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5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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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与毛泽东是同代人，他们是校友，但不是同班同学。1920年，肖劲光18岁时就参加了湖南长沙的革命活动。不久，他被选派去上海，进入毛泽东负责的一所俄语学校学习。到上海数月后，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大约从1923年至1924年，他在莫斯科学习。回国后，他便在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军事教导队学习。1927年国共分裂时，肖重返苏联，在那里学习三年多。
1933年，肖劲光不幸受挫，原因是他拒绝进攻占据的城市。进攻大城市是当时的一种战术，但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当时也不得志。于是，肖劲光被当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周恩来逮捕。肖被判处5年徒刑，但这一决定后来被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废除。肖劲光参加过长征，在1945年以前，他曾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军事职务。肖劲光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无疑是他在1950年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的一个因素。
肖劲光还具有其它一些优越条件。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行政首长和管理家，而且还是一位坚定的毛主义者，他忠实地执行******所推行的任何路线。肖将军所表现出的品性总是与毛泽东这位传统的、理想主义的高级领导人的品性极为相似：他是一位忠实的大陆主义者，他坚信本土的海岸防御是高于一切的。
海军设备现代化
中国海军的长期建设计划中最突出的—点是加速海军基地和造船厂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建设计划需要苏联广泛的援助和技术。到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的各主要沿海城市，都建立了中苏友好协会。
在中国北方，大连和旅顺港的综合设施是当时最先进的。在大连，扩建了各种码头以供远洋船只停泊；码头仓库和存货场也进行了扩大，足以存放几百个车皮和货物。在三个防波堤内还修建了新的锚泊地，它们可容纳40至50艘5000至10000吨级的船只。现有的那些专为大连的海军修理设施服务的干坞和双轨铁路，也得到了修复。所有旧车间的设备均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能很快地为驱逐舰规模的舰只进行修理。到1953年，大连已在生产小型炮艇。
大连和旅顺港的设备现代化无疑是1950年中苏条约生效的结果。1952年9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项不定期地延长苏联占领和管理旅顺港的新协议。
与此同时，青岛的造船厂和造船业也在发展。在那里，美国所留下的许多设备仍完好无损。到1953年，已投入使用的大型修理机器有120多件，可有效地为5000吨级的船只进行修理。
海军的真正造船中心依然在上海。一个鱼雷制造厂和海军兵工厂进行了整修。海军的主要修理设备和造船设施均在江南造船厂。1953年，江南造船厂拥有3个大型干坞和6个500吨的平台。此外，有11个车间已投入使用，其中包括金工车间、船体和加工车间、锻工车间、电工车间、焊接车间、装配车间、木工车间和锻造车间等。
到1955年末，中国计划在上海创办第一所造船学院。该院将仿效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由5个系组成，其专业包括建造、动力、电工、机械制造、经济学和造船工业体制等。该院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建有17个试验室，课程设置包括为造船工人和机械工人开设的夜校课。与此同时，中国造船协会也在北京成立了。该协会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个重要机构，它负责组织造船人员和专家进行学术和理论研究活动。该协会还开始收集、整理和分发其他国家使用的正规的海军科技书籍。
在中国南方，造船事业和海军设施的重建速度非常缓慢。在广州、黄埔和海南岛的设施基本上还保持原先陈旧落后的状况。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它迫使首先要加强海防建设。譬如，资金和人力都用来保护广州的重要铁路枢纽而不是用来改进造船厂和海军设施。珠江沿岸的旧式岸炮设施也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那里的防御工事进行了修复，并配置了苏式远程重型火炮。
海军武备
苏联于五十年代初开始向中国提供各种先进的海军武器。1951年，中国接受了苏联的第一批海军援助，即50艘P4型鱼雷艇。这些艇只组成了中国海军的主要突击兵力。两年之后，即1953年，苏联提供了一艘M级近程潜艇；1954年春，苏联又提供给中国2艘S1级潜艇，1954至1956年，苏联又给中国4艘“自豪”级驱逐舰、6腰“喀琅施塔得”级猎潜艇和2艘T－43级扫雷艇。
除给予大量的援助外，苏联还帮助中国建造新舰艇。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到1953年就能建造小型巡逻艇。从1953年到1955年，中国建造了将近100艘这样的巡逻艇。这种艇约为80－90英尺长，排水量约60吨，均采用柴油动力，艇上装有37毫米、20毫米火炮和12。7毫米机枪。1955年，中国人在上海开始执行更宏伟的造舰计划。在苏联的帮助下，上海沪东造船厂开始建造4艘“里加”级新式护航驱逐舰。此外，他们在上海还开始制定一系列的造舰计划，准备建造W级新式常规潜艇、“喀琅施塔得”级猎潜艇、T43型扫雷舰和新型的P一6鱼雷艇等。所有上述舰艇均采用苏联的设计方案。
毛泽东对新中国海军建设计划的兴趣可从1953至1958年他对舰队的多次访问中看出。1953年2月，他首次访问舰队，并登舰参观了1949年缴获的一些老式护卫舰。他在舰上逗留了将近4天，与舰员们一起谈心并观看了各种演习。在他第一次的访问结束时，他就注意到舰艇操纵的复杂性并对舰员们说：“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海军的先进经验。”
1956年，毛泽东参观了江南造船厂，当时，该造船厂所建造的中国第一艘W级潜艇正接近完工。他在这艘潜艇上听取了有关该艇作战能力的简介，并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这艘潜艇。
两年之后，毛泽东登上了一艘鱼雷艇，并目睹了海上试航。他对该艇的速度感到惊讶，他要求艇长以最大速度航行。当他上岸后，他再次赞扬了建造技术，并向建造人员指出，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培养出自己的技术人员并“掌握先进的技术，以便建造出更大型的舰只。”
技术、训练和专业化
中国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发出掌握先进技术的号召。当时，中国的一位发言人指出，“党在领导科学工作中，应该充分依靠科学家。现代科学分为各种不同的领域。只有专家才懂得某一种科学领域内的精华。当我们在科学上遇到问题时，我们必须虚心地向专家们请教。”
两年之后，中国军事科学院在叶剑英元帅的指导下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叶帅指出：新建立的军事科学院“应该充分运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把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以便加速我军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决心按照苏联的建军方针建设现代化军队的迹象之一就出现在1955年2月。当时，中国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条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军官队伍在过去20多年革命战争中所养成的那种不正规的、平均主义的和‘民主的’作风与习气”。在条例正式颁布的同时，中国宣布兵役法，它废除了一直延续到那时的志愿兵役制。
新条例和新兵役法对海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5年9月，中国军队开始给军人授衔。32名原陆军领导人被授予海军少将以上的军衔（3名上将、9名中将和20名少将）。在后来的4年里，又有9名海军将官得到晋升，其中至少有7名是经过长征的老游击战士。
新条例还包括有关军官培训的人选的重要规定，重点是强调其技术能力。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可直接授衔，而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如技术专业不过关只能授予军士军衔。军官的晋升主要是看其专业能力的高低，并受时间的限定。条例中还包括有关军官的薪金和津贴等规定。
条例还规定了士兵的级别或专业等级。土兵专业共有90多种，其中大多数需要技术训练。1956年4月，海军明确提出技术训练的重要性，当时在海军掀起了一个“掌握技术”的热潮。据报道，一年之后，海军挑选了6000多名技师，他们的专业是多方面的，从电子、工程学到武器维修和无线电操作。为此，《青岛日报》还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该报写道：“学习军事技术已在海军中蔚然成风”。
新建立的海军航空兵也毫不例外地积极投入了掌握技术的活动。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海军飞行员会议。大会宣布：航空兵的任务是加强训练、不断学习、快速掌握飞行技术，为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海军航空兵队伍而继续奋斗。
鉴于1950年中国海军中唯一受训的人员是前的起义人员，海军在设立专业的同时，又建立起海军的院校教育体系。中国毫不犹豫地起用这些起义的军官充任教员或利用这些起义土兵从来技术工作。
当时，中国海军中训练有素的人员是那些经过美、英训练的“重庆”号舰员。这些人约有300名，于1950年被送到安东，他们在那里接受严格的教育。他们阅读******著作和的《中国现代简史》。最后，他们用40天的时间述写自传和进行反省，然后接受检查。凡是通过检查的人都被派往各种海军院校和有关部门接受进一步的训练。据一名曾受过上述训练后来又叛逃的原“重庆”号上的一名水兵报告说：曾受过英国训练的福建籍舰长邓兆样可能在起义人员中是最突出的一个，“他认真学习的理论著作，考核成绩为‘A’”。这位水兵的观察力是相当敏锐的，因为邓于1977年初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这在幸存者当中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因为早在1953年邓可能仍旧按照传统的英国方式保持下午饮茶的习惯，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英国海军”。
其他一些原的海军军官在接受教育后也同样生活得很好。到1959年，有数人仍在服现役并在重要的岗位上任职。那时的邓舰长是青岛海军基地的参谋长。原迈阿密舰队司令林遵海军上校晋升为海军少将，并担任南京的一所海军院校的副院长。原“重庆”号的副舰长陈景文则在南京海校枪炮系任副主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福州海军学校未再开办。但在五十年代初期，在大连和南京创办了两所重要的海军学校。在大连的那所，最初由苏联海军直接管理，学制为4年，主要是技术课目，标准很高，学员都是从城市的优秀青年中挑选来的。苏联为该校增置了良好的教学设备和建造了高质量的教室。
南京海校的情况则大不一样。那里的设备极少，校舍也异常拥挤，因为该校第一期学员就约有3000人。这些学员大部分来自第13和第35集团军，他们缺乏海军作战的经验。该校的课程均由前军人讲授，其中包括火炮、无线电操作、信号和扫雷。学员毕业后，均分配到东海舰队的舰艇上工作。舰上的人和原人的比例为3：1，而人在舰上均担任较高的职务（在东海舰队服役的原水兵约400名）。
到1956年，中国海军已增加到至少25所不同规模和专业的院校和设施。训练内容也更加专业化。例如，1955年（原文如此——译音注），在南京创建了一所培训海军高级军官的学院，该院的学员阅读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中译本。该院的课程分高级班和初级班，初级班的学制是4年，高级班为两年半。课程设置有：外国语、航海、气象、后勤、通信、工程、战略和战术等。
大连海校的学制仍然是4年。到1956年，该校设有三个专业：水面舰艇、潜艇和航空兵。
新兵的基础训练是在各舰队所在地区内的学校里进行。学员毕业后一般分配在他们学校所在的舰队工作，这种做法与中国以往的帝王时期和共和时期的海军完全相同。训练期限为6个月，前3个月进行步兵基础训练，后3个月学习海军专业。毕业生成绩优秀者有可能被送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
从以上简介中可以看出，中国海军的确重视和强调技术训练。1959年，肖劲光将军在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充分地总结了这段时期的海军活动，肯定了苏联人的功劳。这篇文章当时刊登在苏联的一份海军杂志上，它充分证实了这段时期是中国海军诞生以来的最佳时期。文章还称赞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文章指出：
“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自己的海军。我们的海军官兵是来自陆军的优秀指战员。他们出身于工人家庭，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革命经验，海军在初创时期困难重重，因为我们缺乏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为此，我们把普通提高海军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我们在全海军开展了一个掌握技术、培养更多的专家的运动。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广大指战员掌握了海军科学，此外，党和政府输送到海军的科学家和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在海军训练和建设中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中国海军的发展与苏联兄弟般的援助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相当薄弱、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苏联政府、苏联和全体苏联人民给予我们以无私的援助。”
上述介绍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海军在训练方面的雄心大略，但是，海军院校的迅速增加使人们联想起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情景。这种教育体制就象中国以往的体制一样，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院校的教育方法各不相同，在教学活动或技术知识的传授上，各院校彼此也不协调。当时，使这些训练计划得以实施而不致垮台的唯一的内聚力是苏联海军顾问的亲临指导。
中国海军的组织
虽然中、苏海军的关系亲密无间，但这种关系对中国海军的组织体制毫无影响。中国海军的组织体制是按照毛泽东于1945年在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点时所提出的蓝图拟定的。他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成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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