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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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怎么愉快。”
“是啊，这段时期里，他们有自己担心的事，对不对？这个城市里的气氛挺特别。”代办摘下眼镜，往大皮椅背上一靠，后脑勺靠在手指交叉的双手上。他说：“华盛顿召你回去。”
“是海军部吗？”帕格脱口问。
“不，是国务院德国处。要你用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回华盛顿，民用军用飞机都行，按照最高特权待遇。准备让你在华盛顿最多住一个星期，然后回到你这儿的工作岗位。没别的指示，没书面的东西，就这样。”
二十五年来，维克多·亨利从来没有象这样没得到海军部的文件而调动过，这种文件是油印的，留在沿途各停留站的整整一厚叠命令。甚至他休假也得要海军部发出“准假”命令才行。国务院是无权管他的。但是，一个武官的地位是特别微妙的。他的思想马上转到执行这项指示上。
“要是我没有书面的东西，怎么能得到航空特权呢？”
“这点没问题。你最早什么时候能动身？”
亨利中校眼睛盯着代办，然后勉强笑了笑，代办也冲着他微微一笑。亨利说：“这次可真有点儿特别。”
“我听说你送上去一份关于纳粹德国战争准备的情报？”
“是的。”
“可能和这件事有关。总之，意思是要你拿了把牙刷就出发。”
“您是说今天？今天晚上？”
“对。”帕格站了起来。“好吧。英法两国最近消息怎么样？”
“张伯伦今晚对国会发表演说，我猜想，等不到你回来就会开战。”
“说不定已经打完啦。”
“在波兰可能是这样。”代办笑着说。但他看见亨利并不觉得好笑，倒似乎吃了一惊。
中校回来，看到柯比博士正撇着两条长腿在那儿读一份德文工业杂志，嘴里抽着烟斗。这副架势，再加上一副黑边眼镜，大为加强他的职业外表。“我得把您介绍给我们的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了，柯比博士。”他说，“真对不起，海军不能为您效劳了。我要离开此地一个星期。”
“好吧。”
“您能告诉我您要找哪些人吗？”柯比博士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打了字的纸。
“好，这个没问题，”帕格说，一面仔细地看着这张纸。
“这些人大多数我都认识，我想福莱斯特上校也会认识。好了，亨利太太为您准备了一次晚宴，星期四晚上。事实上——”亨利用手拍拍那张纸说，“魏顿博士也是客人之一。”
“您夫人不能取消这次晚宴吗？我真的不怎么参加宴会。”
“我也是。但一个德国人在餐桌上只要几杯酒下肚，就跟他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不一样了，完全成了两个人。您要知道，不再是木头人了，而是变成另一个人。所以宴会是有用的。”
柯比笑了，露出一排大黄牙，变成一副滑稽、粗俗而固执的表情。他挥动一下工业杂志。“不论您从哪方面去看，他们都不象是木头人。”
“也象也不象。我刚从国会会议回来；对希特勒这个角色来说，他们肯定都是木头人。好了，我陪您走过大厅到福莱斯特上校那儿去吧。这次晚宴可能由他和萨丽主办，咱们瞧吧。”
帕格驾车穿过寂静的柏林街道回家，一路上没怎么想被召回华盛顿的事，而是想着眼前的问题——想着罗达和怎么替她安排，拜伦失踪的事要不要跟她说。这次美国之行可能完全证明是浪费时间；去揣测其原因是愚蠢的。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说不定某个高级人物急于了解什么情况——这些情况也许根本不存在——立刻就急忙打个电报。有一回，一次舰队演习，他飞了三千英里到达正在明达瑙的“蓝色”旗舰上时，发现已经用不着他了，因为射击成绩这项目早已过了议程。罗达没在家。她回来的时候，他正系手提皮箱的皮带。
“嗳呀，怎么回事？”她兴冲冲地问。她的头发卷起了波浪。今天晚上他们被邀请去看一场歌剧。
“来，到花园里去。”
他们走到离开房子远一些的地方，他就把华盛顿的这次奇怪的召见告诉了她。
“啊，天啊。得去多久啊？”
“不到一个星期。如果飞剪型①客机照常飞行的话，十五号我就能回来了。”
①四十年代美国制造的一种客机，航行于横渡大西洋的航线。
“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一早？”
“哦，运气好，他们弄到了今天晚上八点钟去鹿特丹的飞机票。”
“今天晚上！”罗达懊恼得脸都变了样。“你是说咱们连歌剧都看不成了吗？哦，真讨厌。那么，柯比那家伙怎么办呢？晚宴还举不举行了？我怎么能款待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呢？真扫兴！”
帕格说，福莱斯特夫妇会一同来请柯比吃晚饭的。另外歌剧可能不演了。
“不演？当然要演，我在理发馆碰到了魏顿太太。他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我当然去不成了。没人陪着我是不去看歌剧的。哦，真见鬼。要是英法宣战呢？那怎么办，啊？那才真叫够劲儿呢，把我一个人困在柏林，在一场世界大战的中间！”
“罗达，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会从里斯本或哥本哈根赶回来的。别着急，我倒是希望你和柯比那家伙熟悉熟悉。军械局对他很重用呢。”
他们在小喷泉旁边的一条大理石长凳上坐着，池中肥肥的红鱼在斜阳中嬉戏。罗达环顾一下这剪得短短的草坪，然后用平静得多的声调说：“好吧。我曾经想在这儿举行鸡尾酒会。把在派琪的茶会上演奏过的那些音乐家请来。这样一定美极了，可惜你不能参加了。”
“皮尔·福莱斯特说过，世界上没有人象你这么会安排宴会。”
罗达大笑起来。“哦，算了吧。一星期很快就会过去。柏林现在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对黑黄两色的小鸟从他们眼前飞过，朝着近处的一棵树冲去，栖在树上，婉转地唱起来。“老实说，难道你真认为要打仗吗？”
“战争正在开始。”
“我知道。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会见到梅德琳了。一定要给华伦打个电话，这个淘气鬼从来不写信。拜伦在意大利的山上，我倒是比较放心。他出不了事，除非他真敢和那个犹太姑娘结婚，不过他不会的。拜伦实际上并不那么傻。”她把手放到丈夫的手里。“当然，那傻劲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对不起，亲爱的，我又发火了。你是理解我的。”
维克多·亨利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决定不再用拜伦失踪的事去扰乱她的心了。实际上，她对这件事根本无能为力，只不过会无用地烦恼；他猜想，拜伦不论处境多么困难，都能摆脱出来，这孩子一向如此。帕格当晚准时飞往鹿特丹。滕珀尔霍夫机场已经变了样。商店一片漆黑。除了汉莎航空公司外，所有的售票处都关闭了。机场上，往常频繁来往的欧洲班机不见了。短粗的德国空军截击机阴森森、黑乎乎地一排排停在那儿。但从天空望下去，柏林仍然灯火辉煌，与和平时期一样。他很高兴，罗达已经决定打扮一下去看《玫瑰骑士》①，因为魏顿太太找了一个漂亮的高个子空军上校陪伴她。
①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所作的歌剧。
第11章
飞机扫射的时候，拜伦正在路旁换轮胎。他和娜塔丽已经出了克拉科夫，正乘着这辆到处是锈的菲亚特出租汽车向华沙行驶，同行的还有班瑞尔·杰斯特罗、新婚夫妇、留胡子的小司机和他那胖得发蠢的妻子。
德国人入侵的早上，克拉科夫有几处地方着火，硝烟弥漫。但德机的第一次轰炸，并没使这座雅致的城镇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在绚丽的阳光下驱车绕来绕去，找寻出路。因此，拜伦和娜塔丽虽然匆匆忙忙，但也好好地把城中著名的教堂和城堡以及那个象威尼斯圣马克广场一样宏伟的古老广场欣赏了一番。老百姓们并不惊慌，因为德国人离这儿还有五十多英里远。街上，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熙来攘往，火车站上挤满了人。班瑞尔·杰斯特罗总算弄到了两张去华沙的车票，不管他怎么劝说，拜伦和娜塔丽都不肯拿这两张票，他只好把自己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送上了车，然后他又熟练地把他们从一个营业所带到另一个营业所，穿过一些小巷和平时不用的大门，想法子把他们平安地送走。他好象谁都认识，而且很自信地办这件事，即便这样，他还是没能把拜伦和娜塔丽送出去。空中交通已经停止。罗马尼亚边境宣布关闭。往东到俄国、往北到华沙的火车，仍然没有一定开车的时间，人们扒在火车窗口，或者吊在火车头上。再有就是走公路。
留胡子的出租汽车司机扬克尔和他妻子是班瑞尔的穷亲戚，他们哪儿都愿意去。班瑞尔设法给他弄到一个官方证件，免得汽车被征用，但是扬克尔不相信这样的证件能用多久。他妻子坚持先把车开到她家，把所有的食品、铺盖、厨房用具都打点在一起，用绳子捆在汽车顶上。班瑞尔考虑，这两个美国人最好还是先到华沙的使馆去，那儿离此地有三百公里，要比冒险冲到边境去遇上德国军队强。因此这临时凑成的一伙人就出发了：七个人挤在一辆生了锈的旧菲亚特里，车顶上床垫子啪哒啪哒地拍动，几个铜锅有节奏地叮当作响。
夜间他们停在一个镇上，那里杰斯特罗有几个熟悉的犹太人。他们饱餐一顿，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黎明时又上了路。他们前面这条狭窄的柏油路上，挤满了步行的人和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孩子、家具和呱呱乱叫的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些农民赶着驮了家当的驴子或几头哞哞叫着的母牛。行军的兵士们不时把这辆汽车逼到路边。一队骑兵开过，他们都骑着高大的花斑马。风尘仆仆的骑士们一边行进，一边聊天；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的汉子，钢盔和马刀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他们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一边用手捻着胡子，以那种好脾气的轻蔑目光瞟着散乱的难民。一连步兵唱着歌走了过去。尽管爬上了头顶的太阳火辣辣的，但是这么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成熟的玉米的芳香，使得这些赶路的人感到挺舒服。在这条穿过黄橙橙庄稼地的又长又黑的大路上还看不到什么战斗部队的时候，一架孤零零的飞机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沿着这条大路低飞，发出了哒哒、哒哒的猛烈响声。这架飞机飞得很低，拜伦都能看清上面的号码、黑十字、A字和固定的粗笨的轮子。子弹打到人身上、马身上和车上的家具什物及孩子们的身上。拜伦觉得一只耳朵热辣辣地刺痛，不知不觉地晃了几晃，就摔倒在地上。
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睁开眼睛，坐起来。衣服上的血吓了他一跳——都是大滴鲜红的血迹；他觉得有种热乎乎的东西滴到脸上。娜塔丽正跪在他身旁，用一块湿透的红手绢擦他的头，他记起了飞机的事。路对面，那个哭着的小姑娘抱着一个男人的腿，眼睛盯着一个躺在路上的女人。她一边抽抽噎噎地哭，一边反复地喊着几句波兰话。那个男人是个淡色头发的波兰人，赤着一双脚，衣衫褴褛，他用手抚摩着孩子的头。
“那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什么？”
“不要紧吧，拜伦？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晕。那个女孩儿在说什么？”
娜塔丽看起来有点怪，她的鼻子好象又细又长，头发蓬乱，脸色发青而且满是灰尘，唇膏已经蹭掉了，额头上还沾着拜伦的一点儿血。“我不知道，她发疯了。”
班瑞尔站在娜塔丽身旁，捋着胡子。他用法文说：“她不停地说，‘妈妈多么难看。’”
拜伦站起身来，一只手撑着汽车发热的挡泥板，两个膝头使不上一点劲儿。他说：“我觉得没事儿了。伤口怎么样？”
娜塔丽说：“我说不好，你的头发太厚了，可是流了不少血。最好把你送到医院去，缝几针。”
司机也急忙把刚换的轮子上的螺钉拧紧，冲着拜伦笑了笑，汗珠从他苍白的鼻子和额头上滚到胡子上。他妻子和那对新婚夫妇站在汽车的影子里，神色惊慌，眼睛望着天空、大路和那哭叫的小姑娘。一路上，许多受伤的马抬起后腿跳着、嘶叫着，翻倒的大车上摔出来的家禽被大嚷大叫的孩子们追得慌慌张张地乱跑。人们弯着身子照护受伤的人或是把他们抬到车上，激动地用波兰语呼喊着。晴朗的天空中，灼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
拜伦摇摇晃晃地向那个哭叫的小女孩走去，娜塔丽和杰斯特罗跟在后面。孩子的母亲仰面躺在地上，一颗子弹正打中她的脸，她那双一动不动的眼睛倒丝毫没受伤，所以这个鲜红的大窟窿看起来就格外吓人。班瑞尔和那位父亲交谈，这个男人的面孔憨厚而柔和，长了一把浓密的黄胡子。他耸耸肩膀，把小女儿搂得紧紧的。扬克尔的妻子走过来，拿给孩子一个红苹果，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她接过苹果就啃起来。那个男人在死去的妻子身边坐下，盘起那双赤裸着的脏脚，开始喃喃自语，在身上画着十字，一双鞋还挂在他的脖子上。拜伦头晕得厉害，娜塔丽扶他上了汽车。他们继续前进。杰斯特罗说，三英里远的地方有个不小的城镇，到那儿后他们可以把路上有人受伤的事告诉当局。新娘子脱掉了结婚礼服之后，就成了一个戴着深度眼镜、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哭起来，推开那个面无血色的丈夫，把脸埋到司机妻子的怀里，整整哭了一路，直哭到城里。
这座城镇没遭到破坏，教堂旁边那座用红砖建造的医院安静并且荫凉。听完杰斯特罗的叙述之后，几个护士和修女就坐上一辆卡车出发了。拜伦被带进一个粉刷得很白的房间，屋里满是外科设备和嗡嗡叫的苍蝇。一个穿白外套和带补丁帆布裤子的胖医生给他缝合了头上的伤口，剃掉他伤口周围的头发比挨这几针还难受。他出来的时候，劝娜塔丽也去把膝盖包扎一下，因为她又瘸了。
“哦，去他的吧，”娜塔丽说，“走吧，扬克尔说咱们今晚还能赶到华沙，到那儿我再包扎。”
因为医生给他吃了一匙止痛药，再加上疲倦和惊吓，拜伦打起盹来。他醒过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在红砖建造的车站附近一个宽阔的鹅卵石广场上，两个手持来福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