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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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己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搜寻亡佚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绝〔注二〕。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出版“丛书”。

“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

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贵，且产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

现代分类

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注三〕。这种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注四〕。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解决难读的问题

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得懂古书的问题〔注五〕，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难的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对现代的中国人说来，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

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准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读古书的能力更不如前，时间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处理古书给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兼顾到现代人的读书能力，精挑细选之后，必要的解题、注释、翻译，也该尽量齐备〔注六〕。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有关古书的重点、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心得和认识，王荣文和我，经过多次的交换意见和反复讨论，决定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成功后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注七〕。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构想，部分接近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鹗（CharlesW。Eliot）的《哈佛丛书》（TheHarvardClassics）。《哈佛丛书》长五英尺，又名，《五呎丛书》（FiveFootShelfofBooks），是用五英尺长度的精装书，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华。由于中国古书大多，在性质上也与西方互异，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编选方面，自然独有它的特色。我们决定按照现代图书分类，精选出两百种古书〔注八〕。每种“加工”以后，也以五英尺的长度〔注九〕，精装起来〔注十〕，配上图片〔注十一〕，贡献给现代的读者。我们用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把中国古书做一次彻底的、划时代的处理，用现代的观点、现代的印刷术、现代的出版企划，把它们带到现代的中国人面前。

我们希望，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多少知道做为中国人应有的条件是什么、多少知道祖宗们的遗产是什么、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可以入宝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对我们并非高不可攀。

我们相信，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的一次解决。有了这部大书，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

做为一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国人，我想逢今之世、处此之岛，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一件大事了；也没有人比王荣文更适合推动这一出版计划了。我们高兴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相信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台湾写——

〔注一〕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特色，我举一个例。我收进了顾炎武的《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在这个全集性总名下，我选的是《日知录》，但我用的《日知录》版本，却是一九三二年张继搜集得到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这是一般《日知录》所没有的。所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这类特色，是很不容易的。为了达到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请所有者特别同意我使用，桂冠图书公司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几种书，就是赖阿胜特别同意的。我要谢谢他。

〔注二〕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绝世稿本《秋审小看》，这是它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注三〕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表扬被压扁的异类思想，特别注重中国古书中的多样性、独创性与个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狱的、杀头的比例也颇大，这是一个必要的义举。－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明，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至于纯属个人的一些感情泛滥的集部书，我有意缩小它们的比例。

〔注四〕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大特色。为了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所以在总类方面特别加强（我为加强中国人对图书分类的认识，特别以《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做为分类的总代表，当然在体积上，“长虫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为中国人读书，缺乏方法上的讲究。所以在方法学方面，特别着力。

〔注五〕俞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读古书的人，他在《古书疑义举例》里，却描写了古书是多么难读。他说：“夫自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如犹执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