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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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最后说：“负责干部怕艰苦不去蹲点，也就是和平演变的开始，干部下去还是改名换姓好。搞五反也可以两个厂互换，也可以用滚雪球的方法，扩大工作组的队伍。工作队下去可以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可以住大队，也可以自己搞，到工厂搞五反可以早去晚回。在北京的要准备好过冬的衣帽，不要生了病回来，下去后搞一段后可以回来一两天，紧张时不能回来。五反、四清要准备搞五年，四清、五反搞好了，干部参加劳动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还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的时候，毛泽东就有一个突然的感觉，刘少奇已经把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完全作为他个人的发明和创造提出来了。在这次报告里，刘少奇就讲得更加完整了：
“现在国家实行的这种教育制度，根本不能使文化得到普及。许多农村儿童根本上不起学，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现在的学校，今后不用增加，今后要增加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这也是今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措施（上海工业大学、山西劳动大学、江苏农业中学有初步的经验能文能武，上下都行。他们是新社会成长的新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你们不一样，和知识分子不一样，和工农也不一样。那些知识分子架子了不起呀，初中毕业看不起农民，高中毕业看不起工人，大学毕业连我们也看不起了。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观点。”
刘少奇提出了他的远景设想：“可以设想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后，中国的工人能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从半工半读和中等技术学校出来的，农民将有半数是从半耕半读学校来的。他们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使三个差别将逐步消灭。这样的人才，可以当厂长，也可以当市长，甚至当省长。他们边劳动，边工作，而不会像苏联今天这样，消灭三个差别的阻力就小多了。也可以设想到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那时劳动五个小时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搞学习，做行政工作，搞演出，那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厂长、演员，就连我这个国家主席也可以业余来当……”
毛泽东猛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胡说八道！这样的教育改革，只会把我们的学校搞混乱，起不到一点进步的作用！按照他的逻辑，全日制的学校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样板了吗？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按照他的逻辑走下去，我们的全日制教育就会彻底瓦解和崩溃。教育革命的唯一出路是从内容和时间上作文章，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进行。”
他想起了康生对刘少奇这个报告的评价：“形左而实右！少奇在历史上是以右倾著名的。到了现在他突然变得“左’得可爱了，其实这个人本质上还是右倾。这话我只是对主席讲一讲，如果主席认为我的提法不妥，我是绝对不会再和任何人讲这个话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他从心里已经接受了康生的提法。在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讲起了康生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刘少奇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我始终对康生同志没有太好的认识。虽然他在组织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论战中表现不错，但是这个人善于玩弄权术，在许多的场合下表现得左，太左！”
毛泽东不动神色，于是刘少奇介绍了康生的一些事实：
“这个人从一九三零年起，在上海时就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底，他到了苏联后，就更加卖力地推行王明的路线。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跟我说过，康生在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讲课和作报告时，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后的半年多了，康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次宴会上，还‘提议拥护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六年三月问，他竟然当面向别人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在这前后，他还一再颂扬王明是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提出者和发起人。但是，他从莫斯科回延安以后不久，他听说中央要批判王明路线，摇身一变，说：‘王明的那本小册子的题目改为《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我早就对王明的观点表示反感了。’他多次标榜他是反对王明的。”刘少奇说完这些，对毛泽东说，“这样的人，你要多注意些。”
毛泽东对江青说：“你看到了吗？有人特别害怕康生同志，因为他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工作时，一直负责特科和锄奸反特的机构，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对这些人，我们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江青说：“这个我早就心中有数。”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一封揭发康生问题的信件，信中反映：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苏联肃反期间，有一批中国党的留苏干部被捕。当时，苏联要逮捕中共党员，必须征得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在代表团内负责管理干部的康生同意。对于这些人的遭受残害，康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还要向主席揭发，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期间，以逼供信的手段，任意罗织罪名，陷害同志。一九三九年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伎案’等，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冤案。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边区公路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蔑钱维人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查，下令把钱维人逮捕，关押了七年之久。
“王遵伎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为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了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扣押，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威逼她承认。一九三九年五月，康生还亲自写信，断言‘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遵伎，‘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案件也是康生一手制造的。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突然被边区保卫处逮捕。康生硬要逼迫她承认是‘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内奸’。在一次审判会议上，康生竟然对李凝说：‘你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她的结论上，把‘走路像日本女人’定为一条罪名……”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告康生同志的状？我看告状人本身就形迹可疑。康生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负责审干和领导保卫工作，即使错审查一些干部也是工作中的问题，怎么能够作为什么诬蔑陷害的问题呢？我看告状人本身就是企图诬蔑和陷害！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青说：“你看完嘛，还有一些材料呢，也不知道是从哪个阴沟里冒出来的。”
毛泽东怀着气愤的心情继续往下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制造大假案，把白区地下党诬蔑为国民党搞的‘红旗党’。这件事，是从一九四二年底把原甘肃省地下党员张克勤打成‘红旗党’派进来的‘特务’开始的。康生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的策略’，勒令张克勤到处做‘坦白报告’。在延安杨家岭，康生亲自主持‘坦白大会’，要张克勤‘感召失足者坦白’。此后，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株连的人越来越多。康生还把他制造出来的所谓‘红旗党’案的经验通报各地，致使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统统被诬蔑为‘红旗党”，大批的地下党员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在‘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上说，经过三个月‘抢救’；‘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现在是军事时期，要赶快促使失足者坦白交代，我们要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要严重注意。’他公开诬蔑许遇之、杜征远、肃煌、彭雨宁四同志为‘敌探兼国特’。从此，肃反工作进一步扩大化，迫使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乱斗乱打成风，有些同志被折磨致死。这次抢救运动很快被党中央纠正了，毛泽东主席还代表党中央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可是，当时一手造成这个错误的康生却不检查；相反，还对甄别平反工作进行阻挠，硬要给许多同志的结论‘挂尾巴’、‘留辫子’，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现在这个人大有重新被重用的可能。我们希望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康生要有高度的警惕，千万不要让康生再次掌握清查干部问题的大权，以再次给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看完这封信，拍着桌子说：“荒唐！实在是荒唐！康生同志在延安的工作我看得很清楚，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情况，看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受蒙蔽。敌人搞的是一个离间计，我们就偏偏要重用康生同志，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落空。”
江青对毛泽东说：“康老整过一些人，这些人现在提起来依然痛恨他，总是想报复他，这是不奇怪的。延安整风中，有些人是整错了，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整得正确的……”
毛泽东说：“哪一次运动没有整错了的，都有！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清运动，我再三强调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的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教育而不是惩办。但是现在发展的结果是大大地整人，刘少奇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进村，干什么去了？为了整人嘛！我看了许多的材料，到处都是控诉工作队如何整人，为了一百块钱几天几夜不让人家睡觉，不给人家吃饭，轮番批斗，甚至吊在树上剥光衣服毒打，这还不是法西斯吗？一个地区死了几千人，说是自杀，鬼才相信。所以我让他们重新搞政策，绝对不能这样下去，要纠正刘少奇这种形左而实右的东西！当然我公开这样说，他们都会反对的。但是我如果不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批评他们了。有人对我说：刘少奇已经变成真正的秦始皇了，在党内和国内都是说一不二了。”
江青似乎沉痛地点点头，说：“是的，除了你没有任何人敢说话。我是敢说的，但是说了不算。如果我不是你的老婆，我不是在中央机关里工作，我早就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这个政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领导权已经掌握在官僚主义者阶级手里，特别是文化部门和宣传单位，基本上都烂掉了。这里面都有一个重新夺权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得分期分批逐步地展开。得依靠真正的左派也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政策，逐步地深人。我总觉得先从文艺口里展开为好。这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活动猖狂但是官僚主义者并不是那么重视的战线，也是问题暴露得十分清楚的战线。我门发动了几次斗争己经有了一定的效果，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从这里打开突破口，是完全可能的。”
第十四章 好梦难圆
＇毛泽东亮出了和刘少奇截然相反的意见，用他的话来讲：“这就叫下了战书，双方的力量究竟怎样动作，就有好戏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正式开幕。刘少奇说：“主席身体不好，而且又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各地，就不必要请他参加会议了。”于是，会议开幕时的讲话，是由刘少奇来作的。毛泽东根本没有被告知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恼怒了，提出要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并且亲自让秘书通知了有关的名单。他说：“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四清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四不清的性质是什么？打击面的比例要占多少？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都需要认真，为什么不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电话后，心头一惊，马上建议：“还是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吧，把有关的一些同志都召集过来。这样好一些，便于统一思想。”毛泽东同意了。于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中南海召开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没有来，就问：“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邓小平说：他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说：“那我就首先讲话了，他不是讲了很多了吗？”接着，他就严厉批评：
“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的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找来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严重的右倾，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扫视了与会者一眼，说：“周总理的政府报告，你们连‘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话都不敢提。是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写上‘要超过’，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