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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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我在医院，被钟处叫回单位，说要开重要会议。
我连忙回去。走到单位大门口的时候，看见许多人都在往里面赶，他们相互在问，开什么会？开什么会？等我走到楼梯上，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原来省厅今天派了一个新的头头过来，当局长，当这楼里的一把手。他名叫何加仁。
我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过去。我的脑袋里首先跃出来的是蔡副局长的那张脸。我估计呆会儿看到它的时候，它可能又变回了几个月前的那张怨妇脸。我想，这就是命，蔡没有这个命。
我听到走廊上有人哼歌的声音，回头一看，是钟处，“走过春天，走过四季……”。他嗓子不错。我点了个头。他问我丁宁情况怎么样了。我说，不好，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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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楼里的人在说蔡副局长命里没有“局长”这两个字。
这楼里的人在打探新局长何加仁的来历。他们说，何是厅里那一堆干部中资历较嫩的一个。
许多人问：那么为什么让他来当这个局长，他管得了呢？这楼里都是人精，他有这个经验这个本事吗？
对这样的疑问，也有人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厅里最小的一颗棋，都能空降到下面来当老大，这又不是第一回了，这里面要表达的是一种上层对下层的优越感，一种上对下的集体无意识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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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这些天，单位乱哄哄的时候，我在医院里，我啥也不知道。但我明白，其实我啥都能象想得到。
如我所料，“空降兵”何加仁遇到了阻碍，这阻碍不仅来自于这楼里的人们觉得“又要变了”的惶恐，更来自于蔡副局长等几位的不买账。
我在星期五丁宁又一次做化疗后昏睡的时候，被喊回单位，说要开骨干会议。
我匆匆进了会议室，会已经开了。我看见新来的何加仁坐在主席台上，旁边分坐着蔡副局、陈副局、杨副局、沙副局。下面坐着的是这楼里的处长、科长和助理们。
新局长何加仁好像在和蔡副局长争论一个什么概念。蔡副局长正在说，这个文化实业项目本身就不是单位的主业，现在要完成这样高的定额，不现实，做不了的，谁能完成的了啊？新何局说，以前不是主业，现在就是主业了，谁来养活我们谁来养好我们，就得用发展的眼光、拓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蔡嘀咕：说说都是道理，但不投入，没有高投入，开玩笑啊。新局长何说，老蔡，对你这一点想法我不同意，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正因为难，所以需要用像你这样有经验的人去统筹啊。老蔡说，我不太吃得消，我没有这个经验，我身体也不太好。
新局长何加仁以及在座的所有人都屏声静气。接着，我听见何缓缓的声音在空气中一字一顿地跳动着，他说：身体真的不好，应该去休息。
他对着下面的我们说：这么有挑战性的项目，对我们全局是一个机遇。一家单位和一个人一样，一生中没有几个机遇，而机遇来的时候，是需要人用创意、用兴奋去经营。
他转过头，笑着对旁边的各位副局长说：年轻人总是说自己没机会，现在是年轻人站出来立功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他说，我看这样，我们举手表决一下，觉得这项目还有前途的，大家举举手看一下，我心里也好有点数。
下面的手呼啦啦举了一屋子。
后来，这楼里的人们说起这事评论：新局长何加仁几句话，就把老蔡的革命小将全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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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钟处的情绪在明朗起来，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嘴里常在下意识地哼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当年虞大头空降我们单位时的蔡副局长一样，成为空降者两眼一抹黑时的一盏明灯？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丁宁快不行了。
这些天，我和汤丽娟、毛亚亚、程珊珊都在帮忙。站在医院的过道里，那些移动的病床在身边穿梭，会觉得办公室的那些鸟事与自己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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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只有当我坐在人事处的办公室，向他们讨丁宁的那张正科级的“调研主任”聘书时，我才会觉得那些鸟事像口香糖那么粘身，当然其前提是因为你执著，它就粘乎。
对于丁宁的聘书，我体现了令自己也纳闷的执著。我想，我一定能办成这事。
这事被钟处知道了，他对我说，太官僚主义了，不就是一张纸吗，人家都要不行了，人事处让他高兴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善事啊。
他就卷着袖子和我一起上人事处，他在人事处生气地拍桌子。引了很多人来看。
后来，人事处终于把那张纸给了我们。
钟处拿着那张聘书，轻轻拍了拍，他说，丁宁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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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的言语能力在一天天衰弱，我已经听不太清他的话了。每当他有清醒的片刻，他总是抓我的手，我知道他在想对我说“谢谢”。我对他摆手。我想起我刚进单位那天，他拿着一把大刀，把腿架在走廊扶手上在晨练，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他指着我的沙滩裤说——“呵，这样穿，在这幢楼里太招摇了”……
丁宁去的那天，天气酷热，医院窗外蝉声一片。
他弥留之际，呢喃而语。他留给我最后的话语是：做人别太认真别太认真。
我看着他无声息了的脸泪流满面。他穿着一身棕色的新西装。在四周的哭声中，我把他枕头边那本正科级“调研主任”的聘书悄悄放进了他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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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走了。我又重归按班就班的办公室生活。
每天，从早上跻身于上班人流中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厌倦。
在车水马龙中，在城市的晨曦中，我常会想起丁宁弥留之际留给我的话语，这使我感觉复杂。因为我知道，我与多数人一样，从来就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们从孩提起所置身的价值教育体系里，没有“不认真”的结构，否则我们也不至于有那么多想法、迷惑、不适和抱怨，而现在我得告诉自己别太认真，这样才能心情轻快，才能不和自己过不去？但我知道，我告诉自己这些也未必管用，因为要学会它，同样需要能力和耐性，你同样也会不好受。
每天置身于上班的人流中，我仿佛一眼就能望到那幢楼里我的那只位子，那是我的归宿，心烦的起点。从我置身的大街上望过去，我每天在其中的演出，平庸寻常循环往复，有时我在不爽，有时候我在偷乐，有时我在接招，有时我在发力，是非含糊，荣辱暧昧，从这个角度看，我所置身的场景，我身后的机关，我演绎的悲哀是对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算计和我的快乐也有它的道理，我的无措和惶恐更是合乎情理，这舞台仿佛蕴含无数交锋，但又好像毫无冲突，什么都是对的，哪一个角度都有存在的理由，哪一场纷争都有它的逻辑，哪一阵东风压倒西风都是因果，哪一阵西风断送东风都是必须。这演出好不好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演着演着就不开心了。
每天在奔向厌倦的路上，我想，关于体制，“我不开心”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那些琐事和角色的循环上场，我想，一代代人在体制中的不爽轮回，“我不开心”能不能成为一个厌弃的依据？
每天，走在楼道上眺望向上延展的楼梯，我似乎看到了我后面所有阶段的爱怨环节，比如，我34岁的时候，敏感于被踩被挤被轻视，经历百般滋味，搏到助理或者副科，但它还没完，40岁（正科）、45岁（副处）、50岁（正处）所有的情绪还将他妈地一遍遍地重演，它们是不同平台上的同质化继续操练，包括其间的郁闷、自艾自怜、算计、提防和尊严……我烦了。
每天，站在办公室的窗台边，看着远处楼宇间的云朵，我会想起丁宁，我想，有没有哪一个年代的青春，其对手是那么琐碎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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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的妈妈和老婆来办公室收拾丁宁的东西。
这两位女人，把丁宁的杂物一点点装起来。老太太把丁宁留下的一叠饭菜票交给我，她说，这个带回去也没用。
我不要，我说，我不要，你留着，也是点纪念，你儿子在单位用它打饭呢。
这个来自乡村的老人突然失声痛哭，她说我从来没来过他上班的地方，我在这里看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他一定过得很苦。
她在办公室里痛哭，她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儿子可能过得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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