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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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军后是个好战士，很快入了党，在有名的齐会战斗中，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纪念他，我带着吃奶的孩子，奔赴内线工作，找到父亲，重回省城，移居郊区，内线联络，这样做我认为是服从了党的需要，继承了爱人的遗志，我没想过旁的，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梁队长是好同志，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最希望同我接近，无论是路东路西，总愿意看到有我这么个人。凡有我在场，他和他的队员就工作更加热情，作战更加勇敢，生活更加愉快，我为什么不满足他的希望呢？我反对淫荡下流的女人，也反对躲躲闪闪见了男的就红脸的女人，宁愿象尤三姐痛快地死去，也不愿作尤二姐忍辱地活着。有些人并不了解我，甚至有人骂我，尽他们笑骂吧，新衣服溅上个油点能洗下去，白藕长在淤泥里染不上脏。党对于它派赴内线工作的同志，什么都了解，什么都考虑过的。妹妹，我求你，别把我的不幸消息告诉爸爸。爸爸一生够苦的啦，幼年丧父，中年丧妻，为拉扯两个女儿，累折了他的筋骨。他老人家忠厚老实，受过我这不孝女儿百般的辖制。我们长大了，都作的是他非常害怕但又没法拒绝的事。上次我见他老人家身体很坏，他在世界上还活多久呢，请你们把嘴封牢一点，不要再拿我的不幸消息折磨他了！
妹妹！对你，我说什么呢？你年轻、诚实聪明又有文化，直接跟着领导同志工作，进步一定很快。不过我觉得你在爱情这本字典上，还有不少生字。依我看，爱情不是花晨月夕下的甜言，也不是软绵绵的眼泪，更不是金钱物质的收买品。我主张：要找个志气刚强的汉子，别要那蝎蝎螫螫男身故作女态的人；选老婆也不要弱柳扶风，眼泪洗脸的“林黛玉”，要他有几分“丈夫”气。我总嫌你懦弱，认为你身旁那个后生，利用你的脆弱温情，笼络你又想控制你，我早看出你想摆脱他，要摆脱，得拿出点毅力和勇气来，世界上无论作什么事，没点毅力，没点勇气，没点冒险精神是做不成的。愿你在爱情以及一切问题上，再干脆点！再坚强些！
现在说说我最后的一件心事吧！我的小离儿才五岁，她是我心尖子上的一块肉。她父亲家里没一个亲人，又不能跟着外祖父，你也没有精力养活她，我才是个半脱离生产的干部，不能给公家添麻烦。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拿她送交梁队长，估计他会同意，因为他对我好并喜爱这个孩子；如果他有不能克服的困难，那就把她送给缺儿缺女的爹娘。不管送给谁，要求组织上给她点荣誉，给她挂上个革命烈士子女的头衔，这点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最关心的。我没给孩子留下产业，要留这点荣誉，等将来小离儿长大读书的时候（我想到那时候省城就解放啦），叫她向同学们讲说讲说，她是什么样爹娘留下的女儿，让同学们知道：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多大的灾难，他们杀戮过多少无辜的父母，遗留下多少寡妇孤儿！让同学们知道和平是多么可贵，知道他们在充满阳光的幸福生活下学习，是先辈人怎样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小离儿要读书，最好送到新水闸小学，这有它的特殊原因。过去，我是在这个学校读高小的，那时候东三省叫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们校里来了个插班生，她父亲在沈阳北大营作小生意，九一八事变时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她跟着妈妈逃进关来。在“满洲国”当“顺民”时，她从来不敢大声讲话，这次回来，火车一开进山海关，她大声说：“妈妈！我告诉你一句话，现在我是中国人啦！”中国的儿童都有爱国热忱，坚持不抵抗主义的是国民党的一撮败类。
日本鬼子占领后的新水闸高小也大变啦。我每次到都市来，差不离总要围着母校门口转两个圈子，每当我看到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无表情的朝着红膏药旗敬礼，或是隔墙听见孩子们象哭一样地念“阿依吾叶殴”的时候，就觉得比刀子割我的心头肉还难受。我希望，我想也一定，小离儿再到新水闸念书的时候，中国就是人民的中国了，正象我们过年贴春联写的“普天同庆，大地回春”一样。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自由地歌唱，可以有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自己最理想的工作。那时候呵！嚼着苦瓜也是甜丝丝的呀！……
妹妹：你同意我谈的这些问题吗？你怀疑我有这样的闲情逸趣吗？你认为这不是我的真情流露吗？你认为这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说老实话，现实生活我是很痛苦的。我把唯一的幸福寄托在理想和希望中了。别阻拦，别责怪，让我愿说就说愿想就想吧。让我以一个囚在敌人监狱中的年轻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同我女儿一起的高小学生，不够，应是省城所有的高小学生，还不够，让我向新中国所有的青年人表达我的心愿吧！青年人哟！我向你们祝福。祝你们热爱自由，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吧！这些都不是容易得到的哟！你们也许还不大懂得这些东西多宝贵。我开始懂的也不多，到了敌人监狱里失掉生活自由的时候，才更知道它们的宝贵了。我虽然是做了母亲的人，可我还不过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哟！我多么想自由，多么想活下去，至少希望活到城市解放，能看到你们欢蹦乱跳的那一天。现在看来，这都成了奢想。……
敌人也想让我活下去，还答应叫我在物质生活上活好一点，只要从我身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想活，我知道“死”并不是个愉快的名词，它的含意里有痛苦。但我不能避开它而丢掉我最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说作为一个党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不能失掉的。这样，我的未来就可知了。青年学生们，同时代的青年们，未来的青年们，让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为你们的光明前途祝福吧。……
今天，这位房东姑娘还叫我写。她再一次保证，一定把信送到你们手里。我真感激她。经过一周的观察考验，我认为这个姑娘可靠，请组织信赖她。
我还说什么呢？在旧时代，人们常说“红颜薄命”，我既非红颜，也不信命，我就知道相信党。我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生命中的每一片断，哪怕是一分钟，都愿为党做点工作，可惜，我现在能作的事情并不多了。我被约定明天给特务头子多田单独会面，这是个不平常的会面，一个是敌伪方面权威人物，一个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对我有企图，我对他有打算。不知这样作是否妥当？也不知道能不能作成，但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想作的一件事了。……
银环看了看信上日期，是三天以前写的，就是说金环在三天以前还没发生问题，现在她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她最后作了什么事，成功还是失败了？真急死人。银环拿起那个信封抖了抖，没发现什么，迎灯一照，发现信封底处，还有另一张折成方形的信笺，伸手掏出来看，信纸同金环用的一样，字体大不相同，潦草地写着：
地下工作负责同志们：
我要替不知名的大姐，续完她的遗书。
关于我本人不用介绍了。大姐说，在政治上她给我负责任，我的姓名和住址暂时最好不写，万一丢了，我们母女性命就难保啦。何况，不论在多么紧急的情况下，只要见到你们的面，我总会告诉你们的。现在让我说说大姐的事：大姐在第四天就不再写了，她从多田处谈话回来，精神有些变化，说她头皮发痒，向我借头簪，我把母亲的给了她，她不满意；按照她的要求，我从街上给她买了一只骨头簪子，又硬又尖，她高高兴兴地抿藏在头发里。第六天早晨，便衣特务带她出去，临出门的时候，大姐偷偷对我说：“你注意打听着点，今天也许出件叫人高兴的新闻。”当天他们谁也没回来，第二天，特务们来取铺盖，说任务结束了，要回机关去。我要求他们告诉大姐的下落。他们是这样谈的：多田和大姐个别谈话以后，对她抱了不正当的企图，先是要她提供地下工作组织情况，以后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她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先是她不肯，后来不知为什么，她又答应了。多田说要她变变生活方式，为她准备了高等服装名贵首饰，要她洗澡烫发换装，去赴筵席。多田准备在筵席上宣布她归顺“皇军”，然后派她去新民会工作，他个人的企图还安排在下一步。这一切，都遭到她的拒绝。她声言一不赴筵，二不任职，要找个方便地方，先同多田顾问谈谈，只要谈通了条件，顾问所要求的她都乐于应承。多田同意了，交谈地点是在靠北城的红楼里——国民党逃跑省长的别墅。多田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多年的老牌特务，处事对人颇有经验，他接待她是作了成败两种准备的。
她去红楼见他的时候，经过周身检查，才被允许进去的。特务说：“姑娘虽是好样的，还是欠沉着，她动手太早啦，又没有应手的武器。也许日本人命不该绝，要是从咽喉上再刺正一点，多田就省得回北京住医院啦。”另一个特务夸奖多田，说他受重伤后，还能掏出左轮朝女犯人连发五枪。……
银环读到连发五枪，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浑身颤抖，眼睛瞪直，象是要找个支撑身体的依靠，看到饱含晶莹眼泪的小燕儿，便扑向前去，两人拥抱住放声痛哭。韩燕来嘴唇咬紧，眼睛瞪圆，死盯住墙角，仿佛一错眼珠，那里就有什么东西要跑掉。杨晓冬猛然挥手，撩开身上的薄棉被，三歪两晃抢步到灯前，双手分开捺住两个桌角，不知是因为体弱需要支撑，还是他以往在工作中习惯了这种姿势，这姿势颇象站在扩音器前对千百看不见的群众讲话一样：
“金环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革命的好同志。她把生命中最后的时刻都用来打击敌人。她的女儿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共产党的下一代，用不着担心，我们再困难也要教养她，遗弃革命子女是犯罪的。她的遗书遗物；一定保存好，几时城池解放了，这些东西都陈列到烈士馆去。”
说着他双手离开桌子，皱紧浓黑的眼眉，睁着红肿得怕人的眼睛，寻找同屋的伙伴。银环同小燕儿担心他要晕倒，赶过来试着搀扶他，他挥手拒绝，吮了吮焦干的嘴唇，粗声粗气地说：“象金环这样的同志，她要求我们的，绝不是悲伤和眼泪。她要的是霹雷和火剑，我们要用霹雷和火剑去消灭敌人。银环，你要更有勇气、更坚强些，打开对关敬陶夫妇的争取工作，在这一点上，烈士已经为我们奠定了争取工作的基础。必要时节，我直接同姓关的会面。燕来既已打入敌人内部，要很好联系咱们释放的那几个人，大力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设法把张小山安插进去，暂时由他负责对路西的联络。我们无所畏惧，我们绝不退却！敌人！你示什么威？你连放五枪自豪吗？你见我们的同志流血高兴吗？告诉你，我们有的是力量，你等着！有朝一日，我们要狠狠揍你们！”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抡动右拳，猛击桌面。桌缝里冒起一缕灰尘；金环那封血泪信笺，象白蝴蝶般的从桌面飞起。
四
几天来，银环坐不安，睡不稳，吃东西咽不下，她脑子里始终萦绕着姐姐的影子。姐姐留下的那封信，她反复读过很多遍，越读越感到亲切，亲切到能听出她喝斥敌人的声音，能看到她拚刺敌人的动作。几次做梦，梦见她帮助姐姐从敌人囚笼里冲出来了，醒来之后，觉得世界上缺少姐姐，仿佛丢了不可缺少的依靠。心里空空落落的，姐姐平素对她的斥责，现在感到是抚慰；姐姐对她的希望，现在感到是责任。她怨恨自己懦弱无能，感到自己为党工作的太少，为了纪念她，下定决心积极工作，弥补姐姐牺牲的损失。这样，她本着领导的指示，在一天的上午十点钟，大胆无忌地进了关敬陶的家。由于她的满腔热情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她给那位团长夫人整整讲了两个钟头。从对方的反映中，她感到她的力气没有白费，陶小桃表示她的丈夫很快就要出来，可以把意见转达给他，还跟她建立友情，订了下次会晤的时间。这事情填补了银环一点空虚，减轻了一点伤痛，回到小叶家东院正是午后一点，躺在床上她第一次稳稳地睡了一觉。
现在银环睡醒了，当镜理了理头发，搬条板凳坐在叶宅小东院台阶下，时间接近黄昏，阳光已不刺眼，她盯着窗前的向日葵出神。向日葵开着冰盘大的黄花，矫健地挺立着。紫红色的牵牛花偷偷地张开了喇叭嘴，小雏鸡整天跑叫的疲乏了，躲在葵花叶下闭着眼睛憩息，小独院的一切都处在宁静状态中。忽然听到室内的钟声，她想小叶下班还有一点多钟，吃晚饭还早哩。她想利用这点时间，骑上车子去找替姐姐送信的姑娘，如果找到这个人，好好对她进行教育，争取她给我们多作些工作。
关于那位不知名姓的送信姑娘，她估计很可能是韩燕来打救的那一位，因此还得去问韩燕来，于是，她骑车直奔西下洼。
快到小燕家门口，她忽然想起杨同志跟她规定过见面的时间地点，不应该随意碰头；再说，这样冒然去找，他们也未必在，燕来不是在伪治安军里补了名字吗？她这样想时，欲待推车回转，恰碰见一辆三轮蹬过来，蹬三轮的正是韩燕来。银环很奇怪，问他干什么去，韩燕来下了车当时没答话，同到大门跟前开了锁，两人把车推进了院子。
韩燕来说：“新搬的房子缺一扇门，我想把西屋的门拆走。”
银环说：“你补上名字了，还能随便出来吗？”
“我才去，还没发军装，再说，我有个盟弟当司务长，还不是自由兵么！怎么，你这遭儿来有事吧？”
“我想再问问你，咱那天说的那个姑娘，到底住哪里？”
“我当时没留心，总起来说是北城，大概在奎星阁以北，门牌号码都被我忘光了，仿佛迎门墙上贴着什么日本商标似的。”银环把燕来讲的和送信姑娘说的联起来一想，觉得这个地方定是北河沿一带，她感到找这位姑娘有些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