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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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赠了其他珠宝。
“每年太后寿诞，沙皇都会写信祝贺，在信中称她姑母。这在外交中适宜吗？”
“是的，”我答道，“他也如此称呼维多利亚女王，尽管后者是他妻子的外婆。”
荣禄此刻摘了帽，他的头颇大，头发略带灰白。他说，这顶戴上的巨大珍珠就是关东半岛总督阿雷克塞耶夫（Alexeieff）所赠，他也以一只大白玉如意回赠。
荣禄大人（6）
“还有一事，恕我唐突。义和团起事那年的6月24日，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公使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6月20日途经总理衙门时被杀，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线。被害。不知阁下能否告诉我，太后对于事件有何想法？”
“她为此怪责我，然我相当冤枉。克林德来信要求到总理衙门交涉。太后听说，命我与之接洽，并提议改在德国公馆面谈。我并不在总理衙门当职，她特擢我为全权大使，专事负责护送外交使团和外国团体离开北京。我照太后的旨意拟了信，但由于洋人的哨岗禁止闲人进入使馆街，我的书童未能将信送到。如你所知，克林德次日坚持到衙门来，结果为恩海射杀，太后大为愠怒，因端亲王未经她许可即授意恩海：凡过往洋人，杀无赦。她斥我不知变通，质问我是否把端亲王当成真正的主子！她痛恨的非公使被杀，而是未得她准许之实。我与太后相识，已逾五十载。我们自幼亲密，两家也是世交，我常陪她去市集玩耍。谁能料想她日后贵为一国之后，谁能料想我效力身侧？”（荣禄的神情半是忧伤半是满足，一个回首前尘的老人。自然，我没有问他那个问题；但许多人都知道，她曾和他有过婚约，只是命运难测，道光驾崩后，皇后于1854年，选她入了宫。）
不了解北京（人们现在叫“老北京”）风俗的人听到荣禄回忆与太后的两小无猜，如何常陪她赶集，如何一同骑马或步行去集市，一定会备感诧异。其实在当地并不出奇，当时全国都听过一个说法：北京城三宗宝，马不踢狗不咬，二八姑娘满街跑。其他城市现在或过去比北京人口密集，但满族统治把京城从明朝经年累月的旧俗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前，女子只能足不出户，恪守家规。
荣禄告诉我，1856年她生了太子之后，被咸丰封为“懿妃”，特许回娘家省亲；他也被邀在男男女女的亲戚中迎接。作者注：这一节被我的敌人布兰德从《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删去了，他根本无权改动我的手稿。他认为自己是比我了不起的作家，但即使这样（未必是事实）他也无权略去这个这么重要的情节，或者不顾原文而改动我的翻译。那是一个冬日，她新承隆恩，乘着御赐的黄顶轿子，但必须在日落之前赶回紫禁城。他清楚记得，她是多么渴望再见到亲人的脸，多么热爱回忆远去的时光。可以想象，面对从前的爱人，谈起自己新婚燕尔，那情那景，心碎何如。她对身边之人的问题源源不断，弟弟们的学业怎样，旧家人的境况如何，与每个人交谈。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著名章节：元妃最后一次省亲的场景。
“私以为，”荣禄道，“西方各国在要求惩办查处之时，自有其谬。对拳党首脑或逼死，或流放（就好像三十余年之后的国际联盟所发出的制裁，现今已不存在），就事件本身而言，此次作乱的发起者、‘头等角色’，不但连名字都未有提及，反而被视为国中不可或缺之人。此实法理不容［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当此之时便毫无犹豫，喊出‘绞死国王’这样最冷血的口号］。你们洋人政府也漏了许多小角色，比如我友、总管太监李莲英，他是力挺拳民的。他对老佛爷的影响不亚于我，我居宫外，他时刻服侍身前，更便利一些。”
“您怎么看待毓贤和他的剿杀？”
荣禄大人（7）
“是了，”大学士道，“我猜到你会有此一问；你指的是毓贤上书请求将山西洋人杀得鸡犬不留、老佛爷准奏之事。我可将老佛爷八月中（公历9月）到山西，与山西巡抚毓贤的谈话重述一遍。我当时在场，记得每一句话：
“太后：‘汝在山西诛杀洋人，连孩童也无幸免。可知西方人称之为残忍屠杀，责难于我？’
“毓贤：‘我奉太后懿旨办事，今日在衙门校场杀得三十余洋鬼子，您也是銮驾亲临的。还有在山西另一地方，杀了个待产的洋妇，一支铁棒捅进了她的阴户（希望是立时毙命，少受痛楚）。’
“太后：‘如此兽性，天人共愤！我从未允许你对妇孺大开杀戒。你也太妄为了。’
“毓贤：‘涣汗其大号（《易经》）。太后谕令既出，奴才奉旨行事。’
“太后：‘那也须见机行事。你这样后患无穷。现今棺材价格日高一日，可早作打算。’
“而毓贤未能领会话中深意，结果如你所知，落得身首异处。我向来反对他调任山西。李莲英收了四恒票庄支付的二十五万两白银，打点此事。”
“冒昧一问，阁下估计宫中太监每年的薪饷大约多少？”
“我猜纯入绝对逾五十万两，不含特别费用。已故的李鸿章大人任直隶总督时，年饷至少是其两倍；但切莫忘记他的责任更大，宫里不仅有上上下下的太监，更有最上头的人物（指慈禧）。”
“关于‘剿杀’的官文，按惯例，毓贤的奏折是应该加了红漆朱印，由朝中专人送还给他。汝有所不知，各省奏折均是批了‘已阅’的批文，有的还附了细致批复，再送还上奏人。但此次李莲英并未告知我和军机处的其他同僚，而是私下拿了老佛爷的亲笔批示，送与毓贤之婿济绶卿——”
“抱歉打断阁下，老景善在日记中提到他，这二人甚为厚密。”
“确是如此，”荣禄续道，“他住在城北，一生都在代岳父‘探风’，他们翁婿通过山西的大票庄——四恒的各家分号，频繁通气。因此太后之令得以传到太原毓贤处：因为并非通过正常的官方途径，（你可记得孟夫子箴言：传德之道速于置邮）毓贤本该置之不顾，再请批示。然而他本就残忍好杀，遂按其婿传来的‘圣旨’行事。这确与章法不合，但太后（绝无不敬）也不能完全怪责他。
“无人比我更知太后：对于喜爱之人她宽宏大量，以至于姑息，但对一些小事却无法释怀。知晓此节，你便能理解过去四十年中种种不幸：阿鲁德之死，同治之妻，和她共同辅政的东宫太后，以及竟敢放肆顶撞她的珍妃。”
说到此间，荣禄停口提醒我（完全无必要），在他有生之年万勿再提起此话，除非太后千秋以后。“你看到，”他道，“一年半之前我在西安为太后起草政令，宣布渐进革新之策。我曾引用《易经》之言：‘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地壳最初之动荡，现今之稳固，即证明了这一说法，尽管有圣皮埃尔（Saint Pierre）的培雷火山（Mont Pele）之爆发发生在此前一年，造成两万人死亡。。或许你将亲睹中国之变，我们所谓‘沧海桑田’之巨变。
“阁下是指，您预见中国可能改朝换代？”
“如你所知，与日本不同，中华历史上曾经历二十余次朝代变革。此一点更像贵国，目前为外族统治；尽管我个人并不以为满人是外族，无论革新党如何说。孔圣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恕我直言，我猜想我大清命数会超过大英帝国。贵国各怀离心，缺乏合力。但凡有一动荡，必定轰然而倾。忽必烈曾对丞相伯颜道：中国人如沙粒，只消挑动一族去对付另一族，就可以轻易御之。大英帝国即便连这样统一的部族都没有。”
荣禄大人（8）
话题又转到我在俄国的经历，荣禄道：“满是好，但水满则溢，论语中也有此喻。对于迟早知天命的王朝更是如此。罗曼诺夫王朝和大清都已经延续近三百年。太后延长了清朝气数，否则四十余年前已告覆亡了。当今沙皇能否一直保其权势坚不可摧？”
“阁下对洋人作何评价？”
“我不能说一概反感。日本和俄罗斯对我相当客气，但请恕我说（“你知道总有例外。”荣禄谦恭地笑道），大英国与我朝交往时傲慢无礼。例如，你国公使问我为什么不制止拳民。我答，数月来我只为此事奔忙。我还续道，使馆被困之苦与我相比不值一提。‘明白，’公使答道，‘我也不该有此指望。’我悟到的弦外之意为：‘我不信任你。’俄国和日本公使从未敢如此无礼地对我说话。”
“能否问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阁下是否相信，太后希望外国公使们安全到达天津，假设您当时是负责护送他们的？”
荣禄：“恕不能直言，从我以上所述，你应该已知答案。无论如何，倘我当此之职，倘需要大清军队，作为武卫军统帅，我可调集精兵，保护他们安全到达。但是，”他嘲讽地一笑，“照我猜测，天津的洋人武装必定会集结起来，与我鏖战，那么后果如何，我就不能担保。”
“老佛爷有力量取缔这次运动吗？”
“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不幸的是，她在两派观点中举棋不定，她本人觉得义和团毫无用处，但每日都有大臣夸赞他们的威力，令她不得不信。”
“阁下可否谈谈许景澄、袁昶被杀之事？景善在其日记中有详细记述，究竟事实如何？”
“言之甚悲。此二人执行我的命令，将电文之中凡‘杀’字皆改为‘保护’，结果遭致杀身之祸。某日早晨，老佛爷勃然大怒，密令将国内所有洋人，无论是逃是留，一概杀无赦。我清楚老佛爷脾气，知道她必会懊悔这一懿旨，只恐悔时已晚；于是我冒了大不韪擅改金口玉言，为此，我必万死莫赎其咎。”
“七月初四（公历7月29日），圣旨出，许、袁二人不忠于上，罪当处斩。我悲痛难言，跪求太后发观音菩萨慈悲，饶了二人性命。我道：‘一切罪责，都在奴才一人。此二人轻慢皇族，斥骂拳党，实在都是奴才的意旨。擅自篡改谕令，也是我之前安排，这一切都是为保社稷安康，保太后尊严凛然不可犯。臣斗胆恳请太后赐奴才死罪，以树国威。臣一死而已，来生当再为太后效犬马之劳！’
“太后答道：‘你代他们受死，实是一派胡言。这两个逆臣最不能让我容忍的是，他们像端亲王和一些大臣一样，啰啰嗦嗦出言不逊，竟敢要我退位让权。不过既然你代为求情，我就网开一面，给他们一次机会。我给你三日之限，写信给洋人，命他们速速撤兵。我封你为全权议和大臣。若洋人屈从，你尽可带那二人去天津，谈判议和。功高必有厚赏。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退位，那只能让时局更为混乱。’我叩谢太后，告假三日，与外国公使联络。我修书邀他们到总理衙门商议和谈细节；但当时情势变乱，洋人生性多疑，不肯信服，最终没有应允。
“假期既满，七月初七（公历8月1日）一早我即上奏，使命未成。太后大怒，固不可劝。这三日中，许、袁二人暂被禁在北衙门（宪兵衙门），未移交刑部。当日十一点，他们被绑缚着押至刑场。我得知许已经神志不清（事先给他抽了鸦片），但袁始终镇静如常。沿途拳民围观，将道路拥得水泄不通，辱骂二人为汉奸。监刑官员为徐桐之子（因外交使团胁迫，徐桐已被斩首），澜公爷以及英年。袁镇定答曰：‘孰为汉奸？绝非我二人。尔等（指载澜）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汝辈乱臣贼子，不得善终。’澜公闻言，怒不可遏，欲上前击之。行刑者立下其刃，千刀万剐直至其毙命，死后再被斩首。”
荣禄大人（9）
荣禄述毕，也是大为动容。他递给我一份官文，日期为七月十六（公历8月10日），从未（我猜）外宣。内容如下：“今国民对洋人怨憎沸沸，非朝廷所愿。人人皆知正在我、邪在彼。彼恃兵坚器利，残杀无辜。我朝共御外侮，天理所在。孰曾听闻无良暴行，竟能直捣天子辇下者？更有洋人，干我朝政，大放厥词（指慈禧退位）。就各国军队之不法行径，我已严告各国天子圣上。现俄国沙皇回复已至，言辞礼貌公允，更说明彼等行为天人共愤，势无立足之地。今重申先前谕旨，由荣禄与各使节磋商，撤除所有军力，复现战前和平，以彰我朝历来宽宏仁厚之心。”
我细读文书之时，荣禄由衷而笑。“这是我的意思，”他道，“但文字有所出入，与我当初起草的不同。尼古拉斯二世确实回告曰愿意议和；而维多利亚女王、德国国王和美国总统之处却无回音。皇帝等离京之前，于七月十八（公历8月12日）、二十（公历8月14日）再发函两封。第一封道：‘今我国与各国为敌，实非甘愿，实乃彼等逼人太甚，我人民退无可退，奋起反击。若外国列强即刻退回天津，我国将立遣大学士荣禄为主和特使，与之详尽谋划。和平可待，我朝万众一心，只求千秋万代，国泰民安！’”
“至于第二封官文，”荣禄道，“全由皇帝起草：在我看来，太多溢美之词，不知让你阅览是否妥当。言道：‘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
‘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武卫军统帅荣禄，一心为公，贤明而经验丰富，诚实且不事谄媚，民所爱敬。今特擢其为主和特使，全权代议。禄临危受命，我朝仁善之心，至矣尽矣。任重道远，我皆以为其必不辱使命。荣禄全力负责监督外国军队撤军，尽快达成常规和平。当此局势，求至善之策，乃我所愿，既往不咎。’”
“最后，”荣禄道，“在结束与你的愉快交谈之前，给你看一份太后离京前夜发布的谕旨。你当理解，时局严峻，她更要做出最好姿态。再者，匆忙离开，也需给臣民一个交代。‘国难当头，社稷危殆，吾禀列祖列宗秋冬巡视全国之遗统，与上离京视察。太子、管事大臣、文武百官将循令留置京城，依例处理各自事务。各司其职，勿孚厚望。’”
谈话结束前，荣禄又特别强调道：“汝等外国情报部门（除日本和俄国之外）实在无用。外交使团的拳党首脑名单中，贻觳、芬车、桂春之名竟不在其列，这几人正是残杀上千教民、上千无辜平民的元凶。有一卖瓜摊贩出身升而为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