利”发表重要意见。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表示支持张东荪、梁漱溟的提议，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周恩来指出，张、杨兵谏，“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耍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③
对于孙科有关改组国民政府问题的意见，董必武代表中共作出反应。董必武表示，中共的基本态度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第一，中共承认蒋主席的领导；第二，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第三，不变动政府的各院部会组织机构。但是，中共在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方面，持有与国民党不同的意见：
1．中共认为改组政府应有一个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应包括人民的自由权利等问题。
2．中共虽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在政府职位中应占多数，但根据中共做地方政权工作的经验，最好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3．国民政府委员人选由蒋介石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而任选，如此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因此，主席提人选时，最好要和政治协商会议协商。
4．主席紧急处置权将会促使手令制的发展，因此，主席的命令还是要经会议通过，而且要有人副署。
5．各院都会改组不应该仅限长官而已，也应包括各院部会改组，使各党派、无党派有广泛机会参与政府。
6．改组后，国民党的费用不应再由国库开支。④
对于中共方面的诘问，在当天的大会上，国民党方面由张厉生、邵力子、王世杰等作出回答，孙科作为会议的临时主席，主持代表发言的程序，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是政协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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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50页。
② 嘤鸣、慈正合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