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3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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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后差人放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石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命绛、襄与三司置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着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
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劳弊者议赏。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治平四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博访利害，集议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寄。”役法更议始此。
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后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二年，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
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辙以议不合罢。
条例司言：“使民出钱雇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愿以条目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毋费。承符、散从官等旧若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庶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仿视施行，若实便百姓，当特奖之。”诏可。
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府界所在条目，下之司农，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着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产，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
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着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乡役数千，遂颁其法于天下。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三年，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司农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继典主其事。四年，罢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
两浙提点刑狱王庭光、提举常平张靓率民助役钱至七十万。薛向为帝言，帝问王安石，安石曰：“提举官据数取之，朝廷以恩惠科减，于体为顺。”御史中丞杨绘亦言：“靓等科配民输钱，多者一户至三百千，乞少裁损，以安民心。”五月，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以相府不知；诉之御史台，台不受诉，谕令散去。杨绘又言：“司农寺不用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着之籍，如酸枣县升户等皆失实。”帝乃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仍严升降之法，畿民不愿输钱免役，县按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先是，帝既知东明事，及闻绘言，两降手敕问王安石曰：“酸枣既有自下户升入上户，则四等有免输役钱之名，而无其实。”安石力言尝取诸县新旧籍对覆升降，闻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多必有赢余，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乃尽用其言。
中书孙迪、张景温体量不愿出钱之民，欲困以重役，杨绘复论之。而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搔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却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出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帝因安石进呈役钱文字，谓之曰：“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事更与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岂须规规恤浅近之人议论耶？”
于是提点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能禁遏县民来讼，杂摭他事致蕃于理。又使子几自鞫之。杨绘谓是希安石意指，而致县令于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几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无言；若所劾后乎此日，是以威胁令佐使民不得赴诉，得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着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
刘挚亦言：“赵子几以他事捃摭贾蕃为过，且变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诉，而刻薄之人，反怒县官不能禁遏。臣恐四远人情，必疑朝廷欲钳天下之口，而职在主民者，必皆视蕃为戒，则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几挟情之罪，伏请付吏部施行。”
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辨诘之，其略曰：
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喻也。
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尝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
免役或输见钱，或纳觔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
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
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
贾蕃为令，不受民诉，使趋京师喧哗，其意必有谓也。诚令用心无他，亦可谓不职矣。蕃之不职不法，其状甚众，皆赵子几所不得不问；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几，是不顾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与御史也。
于是下其疏于绘、挚，使各言状。
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辨。挚言：“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内，有大臣亲党为监司、提举官而行之于诸路，其势顺易矣；然旷日弥年，终未有定论，为不顺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农为是耶，则事尽前奏，可以覆视；以臣言为非耶，则贬黜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而风宪之官，岂当与有司较是非胜负耶？”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
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改助役为免役，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侁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不合，遂各为奏。帝是侁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余，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提点刑狱周约亦占名无异辞。诏责瑜、约，而擢侁为副使。
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焉。时知长葛县乐京称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询其故，不答，遂罢。京西使者召知湖阳县刘蒙会议，蒙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减十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
免役剩钱，诏州县用常平法给散休息，添给吏人餐钱，仍立为法。京东免役钱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轻有未究者，命监司详具来上，仍须熙宁七年乃行。永兴、秦凤比之他路，民贫役重，诏提举司并省冗役，次第蠲减，当留二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
七年，诏：“役钱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运之类，皆许取以供费；不给，以情轻赎铜钱足之。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于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提刑司以其田给应募者，而核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于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言，不独两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费多难赡，乃欲改法。遂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余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已之。
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