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4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鸿章还怀疑福建海军将领沈葆祯，其原因是李鸿章新购的阿姆斯特朗炮舰上的官兵都是福建人，他们定期把军舰开到南方去训练。李鸿章担心自己的炮舰有朝一日会变成福建海军的一部分。当1879年沈葆祯想通过赫德购买2艘新式巡洋舰时，李鸿章却暗中阻挠。他对沈葆祯说，因资金匮乏，总理衙门决不会批准，而他自己则与赫德签订合同，为北洋海军订购了2艘巡洋舰。1881年，巡洋舰抵达中国，编入了日益发展的北洋海军。
这两艘命名为“超勇”号和“扬威”号的巡洋舰长210英尺，排水量1350吨，装有2座10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和一些小口径炮。巡洋舰的舰首装有撞角，并载有水雷。虽然设计航速15节，但1881年试航时实际航速达16节。这些舰的购价不详。
李鸿章对购买巡洋舰突然发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和俄国关系恶化。1879年两国签订了一次条约，但是后来清政府未予批准。清政府声称中国谈判官员违背指示精神，因此政府不能批准条约。中国皇帝还要求重新谈判。沙皇俄国没有同意，提出了抗议，在中国边境上集结大量部队，并于1880年8月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沿海活动，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封锁。李鸿章知道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炮舰太小，不宜远洋作战。鉴于俄国海军的威胁，李鸿章认为中国需要有适于远离海岸作战的进攻型舰艇。
俄国海军入侵的危机于1881年2月解除了，然而李鸿章等人利用这次危机，从国外大量购买武器。许多地方督抚也大量贷款，从来复枪到鱼雷艇无所不买。于是，中国很快就成了外国军火商们牟取暴利的市场。赫德的竞争对手们实际上也撇开了赫德，求助于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英国秘书麦卡特尼。为了对付这一作法，阿姆斯特朗公司派遣自己的代表来中国，通过英国在华的一些公司与中国人作生意。
与此同时，李鸿章和赫德的部属、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特林的关系相当密切。不久，李鸿章挑动德特林反对赫德，许诺让他接任海关总税务司。同时，李鸿章还写信给中国驻德公使李风苞，要求从德国购买2艘大型铁甲舰和1艘巡洋舰。不久，驻柏林的外交官向伏尔铿造船厂订购了这几艘舰。大约3年后，即中法战争后不久，中国接到了3艘军舰，命名为“镇远”号、“定远”号和“济远”号，总共耗资200多万美元。
“镇远”号和“定远”号对中国，甚至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威力强大的军舰。它们为铁甲舰，装有14英寸厚的装甲列板，排水量7400吨，主机为6200马力，航速将近14。5节。舰上装有4门12英寸“克鲁普”后膛炮、2门5。9英寸炮、8门小口径炮和3个鱼雷发射管。除此之外，它们还载有2艘19米长的鱼雷艇。
被西方造舰专家称为轻巡洋舰的“济远”号也是一艘性能良好的军舰。它虽然没有装甲，但排水量为2355吨，长236英尺，航速15节。“济远”号上装有2门8。2英寸“克鲁普”后膛炮、1门5。9英寸“克鲁普”炮以及4门6磅炮弹炮和6门1磅炮弹的小口径炮。此外，舰上还装有4个鱼雷发射管。
李鸿章购买了这3艘军舰后，又利用他和德国人的关系继续发展他的北洋海军。1887年，他购买了2艘无装甲的“经远”号和“来远”号巡洋舰，每艘巡洋舰价值50多万美元。排水量2300吨，航速18节。主要武备有2门8英寸“克鲁普”炮和2门2．9英寸“克鲁普”炮。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从德国购买了一些鱼雷艇。据了解，从1882年至1895年李鸿章至少购买了12艘。其中典型的是“福龙”号，长144英尺，航速25节。
李鸿章最后购买的2艘大型军舰是在1887年交货的英国造的巡洋舰“致远”号和“靖远”号，两舰共耗资100多万美元。它们和德国的巡洋舰不同之处在于每艘都有9。5英寸厚的装甲列板，长270英尺，排水量2850吨。主炮是3门8英寸“克鲁普”炮和2门6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1889年，李鸿章为北洋海军购买的最后一艘舰是福州造的“平远”号巡洋舰。该舰航速为10。5节，装有1门10英寸炮和2门5英寸“克鲁普”炮。
李鸿章的商船队
李鸿章除了购买军舰外，还以同样的热情发展商船队。身为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向北京运输贡米。当时，漕运仍然依赖被破坏并日益淤塞的大运河和陈旧的帆船。于是，李鸿章在1872年成立了中国的轮船招商局，该局从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购进一批轮船。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轮船招商局在同西方航运公司竞争中已相当有力量，并且颇有盈利。
轮船招商局尽管开始还很景气，但是很快在经营管理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最大的弊端在于李鸿章所依赖的传统的“官督商办”制度。这种制度在粮盐垄断集团中已沿用了数世纪之久。它的失败在于保守，因为它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再投资。结果，利润都装进了官僚和商人的腰包，而不是用来购置新船或设备，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广为流行，最终朝廷不得不对此进行干预。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很快就衰败了，西方公司的轮船在中国的内河航运业中恢复了主导地位。
北洋海军基地和兵工厂
李鸿章在开始实施其宏大的购舰计划的同时，也开始制订了旨在保障其日益发展的海军基地与兵工厂建设的计划。李鸿章的大型舰只半年一次的检修需要到上海进行，而且从德国购买的两艘铁甲舰还必须到香港或横滨去检修。最初，李鸿章通过驻柏林的李凤苞向德国专家求助。1884年，一位名叫瓦格纳的陆军中校为中国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该计划建议建设北洋海军所需要的铁路、港口设施和防御工事。
瓦格纳反对建设旅顺港，理由是这里海水太浅，出口太窄，战时舰艇不易机动。他还认为山东的威海不能作为北洋海军的主要港口，因为它没有天然屏障，水又太浅，在此地设防，需要花费巨额经费，以便在整个海湾四周大兴土木，修筑要塞。
瓦格纳最后建议在青岛建设基地。他指出青岛港口开阔，内湾既深又大，军舰在港内停泊，安全隐蔽。他制订了修筑青岛要塞的详细计划，并指出港口带来的商业方面的益处。重要的是，在1894年中日战争后青岛港租借给德国，瓦格纳的建议被德国人所采纳。
虽然瓦格纳详细地考察了北部沿海地区，但是李鸿章一心想对付俄国舰队的海上封锁，开始执行旅顺港建设计划。显然李鸿章仍坚持传统的战略观点，他倾向于把他的海军部署在渤海湾附近。他完全忽略了把北洋海军主力部署在青岛的优点，因为那样既可以迅速支援北方，又可以迅速支援南方和长江。
1892年，当李鸿章最终向朝廷建议建设青岛海军基地时，已经为时太晚。青岛基地建设刚刚开始两年就因中日战争突然停止了。
致使李鸿章决定在旅顺建港的另一个因素是他担心失去对北洋海军的控制。虽然李鸿章不得不依靠福建籍海军将领，但他仍担心北洋海军主力部署得太南，会失去对它的控制。青岛是北洋海军防区的最南端，虽然位于山东省，但太靠近南方，容易受南方势力的影响。
虽然有德国人的帮助，旅顺港的建设也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耗费资金数百万美元。整个港口的岸上设施价值白银1393500两。港口于1894年全部竣工，其中包括船坞、工厂、库房、铁路和电力照明系统。此外还有鱼雷试验站，其码头停有李鸿章的鱼雷艇艇队。
李鸿章还扩建了天津附近的塘沽船厂，修建了一个340英尺长的干船坞。到1888年该船厂已能建造小型拖船和装甲炮艇，不过它始终作为一个修船厂，主要建造辅助舟艇。此外，李鸿章还在天津建了一个兵工厂，在威海建了一个机器厂。他还在旅顺建了一个军械所和一个舰艇补给站。
北洋海军学堂
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分驾驶与管轮两科。福州船政学堂的优等毕业生严宗光任学堂的总办，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福建籍的萨镇冰任总教习。天津水师学堂还聘请了几位外国人担任教习，这一点非常重要。课程设有语文、英语、地理、数学、航海、天文、工程动力学、通信以及实习。
学生都经精心挑选，身体必须健康，年龄在14岁到17岁之间，能够阅读古文。学生多数选自天津的绅士家庭。学堂的招生告示在天津城广为散布，告示宣称海军可获取优厚的薪俸和较快的提升。从1882年到1894年天津水师学堂共培训了136名毕业生。其中有在1911年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
1886年，9名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和24名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往英法两国留学。他们在英国学习了各种课程，其中有水文学、舰炮、舰艇指挥、航海等。一位名叫陈守鹏的学生学习了海洋法。他们还在英国训练舰上参加了远航实习。
在此期间，李鸿章还创办了威海海军学校。它建于1889年，甲午战争后学校停办。到1894年止，学校共培养了46名（原文如此）毕业生。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任学校的总办。该校专门传授枪械雷炮技术。在36名学生中大部分是北洋海军1890年到南方远航训练时从广东省招收的。
1881年，李鸿章还在塘沽成立了一所分校。该校教学工作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曼尼克斯领导。曼尼克斯上校是经美国海军部长批准，暂时离职到中国办学的。他以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门罗堡炮校为榜样来办塘沽分校。学校专门传授海岸防御的最新理论。学制为30个月。课程设置有：潜艇布雷（含水雷和鱼雷）、军事工程（含三角、勘测、防御工事和侦察）、军事学术（含战争学术、战略、大战术和军事历史）、国际法与战争法、炮兵理论与实际操作、外军知识。曼尼克斯上校期望学校的学生（一年级的200名军官生）能够解答一些难度较大的试题。例如，在潜艇布雷课的最后考核中，学生必须撰写论文，其内容极广，从硝化甘油、黄色炸药、火棉、引信的制作到电流表、光度计以及各型鱼雷的使用等。
聘请外国顾问
李鸿章认识到，除了大量购买外国海军装备外，北洋海军还需要外国顾问的帮助。于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便开始聘请西方海军专家来华训练他的海军。这些专家对中国当局负责，并被授予中国的军衔。李鸿章这一作法得到了赫德的支持，赫德迫使他选用一位英国人作为他的高级海军顾问。1883年，李鸿章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担任海军教官。3年之后，皇帝封琅威理为中国海军总兵。李鸿章还雇佣了一批各类专业的外国专家帮助他建设中国海军。一位前德国骑兵军官任李鸿章的副官，一位美国海军军
官学校毕业生成了天津水师学堂的航海总教习，一位擅长驾驶拖船的苏格兰人被封为中国海军的副都统。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在中国海军中的轮机、枪炮等部门任职。
但是，李鸿章聘请外国专家的作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发现这种作法潜在着问题的一位外国人是美国的舒斐尔特海军准将。他于1880年应李鸿章邀请赴天津。李鸿章对其才能很赏识，企图聘请他训练军官，但未达到目的。舒斐尔特看到此任命中存在很多问题，他在给其友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萨坚特的信中批评了李鸿章雇佣外国人的政策。他写道：
现在中国海军军内外的外国军官中存在着的勾心斗角和妒忌情绪，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北洋舰队固有的弱点，实际上还带来了新的问题。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除了独揽海关大权之外，还企图插手中国海军事务。按照他经办的合同，中国向英国订购了军舰。这批军舰抵达中国后，天津海关的德国税务司便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现在中国海关的船上供职的英国皇家海军的3名军官现以中国海军将领和舰长的顾问的身份登上了这些军舰。中国海军还出于某种目的高薪雇佣了两名法国海军军官，从而构成了海军的三种国籍。英、德、法三国人的互相妒忌，但又都一致地鄙视中国人，企图控制中国海军。在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难看出，要建立起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是何等的因难。万事精明但对外部世界不甚了解的李鸿章总督，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些野心勃勃的外国人吹捧愚弄的对象，他们说服了李鸿章建立一支海军。
舒斐尔特对欧洲专家的评论是很中肯的，但是他没有发现中国人也同样野心勃勃。琅威理不久就遭到中国海军军官的强烈反对。他在1886年到1890年担任北洋海军总兵期间，主管军事训练，开始就成绩斐然。但由于他一贯执行纪律很严，引起许多福建籍军官的不满和怨恨。琅威理曾写道，他对于“那些愚昧而妒忌的人给我设置的种种障碍感到很恼火。”
1890年8月发生了一起事件，最终导致琅威理辞职。当时，北洋舰队正在南方进行年度远航训练。当舰队驶近香港时，中国指挥官离开旗舰去香港游览。琅威理立即升起了自己的帅旗，但是福建籍的舰长下令降下他的帅旗，升起自己的帅旗。琅威理非常生气，同这位舰长发生了争执。舰长声称，在指挥关系上他排在第二，而琅威理的官衔是非正式的。返回天津后，琅威理向李鸿章汇报了此事，但李鸿章经过一番考虑，仍支持中国舰长。不久，琅威理便辞职。
海军衙门
1885年5月，也就是在左宗棠去世3个月以前，他上奏朝廷，呼吁对过时的海军指挥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他建议立即成立一个负责管理海军事务的****机构。此后不久，朝廷下达诏令，批准建立海军衙门。
醇亲王被封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作为在1886年亲政的光绪帝的父亲，他的任命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醇亲王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对新建的海军衙门不利，因为他惧怕慈僖太后，多年来一直是她宫廷权术中的工具。
海军衙门在成立后的头几个月中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它的最初行动之一是防止各省官员盲目从国外购买海军装备。海军衙门还试图依照左宗棠的建议，实行定期的海军联合演习。1886年，南洋海军北上参加了联合演习。
南洋海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