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4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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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新成立的总理衙门以美国留学使团为先例，批准了此建议。
沈葆祯立即制订出选派30名留学生和部分学生监督赴欧的计划。重要的是，留学所用经费全由福建省承担，这笔经费估计为20万银两。
第一个留学使团因容闳办事处在美国发生问题几乎失败。1877年容闳感到中国留学生已具备了上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条件，遂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接纳部分中国留学生入美国军事院校学习。但美方粗暴地答复说，美国军校不能接纳中国学生。容闳被美国参议员布莱恩所支持的排华偏见态度激怒，他向北京报告了他所受到的冷遇。中国的保守派立即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失败的证据，要求召回留学使团。最后终止使团留美学习的是使团的一位负责人陈兰彬，他的理由是学生正在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其他一些非必修课程。陈兰彬还抱怨说学生没有礼教，缺乏爱国主义，遗忘了祖国语言。4年之后，留美学生全部应召回国。
尽管留美使团失败了，但赴欧的海军留学使团却成功地逃避了保守势力的发难。12名英文学堂毕业的指挥官前往英国进行各种深造。其中6人奉命到英舰上服役，4人被派往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舰艇组织指挥，结业后上舰实习，1人去格林威治学习理科，1人被派到朴次茅斯海校学习。
在海上实习期间，中国留学生巡弋了地中海，个别人还到了印度洋，有的人还随英舰到了美国，在那里访问了各个港口。海上实习期满，学生返回英国学习机电、枪炮和鱼雷操作。此外，他们还到海军造船厂进行短期学习，以便了解英国造船和维修技术。
在法国，中国船舶工程学生也进行了类似的训练。14名留学生中有5人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学习采矿与冶金，另外9人学习海军造船专业，其中4人在法国瑟堡造船学校学习，5人在土伦海军船厂学习。学制为2年，结业后到欧洲各造船厂巡回考察。
1880年9月，全部留学生返回福州，成功地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现代海军技术的尝试。在第一批留学生学习成功的鼓舞下，进步的领导人奏请清廷派遣第二批留学生赴欧学习。奏章很快批复，第二批留学生一行9人于1882年出国。1886年第三批留学生也被派往英国和法国。
所有学成回国的留学生都在刚刚兴起的中国海军中担任要职。在留学的指挥军官中，一些人担任管带，另一些人在当时向外国订购的新舰上担任要职。法文学堂制造、设计班的留学生在福州船厂也被委以重任。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尽管仍遵循着传统的晋升制度，但他们取得了对过去的八旗兵、绿营兵军官的优势，从而永远改变了发展之中的中国海军力量的成分比例。
中法冲突
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代表的中国海军改革的好景不长，很快遇到了灾难，因为福州船政学堂的赞助国法国扬言要和中国兵戎相见。10年来法国人一直在越南（当时叫安南）北部寻找一条通往中国南方的贸易渠道。由于发现了红河，法国人迫使越南签订了一项条约，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对越南传统的宗主权。1884年，法中两国军队在云南边疆地区发生了一场战斗，7月间一支法国舰队开进福州港，1个月之后，法国海军不宣而战，他们在法国海军库尔贝特将军率领下向锚泊在闽江中的福建海军发动进攻。不到30分钟，战斗结束了。22艘中国军舰葬身江底，39名中国海军军官、2000名士兵阵亡。
库尔贝特还摧毁了船厂，给中国人造成更大的损失。铸铁车间和合拢车间几乎夷为平地。到1884年8月29日，整个福建海军船政局已成为一片废墟——这正是中国海军继续软弱的一个历史见证。
威胁继续存在
1874年，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面临着来自海上的和来自西部地区的两大威胁。日本派遣海军在台湾登陆，惩罚当地的中国人，理由是3年前他们杀害了53名航行遇难的琉球水手。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提出了对琉球群岛的主权要求。中国的反应是向台湾增兵l万，但是海运工作竟长达6个月之久，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海军的弱小。当日本扬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满清政府同意赔偿500万两白银，并放弃了对琉球岛的领土主权。
满清政府在琉球群岛问题上受到侮辱，在西北部又面临回民造反，而且回民由于有俄国支持，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新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回民叛乱分子所控制，富饶的伊犁河谷已被俄国军队占领。沙皇假惶惶地答应满清政府，如果中国恢复对该地区的统治，俄国军队一定会撤离。
1874年至1875年的边防与塞防战略辩论
中国当时面临的双重危机在首都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是调兵遣将平定西部的回民叛乱，还是购船买炮抗击日军对沿海的侵犯？
这次辩论中的主要人物是左宗棠，他当时正率领湘军在西北平定回民叛乱。他的对手是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身兼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多种要职。和左宗棠一样，李鸿章是靠镇压太平军叛乱而发迹的。那时，他率领着淮军与太平军作战，战事平息后他并没有遣散部队，因而成为长江流域的一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1870年他和他的25000淮军被调到北方。几年之后淮军中的官僚便开始迫使清廷加强中国的海防力量。
在这场辩论中，李鸿章率先行动，他在1874年12月12日给朝廷的奏折中指出：
西方国家不管多么强大，远在7万多里之外，而日本却近在我门口，随时可刺探我弱点和戒备情况。日本是中国的心腹大患，虽然它暂时有所收敛，但远谋深算，精心策划，觊觎着我富饶的物产和人民。日本人希望趁我们尚未建造军舰大炮时，寻找借口对我动手，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建造铁甲舰，建设沿海要塞等。不过我们缺少大量经费，向外国订购也需有一定的时间。
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沿海各省多数高级官员们的支持，他们一起提出以下五点意见：
1．鉴于北京临近沿海，海防比西部塞防更为重要。
2．朝廷在重新考虑左宗棠领导的西部战役时，必须考虑国家财力不足和战役可能失败这两大因素。
3．新疆土地荒凉，对中国没有价值，应当停止对它的财政支持。
4．新疆与俄国、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接壤，一旦发生了冲突，难以防守。
5．从新疆撤军不会给征服该地的先帝丢脸，相反可以进一步巩固中国。
1875年左宗棠的奏折也报至北京。他在奏折中提醒朝廷，他曾担任过闽浙总督，并且亲自在那里创办起福州船政局，因此对沿海地区的防御深有了解。他的这段经历，加上他在西北地区近8年的作战指挥，使他在判断应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左宗棠指出，以前蒙古和新疆被外敌侵占时，先帝们不惜一切代价重新收复，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地区是中国的第一道防线。历代王朝，包括清朝，为维护中国疆土的完整在这些地区进行了无数次战斗。有责任感的官员不能忽视历史的教训，轻易地放弃塞防。停止西北的作战，只会断送疆土；如再要收复，绝无可能，他预言，只要允许他继续打下去，中国人在俄国和英国面前将无所畏惧，因为它们都已没有能力再援助叛军了。
和李鸿章一样，左宗棠也提出了五条论点：
1．失去新疆将削弱蒙古的防御，从而威胁直隶和北京。
2．靠通商口岸进行活动的西方国家感兴趣的是贸易。而不是领土扩张。
3．不应把塞防经费用于海防。
4．先帝们征服的疆土不可丧失。
5．乌鲁木齐和阿克苏等重要城市应该立即收复。
于是，一场争论就发生了，其他官员也都卷入，并纷纷发表各自的观点。局势很快就明朗化了：中国首要的问题是统一西部边疆地区。正如某官员指出的那样，“各海上强国所引起的麻烦，犹如辊肢之疾，既远又轻；而俄国引起的麻烦，如心腹之患，既近又重。”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左宗棠所说的，如中国不能控制西部边疆，则说明朝廷软弱无能。
1875年4月23日，皇帝批复了左宗棠的建议，于是新疆战役又重新开始。在随后的6年中，中国耗资5100万两白银，最终收复了西部边疆地区。但与此同时，发展海军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例如，中国没有同法国人谈判签订新合同，以继续发展福州船政，海军的其他经费也被削减，以支持西部战役。
左宗棠收复新疆，把俄国军队从伊犁驱逐出去、是因为采取了明智的抉择。但是，此项决策以及后来在闽江口发生的灾难，加强了海防派的实力。例如，李鸿章坚持认为。只有向西方购置大量的军舰，只有雇佣更多的外国顾问，才能迅速地把中国推进到蒸气动力时代。尽管左宗棠获得了成功，李鸿章仍然准备说服皇帝筹资“购买”一支海军舰队。
第370章1874至1894年
1884年中法战争前，中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公开霸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上还有所顾忌。通商口岸制度是在中国扩张经济利益的最佳方法，西方经济大国都不太希望通过制造政治分裂来纷扰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
法国对东南亚的野心打破了这种局面。英国因其在中国的大量商业投资（英国当时控制了中国60％以上的对外贸易）受到威胁而惊恐不安。维持了长达20年左右的英法两国不稳定的联盟关系因法国在红河流域的扩张已濒于解体。
英国的忧虑还有其他原因。德国正在成为一大工业强国。德国人在贸易战线上表现出坚强的毅力和胆略，因而获得了许多利益，包括在中国获取的利益。在英国国会中，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例如，1880年中、德两国签订了补充协定，给予德国相当多的港口设施和权利以及最惠国待遇。
英国谋求扩大影响
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积极推行一条旨在扩大英国在中国影响的路线，其主要方法是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赫德注意到法国对越南的征服。在1874年中日战争（指1874年日本借琉球渔民遇害事件挑起的战争）即将爆发时，他发现这种形势给他带来新的机会，他可以通过扶植李鸿章一类有权势的官员来提高英国在中国的地位。
赫德的办法是把海关建成为负责为中国政府购买国防所需的机器、设备、弹药和军舰的机构。他对中国分散的海军体制深有了解，这种体制往往使得沿海各省的官员可以自行购买或建造军舰，并完全用于本省的防御。然而，当中日关系发生危机，中国需要紧急动员时，好几个省的总督都不得不筹措资金购置军火。由于他们想利用关税，赫德便有了借口，可以把海关变成一个****军火采办机构了。
赫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同李鸿章这种人打交道，首先必须得到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批准。他这样做无疑伤害了李鸿章的感情，因为当时正在和左宗棠等人争经费的李鸿章希望不受总理衙门的干预而独自实施自己的海军现代化计划。因此，针对赫德的行为，李鸿章挑动赫德的部属反对他。李鸿章受到了礼宾制度的启发。按照礼宾制度，海关总税务司只和总理衙门打交道，而各省的海关税务司则直接和各省的总督打交道。虽然赫德的部属理应向他汇报，但是由于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在购买军舰合同遇有风险时，更是如此。因此，从一开始海关就成为“以夷制夷”这一中国传统策略的对象。
李鸿章购买军火
1874年，李鸿章在同左宗棠就塞防与海防问题进行辩论时写道，“如果要整伤海防，无其他道路可走，只有改变旧法，起用新才。”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中国要赶上正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必须立即执行大规模向外国购买海军舰艇的计划。
尽管李鸿章强调改革，但他的战略观点是传统的，所以他声明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海岸防御。实际上，在数年前李鸿章还极力主张在天津构筑城墙，以加强中国的海防。在海军改革初期，李鸿章对购买英国当时正在建造的小型炮舰很感兴趣。这些炮舰非常适宜江河与港湾的防御。1875年，朝廷批准购买该型炮舰。在此后的4年中，李鸿章通过赫德一共订购了11艘这样的炮舰。
在1875年至1879年间，中国接到了第一批“镇”级炮舰，共4艘，均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所造。这些铁甲炮舰吃水浅，装有两个螺旋桨，长118至120英尺，宽27至30英尺，航速9节。炮舰最显著的特点是武备强，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有两艘舰装备了26。5吨的大炮，另两艘舰装备了38吨的大炮，排水量只有400吨的舰艇装如此重型的大炮实为前所未闻。
1879年，南洋通商大臣李宗羲也通过李鸿章和赫德向英国订购了4艘炮舰。这些炮舰和前4艘所不同的是有两个船头，即船头和船尾都一样，船头装了舵。该型舰的前进航速为10节，后退航速为9节。炮舰长125英尺，宽29英尺，排水量为440吨，装有一门口径为11英寸、35吨重的前膛炮。虽然它外型比前4艘舰上的30吨炮略小一点，但是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以235磅的火药推动536磅重的炮弹，射程可达7500码。
有趣的是，这些舰炮比英国自己的舰炮装药量多。1881年，美国的一位专家认为，中国新购置的炮舰上的火炮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舰炮威力都要大。
这些炮舰抵达中国后不久，另外两省的督抚也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3艘同型炮舰：其中山东巡抚订购2艘，广东总督订购了1艘。这3艘舰很快便交付给这两省的海军。
11艘炮舰总共价值100多万美元，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方兴未艾的购舰热潮。当时，李鸿章把南洋大臣李宗羲订购的4艘炮舰派归天津的北洋海军，而将北洋海军订购的4艘老式的炮舰派归南京的南洋海军，为此，南、北洋两支海军发生了矛盾。
李鸿章还怀疑福建海军将领沈葆祯，其原因是李鸿章新购的阿姆斯特朗炮舰上的官兵都是福建人，他们定期把军舰开到南方去训练。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