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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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好逑》和黄梅戏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作为出品人和导演打下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由“吴琼艺术团”创作并演出叫好的节目《新夫妻观灯》，目前还一直保留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舞台演出中，可以肯定的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是“吴琼艺术团”首创的作品，著名音乐家谢国华先生创作改编的音乐，张力老师编的舞蹈以及导演蒋维国先生的创意《新夫妻观灯》，如今仍在黄梅戏剧院的演出过程中延续，令人非常高兴。虽然黄梅戏剧院没有为他们署名，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当然现在看来，这或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新夫妻观灯》仍然在黄梅戏舞台上熠熠生辉。
一声别字怎开口（3）
1992年，我正式的离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调进中国广播艺术团。到北京报到的那天是炎热的夏季，八月。
离别总是心酸的，特别是告别曾让我心甘的付出了辛勤和汗水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十二年的青春热血，大好年华，我无悔。
又想起“别歌”里唱得：欲去无法去，欲留无计留，问君究竟何时归？是不是五月春风花开后？还是等万丈高峰变平地？旭日西升水倒流……
阵阵细雨阵阵风（1）（图）
穿上戏装的吴琼
不管离开安徽有多久或多远，无论我身在什么地方，我对黄梅戏这份“情”都是不会改变的，只要“心”想唱戏，并不一定要身在其中，也许，远离一点会看得更清楚、更明白。通常，人们不是说，距离产生美吗？
也许这样的距离对戏迷来说，不太理解，也不十分乐意。
到北京一直是我的愿望，但并不是目的。北京给了我更广阔的天空，有了更多的学习、充实自己的机会，也有了更好地弘扬、传播黄梅戏的机会。当我去全国各地演出，特别是黄梅戏剧院不太容易去的地方，像西藏、新疆、兰州、内蒙等偏远地区，以及去国外演唱黄梅戏。我发现，无论是偏远贫穷的地区，还是国外的繁华都市，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非常喜欢听黄梅戏，这给了我更多的信心。
1992年经过八年的努力，我终于来到北京，走进中国广播艺术团。这里面曲曲折折一时难以言表。只记得，火一样的太阳把大地烤的炽热，我拿着艺术团工作证走出广电部大门，滚烫的肌肤在烈日下突然感触到一丝冰凉，原来是我的眼泪，我哭了。是喜？是悲？我浑然不知。默默的，走在北京街头，这个我不熟悉的城市，我不熟悉的面孔，却让我在30岁的时候执拗地走近了你，是否有些迟了？心，在39度的高温下依然觉得有些冷。
北京很大，人所皆知，特别是对于我从相对集中也相对落后的城市来的人，“适应”这个词，恐怕是需要一辈子来“适应”的。过去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练功排练，下楼就是，吃饭睡觉，上楼解决，一切简单。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才发现没有什么排练，也不用无事坐班，这里给予每一个演员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一切需要自己努力，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节目整合的非常好，一到演出，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最棒的。这些，我都需要慢慢“适应”。
当时，我在个人情感上遭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接下来便是毅然离开原来的地方，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家，不是。
我在好朋友丁儿那里过度了一段艰难时光以后，艺术团在南礼士路附近给我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锅炉房，下面轰隆隆烧锅炉，上面有一间8平米左右的房子，我就住在这里。简陋的住处却发现还有自来水和卫生间，这让我意外也很高兴。别看这小锅炉房，我爸我妈还有我妹都在这里住过，我们还一起在这里过了一个春节。所以，快乐和温暖的亲情并不在乎房子的大小，我感谢爸妈和妹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欣然接受这样的落差，笑对由辉煌的事业和合适的住房转变为事业的低谷和落魄的状况。
生活的艰险其实并不会难倒一个人，寂寞无奈，事业遇阻，没有朋友，没有演出，使我走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困境当中。我茫然了。清楚的记得，一个黄昏，我独自站立，看着小小的窗户外面，天一点点暗了，灯一盏盏亮起来，我这样写道：华灯初上，窗外已经有了亮光，而我不敢开灯，照射自己的孤单，我和我的影子还是在黑暗中更自然……
开始学着调整自己的状况，在金铁林老师的帮助下，我走进中国音乐学院，师从金铁林老师学习民族声乐。我住进学校，又开始了学生生活，四个人的宿舍比起当年十八人住的房间，已经好很多，和我同屋的还有现在很红的歌手叶蓓。我们宿舍的女孩一直相处很好，叶蓓是本科生，她的专业非常好，钢琴弹得也很棒，这让我很羡慕。为此我也请了学校的学生教我钢琴，遗憾的是随着进修结束，这段学习也就结束了。还记得，教我钢琴的女孩常问我，吴姐，女人要是到了三十岁是什么感觉？什么心情？是不是很可怕？面对这位大概只有十八岁的青春女孩，我说：三十岁的女人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智慧，如果说年轻时我们觉得快乐高兴，那么三十你能体会愉悦，这是不一样的感觉。
中国音乐学院的生活很短暂，但是重返学校，对我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在学校期间，金老师和爱人马老师对我非常关爱，看见我在学校晃悠，就喊我到家里坐坐，有好吃的也总想着我，我明白他们是怕我孤独，怕我受不了曾经拥有过的鲜花和掌声就这样从此消失，怕我经不住这样清贫的日子。我心里很感激，我想他们是从我的眼睛里读出我内心的痛楚，尽管在所以人面前，我都十分的开心，笑容也还算灿烂，可内心的苦，无人诉说，那些曾经风光的日子、被无数人呵护的日子、被前呼后拥的日子，已经离我很远了。
一个大雪的下午，我独自走进学院的琴房，把门反锁了，这是学院不容许的，但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想哭，多少次我的眼泪在眼眶打转，却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独自伤心，可以独自凭吊内心的痛楚，我才发现，当一个人哭的自由都没有了，确实可怜。今天，我就想一个人静静的哭，不被别人打搅痛快的哭，我要把所有的委屈，伤心的往事让泪水冲刷干净。“哭吧”，关起门我对自己这样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无需避讳什么”，泪水象听见开闸放水的口令一般“哗”的打开了缺口，迅速喷涌，酣畅淋漓。就在我哭的很来劲儿的时候，学校管理人员查房来了，她发现我反锁了门非常生气，质问我为什么？并在房间转了一圈。我说，没有为什么，我就是想静一静。她看我不停的擦鼻子便问，你感冒了。我恩了一声。她态度好一些的说，感冒了还练什么，回宿舍歇着吧。就走了，我刚想接着哭，她又转身告诉我，不许锁门，否则就没收进琴房的权利。
阵阵细雨阵阵风（2）
哭，没有了兴致，我便把扔在满地的纸巾拾起来，原来哭也是需要兴致和氛围的，做女人可以痛快的哭，是一件不错的事。看着窗外的大雪，还有很多人艰难的在风雪中行走，他们为了什么？生存。每个人都要生存，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难道仅仅是忘不了曾经的风光？还是无法忍受此刻的寂寞？我想，我应该明白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
一个男人摔到了，他爬起来拍拍泥土，继续骑上自行车，很执着，我想他一定是往家里赶，家里会有一盏温暖的灯在等候。
北京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也不可能有温暖的灯光等侯我。一切从头来吧，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找回应该属于我的一切。
有一天，收到好朋友万昌兄寄来的信，一些问候我的话，还有很多报纸。当时，我在安徽的好朋友们并不知道我困难的处境，这好象也是大多数人的习惯，报喜不报忧。打开报纸，看见这样的的标题：吴琼忘恩负义，向父老乡亲索要演出费；吴琼给父老乡亲丢脸等等。我有点懵，不想让同室的人看见，我再次利用了琴房，为数不多的练声时间。躲在琴房角落，耐心的看下去，心里明白了，原来是因为安庆“第一届黄梅戏艺术节”的事情，这件事我有必要说几句。当时，安庆住北京办事处的一个负责人给我打电话，（他说自己是主任，我并不清楚，），不知他在那儿找到的呼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他说家乡办艺术节，希望我能去助兴，态度无比热情。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并在他的请求下推荐了一些演员，还给了他要的演员的名单和电话。转天，他告诉我都联系上了，并说关于劳务费大家一至，5000元。我说，好的。但他又说，我就不给你定金了，你自己去吧。我问，那其他人呢？他说你不能跟其他人比，你是老乡嘛，其他人我们得给他们送定金还有机票呀。我说那是的，不过你们最好给我们团发一个邀请函，因为我刚调到广播艺术团，需要按制度请假，而且，还要帮我定一下往返机票。他说，都是老乡，邀请函就算了，机票你先自己买吧。我说，这不太好，第一，邀请函是表示你们对这次活动的重视，也是对我的尊重。第二，我们并不熟悉，只是电话里你说是安庆驻京办主任，如果到了安庆没有这回事情，我很被动，这样的事情在演出中也时有发生，不可靠。这位主任听了有些不高兴，觉得我这个老乡不给他面子，但他也没有拒绝我的要求，便说，那好吧，我给你们团发邀请函，同时把我给他的地址记下了。我开始准备演出的曲目，我对每一次演出，特别是回安徽演出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一点我想很多看过我演出的观众及同台演出过的同行心里都清楚。
结果，到了演出的日子，还没有收到邀请函，更别说什么机票了，甚至没有人来提演出这事儿。这让我有点纳闷，心想，可能是演出推迟了，要不就取消了，我还暗自窃喜，幸亏没有听他的自己去了，万一到了安庆找不到人怎么办？这种事情在当时较混乱的演出市场也是常见的。事情过后，我也没有多想，压根也没有往心里去，直到看了万昌兄寄来的报纸，我才有了一种被蒙骗的感觉，很震惊，也很气愤。我可以坦率的说，这个男人很不磊落。他似乎以第一手资料人的气势无端抨击没有任何可还手机会的我，我至今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何用意？仅仅因为我要求一份邀请函？往返机票？五千元报酬？我就成了安庆父老乡亲的不孝之子？我想不明白。
说实话，我瞧不起这个所谓的安庆驻京办负责人，也搞不清楚他身份的真假。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我们安徽人、安庆人，因为就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安徽人来说，我见过的，接触过的，还真的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今后也不可能与他谋面，那么，这点怀疑也就永远会留在我的问号里。
这件事情的影响比我想的要严重的多。2003年安庆“第三届黄梅戏艺术节”再次邀请我，我依然很高兴，那件不愉快的事早已经忘记了。可是当我到了安庆还有人问我这次回安庆是否为了挽回过去的影响？封存在我记忆里的那件事，才又被揭开。十年了，事隔十年，原来人们还依然关注我曾经“对不起”家乡人的事件。我说，我没有挽回，也不需要挽回，因为那根本不是事实，更不是我的过错。
这件事当时我没有做任何解释，我知道解释也没有用，面对一个群体，我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况且我正面临着更糟糕的处境，我很庆幸自己明白这一点，我用沉默的方式保持自己应有的风度。
没过几天，我的另一位好朋友江兄，也给我寄来同样的报纸，同时，还夹了另一张让我意外的报道，也是几乎整版的文章，硕大的标题：吴琼带夏丽车嫁新郎。内容说的有鼻子有眼，连我自己都有些模糊，分不清真假。事实上这张报纸出现的时候，正好是我与男友分手的日子。
经历了长时间落寞清苦的生活，我的倔强的个性，还是帮了我的忙，没有让我不轻易向困难低头。庆幸，我坚持了下来，并愉快的接受了清苦冷寞的日子。我想，那是因为心中有希望……
曾对朋友说，我是乡下的果树，被山里的风吹过，便散发自然的清香，开花结果。而北京的空气，对于我这棵树来说还需要“适应”，有可能枝繁叶茂，也可能一辈子也散发不出那本质的味道，姑且不香不臭，也不引人注目。
对花（1）（图）
穿上戏装的吴琼
不管它是否合适，是否适应，我都要努力，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也只能这么选择。
阻力是显而易见的，也很难更改。在分析了各种利弊以后，我开始正式转向流行音乐。对于我的转变，教导我民族声乐的金铁林老师很不满意，只要看见我，总会说我不该转向流行歌。事隔十年，我参加2003年“金号奖”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比赛，在现场我遇见金铁林老师，他是此次大赛的评委。应该说，那次我发挥的还不错，从多次比赛或大型演出中我发现自己属于参赛型演员，对于现场的发挥和表现总是很少打折扣。尽管那次我没有获得第一名，但是观众强烈的反映已以及同行由衷的赞扬，我看到自己的实力。或许，我就是一个永远和第一无缘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容易令人舒心，无须再为那些所谓的排名而苦恼，快乐的参与常常是我参加各种活动的主要目的。
比赛结束，金老师特别走过来对我说，吴琼，你不该这么下去，我和你马老师一直觉得你在民歌方面是有天赋的，你学过戏曲，对民歌有很多自己的认识和处理，你特有的民歌味道是别人不具备的。唱流行歌有多少人？你能比的了他们，即使你唱的也不差，可那是靠吃青春饭的，是年轻人的事，这不是你的优势。金老师语重心长的话，让我很愧疚。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金老师和马老师还依然关注我，保持着对我一如既往的期望和真诚，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动。看着金老师远去的背影，我想，假如我坚持继续走民族声乐的路，我是否也会是金老师的得意门生呢？可是，生活没有假如。
金老师对我唱民歌的了解，是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