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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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伤残的小插曲，给我带来了大痛苦，没几天人真病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惩罚。对我无知的惩罚也是对“冲动的惩罚”。记不清具体年月日，我们在湖北黄皮县演出。晚上，演出完《五女拜寿》，大家高兴的吃了夜宵便睡了。半夜，腹部隐隐作痛，一阵强似一阵，折腾到天亮。实在忍不住的爬起来，同室的人说：你脸色很难看。我说，我的肚子很难受。我坚持着去茅房，却发现小便解不出，疼痛让我站不起来，我想我病了。
送进医院，我没有了任何矜持，大呼小叫，翻身打滚，汗，已经湿透内衣。所有的人被我痛苦的呐喊吸引，围了过来，医生护士病人家属，都可怜兮兮的看着我，不知所措，为了缓解我的疼痛，医生决定给我打一针，后来我才知道那让我慢慢平静的针叫“杜冷丁”。昏昏迷迷感觉领导同事不停的穿越我的病房，我无力睁开眼睛。傍晚，领导问我晚上能否坚持演出？我说：试试吧。就这样，又坚持了几场演出，领导决定送我回合肥检查治疗。
三年日月浓如酒（3）
从黄皮到武汉是要坐船的，船行至江中，我的病又犯了，小腹开始隐痛起来，汗珠一滴滴滚落，我也由轻轻呻吟变成不顾一切的大声呼喊，我不想活了。我只有这一个想法。在护送我的朋友怀里，我挣扎要跳江。那一刻，我真的想跳下去。我翻上栏杆的动作吓坏了同船的人，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轻生，纷纷帮助我的朋友把我从栏杆上拽了下来。隐约听见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要寻死呀？真想不开。
不得已，我们中途下了船，在旅客们的指点下，找到就近的青山医院。看见医生我象看见救星，不顾一切的抓住医生的手，给我杜冷丁，快给我！医生震住了，同情的看着被疼痛扭曲的我的脸，给了我想要的。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原来活着还是好的，健康的活着更好。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我知道更加珍惜所有。
后来我知道这是尿路结石，一个很小很小的只有绿豆那么大的石头，是可以疼死人的。
难得一次排演新戏的机会，是1985年，那也是我在黄梅戏舞台上的再次转折，我主演了《孟姜女》。这部戏的唱腔是著名作曲家时白林先生自“文革”以后最得力的作品。当年时先生与严凤英、王少舫等人合作了家喻户晓的《天仙配》、《女驸马》。时先生在《孟姜女》这部戏的音乐上做了大胆尝试和创新，吸收了大量的其他地方戏音乐以及民歌素材，特别是加强了音域的宽度，全剧最后一段孟姜女哭长城，音域写到两个八度，这在黄梅戏历史上是第一次，弥补了黄梅戏音乐在力度上表现不足的缺陷，《孟姜女》这部戏，让我受益匪浅，使我由纯模仿逐渐演变成自己的风格，发挥自己的嗓音特长，展现自己高音区亮丽的优势。《孟姜女》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音乐，观众认同了时白林先生的大胆尝试，也接受了我由严派风格的转变，《孟姜女》的唱腔也由此成了黄梅戏学校的教材，多数参赛选手的首选作品。1993年，在时白林先生的作品音乐会上，我们还把《孟姜女》作为清唱剧进行了成功地尝试。
虽然，黄梅戏《孟姜女》电影没有选择我来主演，但我还是很高兴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
我有理由说，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全部给了黄梅戏，不管我在什么地方，黄梅戏都是我最钟爱的事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
一声别字怎开口（1）（图）
穿上戏装的吴琼
离开安徽，正象《春香传》里“别歌”唱的那样：一声别字怎开口。
每次接受电视采访，主持人总是问我，离开黄梅戏是否后悔？我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黄梅戏。”
换一个形式，换一个环境，并不等于放弃，离开黄梅戏剧院，离开安徽，并不等于离开黄梅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见过我的人，熟悉我的人，见面也总会这样问，我想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在初次见面或是寒暄几句以后，能够说明白的，所以，通常一笑算是回答。
从来没有正经说过离开黄梅戏剧院的真实原因，因为牵涉到很多人和很多事，总觉得不谈为好，还因为事隔年头太久，如今也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老掉牙的事了。只是尽管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对这些曾经经历过的，甚至是感觉到疼痛的日子，还是久久无法忘怀的，
“一山容不得二虎”——很多人这样对我提示，我倔强的说“不”。在当时，害怕人们说“同行是冤家”。其实，这是事实之一，而且是主要事实。
黄梅戏剧院在充分启用年轻人的时候，把我们同时分配到剧院的五个女同学作为重点推向了社会。五个同学拼到了最后，剩下马兰，吴亚玲和我，亚玲当时因为生小孩耽搁了一些时间。实际上，这“二虎”就是马兰和我了，我俩也确实都是属虎的，五朵金花里只有我和马兰属虎，论日竟是同一天，月份整相差一个月。这个巧合便印证了大部分人的猜测。
我始终认为，当时领导对于我们这批学生的引导方式是有些不妥的，以制定“宝塔式”结构培养人才，牺牲了一批有潜质的演员。强调重点确保“塔尖”，其他人都要为这个“尖”让步并做铺垫，这个要求真的有些苛刻。其结果，无疑伤害并耽误了一批好苗子。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也能够平静的对待，这与八十年代初安徽省经济状况有关，是安徽经济大环境的缺陷，没有条件为培养更多的演员付出财力和人力，有限的资金大都给了这个“尖”，而这个“尖”也确实没有辜负领导的苦心，成为新一代黄梅戏代表人物。很显然，这个“尖”就是马兰。
常言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就是那只受伤的虎，而且遍体鳞伤，至今伤痕累累。
但我想，受伤的虎，也是虎！
不想屈服，也不想做什么塔身或是铺垫。我就是我，我不能取代别人，别人也无法取代我。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没有新剧目让我演，我就开始录制黄梅戏磁带，这难道不是一条并不狭窄的渠道吗？我唱的黄梅戏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前来找我录制黄梅戏磁带的音像公司一拨又一拨，不仅音像公司找，我自己也承包录制黄梅戏磁带。当时，大家都说我是团里最有钱人的，你到底有多少钱别人肯定不知道，但是，他们猜想的数目可非常惊人，远远大过你口袋的钱数，仿佛你挣得不是人民币，而是美金，说者胆大，听者胆小。但我肯定，我是率先在黄梅戏大院里面成为万元户的，这也是一种安慰吧？
青春年少充满了活力，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胆子大，步子就大。在那个还属于摸摸索索的年代，碰壁是常事，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受到的教益同样也是深刻的。我要感谢那个时候的我年轻大胆，经历了许许多多令我难忘并值得怀想和骄傲的事情。
碰到最让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是关于版权问题。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还没有什么版权概念，有人提醒我侵犯了前辈的版权，我很纳闷：录制了这么多的黄梅戏怎么没听人说什么版权的事情呢？这些不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吗？是可以供我们后人享用并加以改编的吗？我单纯的想，才不管什么版权不版权呢。结果，法院一纸传票来了。是黄梅戏界很有影响的几位老师联名写的，说我侵犯了作者的版权，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和授权，擅自改编作者的作品，还署上了吴琼的名字等等。我拿回传票，关起门想了很久，由刚开始的不解，甚至恼怒，慢慢的平静下来，反思了又反思，梳理自己心境和行为，确实，有些忘乎所以了。我忘记了，我只所以被观众和前辈老师肯定和赞赏，那是因为大家对我个人勤奋努力的认可，也是缘由对严凤英先生的喜爱，并把这种喜爱转赠给了我。而我却没有理由的飘飘然起来，并把自己被压抑被排挤的不满情绪肆意渲染，这个教训对我来说非常深刻。
冷静的坐下来，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道歉信，向被侵权的老师道歉，前辈面对我诚恳的改过，没有将这桩官司继续，这让我十分的感动和惭愧，也深深体会到前辈老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爱和希望。
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耐不住寂寞的我又想干点什么新鲜的了，剧团没有资金让我们排新戏，不断重复老剧目已经令我们疲惫。对于“等”，我从来就没有兴趣。
“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不甘寂寞，不想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在等待中度过。我找了一些在剧院能歌善舞，吹拉弹唱都棒的人才，组织了一台像摸像样的黄梅戏歌舞晚会。团里设备不支持，我就出去找。当时的扬子电器刚成立了一个小歌舞团，设备齐全优良，我便去拜访扬子电器老总宣中光先生，我说，把扬子艺术团交给我吧？我们联合起来，名字就叫“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宣总一听很赞同，我们一拍即合，随后排出了一台集黄梅戏、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节目，“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满怀激情，充满希望，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一声别字怎开口（2）
火一样的热情，被一盆冰水浇灭。第一站，我们就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糊涂胆大的吴琼想都没想，就把还没有经过检验的队伍拉到了河北，拉到了天津，多么难演的地方啊！我愣是在什么也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去了，好险哪，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现在想想实在是可笑、单纯。年轻的时候，干什么都有点想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不止一次的犯错误，真正到了要痛改前非的地步。
那个时候，演出市场刚刚有点放开，中央的，地方的，乡镇的，农村的，专业的，业余的，统统都出来演出，（就在我们在天津演出的时候，还和李谷一老师带领的中国轻音乐团撞到了一起，我还清楚的记得韦唯演出时穿的衣服的颜色）刹那时，各个剧场，露天的，室内的，人满为患。但我还是固执地以为，黄梅戏有特点，上座率不会成问题。到了天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着急上火了。因为大家出来是想挣钱的，没有人看演出，我拿什么给大家发工资？我怎么把大家带回去呢？只好先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应急，很快自己的钱用完了，怎么办？着急是没有用的。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中国人在逆境中是容易共患难的。“吴琼艺术团”的所有同事都表现出应有的风度，体谅我这个当团长的处境，大家群策群力，出了很多好主意。特别是两位副团长，也是我的好朋友，现在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陈坚和李万昌，他们一直支持着我，帮我度过那一段难忘而又难过的日子。陈坚和李万昌后来也成为黄梅戏剧院的主要领导，分别担任剧院副院长和副团长的职务，这让我很欣慰，虽然“吴琼艺术团”没有继续下去，但我得意的是，自己的眼力还是不错，他们的能力得到更多人的赏识，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挫折让我学会思考，残酷的现实让我学会冷静，我由一个单纯的演员开始学会调查市场，分析利弊，管理剧团，解决问题。
我们理出头绪，决定尽快撤离天津河北，回黄梅戏大本营——安徽。
我们一边演出，一边调整，寻找机会。因为太多的设备和道具，还有人，回大本营是一笔不匪的费用。经过磨练整合，我们的演出也开始出现好的势头，观众越来越多，收支不仅平衡，还有盈余。
我们沿着河北一路转着，转到保定一带，机会出现了。记得是在保定，一家大企业的剧场演出，当地工会负责人及企业领导很喜欢我们的节目，特别喜欢我唱得黄梅戏，看完演出后，热情的请我们全团人吃饭，在吃饭的时候，领导问我们还去哪里？我说我们想回去，可是这么多设备，没有办法整回安徽。他爽快的说，那好，你别担心了，我们派车给你们送回去。我当时真是高兴坏了，工会负责人说，你还不赶紧敬领导酒？我说，好，站起来就干了一杯。
就这样，他们把艺术团的人员都送到了北京站，东西则派车运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我们顺利的打道回府，有一点灰溜溜的感觉，但还是很痛快的。毕竟，是自己挑头干了一回。
回安徽以后，我给河北的朋友逐一寄去感谢信，他们也回应了我的感激。只是岁月匆匆，这样的友情没有延续，很可惜。几年后我到北京工作了，偶尔也想，应该去保定看看那些曾帮助过我的朋友，但一直没有付出行动。一次偶尔和朋友聊天，他们提到的一个人名，让我觉得是那样的熟悉。我就问：“你们说的这个人是否在河北工作过？”他们说：“是的。”
“是否姓曾？”
“是的。”
“那他现在还在那里工作呢？”
“你打听他干吗？”朋友觉得奇怪。
我便把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才明白，对我说，这位领导确实是很有能力很仗义的人，后来因为工作突出调到首钢当领导，因为一时的失误，造成很大损失……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我听了分外震惊，很后悔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说一声：“谢谢。”虽然他有他的错，但对他曾经给予我的帮助，我仍然心存感激。
回到安徽的“吴琼艺术团”，又活了起来，我们仔细地分析了市场，做了周密的营销工作，演出一路顺利，场场爆满，看到每一个剧场都挤满了观众，站的，坐的，甚至蹲着的，水泄不通，心里真爽。
演出没有人看，起急，有人看，也不舒坦。因为场次多了，演出火了，同患难不能共享福是我们的通病，有的人眼睛红了，有的人觉得不平衡了，问题还是多多……
“吴琼艺术团”在经历了一年的运转，由亏损到盈利，最后还是彻底解散了。有点遗憾。在经历了剧团的经营，从对每一个细小工作的了解和对每一件事情的处理，我对自己除了演戏，其他方面的能力也有了信心。这也为我在后来拍摄电视剧《君子好逑》和黄梅戏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作为出品人和导演打下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由“吴琼艺术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