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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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琴凤经事较多，一见这首饰箱，立即明白了蒋介石的隐衷。他当遣人送还了首饰箱，并附上川资400元，送给蒋介石，作为他赴日留学的费用，并书嘱蒋介石要安心读书，溪口家里的一切有孙家舅父代为照拂，无须挂念云云。蒋介石得孙家舅父赞襄，得以顺利东赴日本求学，对于孙家舅父的大恩大德，蒋介石始终不忘，何况蒋父肃庵公临终前曾再三叮嘱蒋母王采工“把孙家当自己的娘家走动”，因此，蒋介石发迹后，对待孙氏舅父母胜过葛竹亲娘舅。每次回乡，必先到肖王庙镇探望。蒋经国受父亲影响，对孙氏舅婆也很尊敬。蒋经国每一回乡，必到肖王庙探望其孙氏舅婆蒋妙缘，谈笑相聚，十分亲热。蒋氏父子离开大陆时，蒋妙缘已届八旬高龄，由于不愿漂泊异乡，故仍留在老家。
1963年，原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江日章从外地回到家乡肖王庙镇扩湾村。江日章的母亲和孙琴凤是堂兄妹，故汪亦呼蒋妙缘为舅母。他回到家乡不久，即登门探望。这时蒋妙缘的丈夫早已故去，女儿出嫁，膝下寂寞，晚景凄凉。1965年，汪日章经过再三考虑，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蒋妙缘过去与蒋介石的关系和目前的处境，要求给予关心和照顾。时隔不久，有关部门即派人来奉化，把蒋妙缘接到上海。蒋妙缘当时虽已96岁高龄，但身体尚佳，思维清晰，回忆往事，如数家珍，行前清楚地讲述了他的外甥蒋介石和外甥媳妇毛福梅闹家庭纠葛的情景。在做好准备之后，蒋妙缘由她的女婿王仁和陪同，转由香港赴台湾。蒋介石获悉蒋妙缘行踪，特派蒋经国专程到香港来陪，蒋介石自己则在台湾亲自迎接，优礼有加。这件事，在当时两岸隔绝的情况下属于绝对的秘密。蒋介石晚年的反共立场无稍更改，但对大陆将蒋妙缘送来台湾的义举能够欣然接受，足见其对孙家舅父及其亲眷的感情之深。
江日章为什么敢于在60年代中期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蒋介石舅母境况呢？江日章曾解释说：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会谈时，我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与周恩来相识，知其为人大度，不计私人恩怨；二是那时报纸上已偶尔可以看到中共呼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向蒋介石伸出了谈判之手。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告：“我们愿意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同年7月，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号召。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记者提出的问题回答：“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争取蒋介石。”“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今天重温礼送蒋介石舅母赴台这个历史事实，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政策的发展过程。
蒋介石川资落实，立即辞别了母亲和妻子，先奔赴天津，与同时被陆军部保送的几位同学汇合一处，乘日本轮船抵达东京，进入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
早在两年前，蒋介石首次留学日本时，即认识了日后被他尊为“义兄”、对蒋介石参加革命有引荐提携之恩的陈英士（其美）。陈英士到日本留学的时间比蒋首次赴日还早一年，当时他在日本警监学校就读。恰好，蒋介石的同乡兼师友周淡游当时也进入警监学校学习，于是，蒋介石在周淡游的介绍引荐下，与陈英士结识。陈英士对蒋介石是“一见如故，即与订交，介绍人同盟会。”陈英士不仅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而且，蒋介石1910年得以见到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也是由陈英士介绍引荐的。这次赴日，蒋与陈重逢，自是十分亲热。也就在这次重逢之后不久，在陈英士的介绍下，蒋介石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日本振武学校系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办的，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当时派遣去的日本学习陆军之学生，曾人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人士官学校。”蒋介石入校，已算是该校第十一期学生了。
这一时期，蒋介石放弃了他自己改过、用了几年的名字志清，又一次改名为“中正”，字“介石”。
当时的日本振武学校，校规极严，对学生的饮食起居、作息时间均有严格的限制。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逢星期日，蒋介石都一定参加江浙籍同盟会会员的秘密聚会活动。大家聚在一起，痛斥清政府的腐败黑暗，畅谈“驱逐鞑虏”的革命理想。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浙江同盟会会员苏曼殊、张恭、章梓等人结识。
在同盟会员们的影响下，蒋介石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形成，这一时期他最爱读的书是邹容的《革命军》，并经常带在身边，随时捧阅，从而坚定了民族主义和反清思想。据毛思诚回忆说：蒋介石人振武学校后，有一个时期每天早晚必诵《革命军》，甚至睡觉时还将书抱在怀中，不忍释手，做梦时也似乎在和邹容对话，其痴迷人境之态，一时传为佳话。
在革命志士的熏陶影响下，20岁的蒋介石，思想感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强烈地想让自己的亲友们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蒋介石”，而不再是从前那个“蒋志清”了。于是，他穿上军装，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拍了一张照片，分寄给国内的亲友们。在给表兄单维则的那张照片背面，蒋介石还豪情满怀地题写了一首小诗，借以抒发胸臆：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固然反映了当时的蒋介石强烈的民族意识，反映了他当时“一心为国，不欲为官”的志向。但从蒋介石日后的情况来分析，这“东来志岂在封侯”却是大有讲究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确是“志不在封侯”，而是成了“王”，成了一个大独裁者，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枭雄！
1909年11月25日，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旋即到驻扎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师团长为长冈外史）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飞松宽吾）人伍。人伍时的花名册上这么写的，“学名：蒋志清。籍贯：浙江。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
入伍之初，蒋介石当的是二等兵，以后升为“士官候补生”。
高田是个小村镇，隶属新渴县，靠近北海道。入冬以后，这里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时积雪厚达丈余。蒋介石生长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很少见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为了尽快适应这种高寒多雪的气候环境，蒋介石每天早晨5点以前起床，自己拿着洗脸盆到井边取水洗脸。适应了一个时期之后，他又用雪擦身或洗冷水澡，渐渐地，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了。许多年后，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蒋介石后来当政时，也大力提倡用冷水洗脸，认为这是健身之道。
在联队的野炮兵队里，蒋介石每天的任务只是照料军马。为此，他每天早晨洗过脸之后就去擦洗军马，在马厩里把军马的全身擦洗干净之后，再牵到厩外饮水和喂食。每天把马喂好后，蒋介石才能返回营房吃早饭。傍晚，再到马厩里擦一回马，返回营房后先刮靴，然后吃晚饭。这种工作，听起来也算是军事科目，实际上类似苦役，但蒋介石不以为怨，仍能做到“咬定牙根，事事争先，不自感觉其苦。”
做这种工作，每天的体力消耗极大，可是联队里的伙食却并不好。据蒋介石后来回忆，日本军队当时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周还必须要吃几次麦饭。佐餐之物经常是三片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每人的定量都一样，不分饭量大小。蒋介石刚开始时吃不饱，以后慢慢习惯了，身体也适应了这种饭量，人也不怎么觉得饥饿了。这种定量进餐、菜式单调的军队生活，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但蒋介石却觉得定量进餐有利于身体健康，并说日军官兵的身体素质很好，因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爱生病，是因为每餐吃得过饱的缘故。后来他还经常以此教育中国军队的官兵，告诫他们不要过量进餐，吃得太饱，认为只要吃够就可以了。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曾涉猎了不少军事典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在高田的一年时间内，蒋介石体会最深的，首先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在日本军队内，班长已是职业军人，不退伍，因此军历较深。也是因为认识到班长的重要性，所以日本军队对班长一级的训练和业务都是严格保密，从来不教外国学生。
其次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要形成一个综合性结构。在日本的军队里，如剃头、看护、修理机械等，均由军队内部人员自行解决。军队的士兵多数要学习一种军务以外的技艺，以便于退伍后能够找到谋生的职业，不致因为当兵而失业。
第三个体会是：军队的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蒋介石认为对士兵进行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十分必要。蒋介石亲眼所见，日本士兵都信仰天皇，忠于自己的祖国，同时也有历史。地理知识的教育。他认为，这是日本士兵作战勇敢的根本原因。
日本军营对军风、军纪及军营卫生的严格要求，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军营里，寝室、讲堂均要求室内四角和门背面必须整洁干净；甚至连痰盂也有明文规定，除要求内外整洁之外，盂内的存水量也有标准，即不得超过总容量的三分之一。军队内负责查卫生的长官带着白手套，一进屋门就伸手往门横木和角落里摸。对此，蒋介石印象殊深。正因为印象深，受其影响，蒋介石当政时，最喜欢戴白手套，每到一处，都要四处摸一摸，检查干净与否。
蒋介石惟一认为不可取的，是日本军队内长官打骂士兵的残暴和野蛮。他曾说：“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待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打仗吗？我们中国军队更应严禁官长打骂虐待士兵，遇事必须耐心教育劝导，使他们受到感化。”而实际上蒋介石也深受日本军队的这种影响，他性情急躁，好发脾气，稍不称心，不是骂人就是打人，而且蒋介石打起人来，一拳一脚，非常熟练。他当政以后，曾经随侍左右的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就经常挨骂挨打。按照蒋介石的军规，长官打时，下级只准挺胸硬挨，不准闪避。这种“军规”，不知是根据蒋介石的哪一条“训示”制订出来的。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军队里宫长打骂士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和军营生活体验，对蒋介石的一生影响较大，既成为他日后教育部下的资本，也是他蒙受孙中山器重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正是因为赴日留学，才结识了陈英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一个只是股陇地仇视清政府的普通青年，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革命党人，成为了一个立志“光我神州完我责”的斗士。
4．敢死队长和他的革命引路人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英士）的关系是非常深的。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赫赫声威是举世闻名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则很可能“四大家庭”中的“陈”会易姓而居，或者干脆是“四大家庭”变成“三大家族”。因为陈立大和陈果夫这兄弟二人，是陈其美的胞兄陈其业的儿子。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大权之后，看在“义兄”陈其美的面上，着力扶持陈氏兄弟，才使陈家的两个侄辈兄弟迅速崛起，脐身于“四大家庭”之列。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关系绝非泛泛，而是“生死之交”。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北部归化（今湖州市）人。与蒋介石算是“大同乡”。他们两人相识于日本东京，在辛亥革命时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子兄弟。曾立誓“生死与共，安危同仗。”陈其美生于1878年，比蒋介石大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陈其美的身世家境也与蒋介石有相似之处。
陈家祖上曾是地方大户，十分富有。但到了陈其美的曾祖那一代，家道始衰，逐渐中落了。到了陈其美的父亲陈延信这一辈时，因为科考连连不第，遂弃文经商。
陈其美幼时聪敏好学，读了几年私塾。15岁时，父亲陈延伤病故，家境一落千丈。陈其美为了生计，只好到一家典当铺做学徒。1902年春，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归来，向陈其美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间由贫弱变为富强的情形。当时，已在当铺干了11年的陈其美立即感到自己“见闻于隘”。一向胸有大志无缘伸展抱负的陈其美决心只身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去长长见识。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反清活动的中心，各种新潮思想广为传播，民智开化的程度远非地处浙北的归化可比。陈其美当年已经26岁，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奋发学习，广交朋友，先后结识了于右任、蔡元培、张静江等反清志士，由此吸收了更多的革命思想。时日渐久，陈其美感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对自己栖身于一个小小的丝栈的处境极感不满。于是，在胞弟陈其采的资助下，陈其美于1906年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陈其美到东京后，先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培养新型警官而委托日本政府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