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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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
是的，剧本的生命在于发表和上演，否则等于废纸一迭。《南冠草》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一园”演出，洪深导演，马彦祥饰夏完淳，周伯勋饰洪承畴。演出时，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这次，沫若照样站在条幕旁，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悲欢。戏已演到尾声，剧中人杜九皋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端哥（夏完淳）的精神感召着我们，端哥的精神不灭！中国的锦绣山河是一定要光复的！”沫若回过头来瞥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从他们默然深思的神情测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战场上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用诗记下了自己融和着血泪的现实感受：
金风增肃杀，君子化蓐收。
欲显神奸佞，来从地狱游。
现身存月旦，刻意铸春秋。
识得洪亨九，呼诛即报酬。①
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后》
三十九
沫若是把创作历史剧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交错进行，相辅相成。有时是为了写历史剧而去研究历史，待到搞清了史实、发掘出时代精神，就去写历史剧；有时是在研究某个历史专题的过程中，被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所感动，诱发了他创作历史剧的兴趣。这样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就以屈原来说，沫若先后不知作过多少研究，成果除剧本《屈原》和专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剑集》、《今昔集》、《羽书集》等文集中还收有十余篇论文。他还常常应邀作关于屈原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冬，曾两次往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题为《屈原考》的讲演，从驳斥胡适散布屈原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谈起，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论述，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精心杰构，不是虚无缥渺的《仙真人诗》”。有人当场作了速记，漏夜整理寄给沫若，沫若加以订正后即将原稿退还记录者，并附信说：“你记得很完全，很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应当由你处理。”①
①见余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团结报》。
研究历史并非随心所欲，沫若认为这是弘扬新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团结学术界人士。国民党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作“花瓶”空摆着，沫若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员们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好好充实自己。不同内容的学术讲演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沫若带头主讲，从人体血型、甲骨文到中国通史，一连讲了许多次。
大官府七号楼下的会客厅里挂上了黑板，沫若在这里开讲甲骨文字学。他一边象画图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划，一边作着详细的生动的解释，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三千年前，看我们的祖先在怎样卜吉凶、记狩猎、祭祖宗。他连续讲了三天，把三百多个甲骨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肯下三个月功夫，我保证你们全都弄懂弄通。”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图书资料极少，连市立图书馆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人们想见识见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沫若毫不犹豫地亲自从家中抱来供大家阅读。后来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需要参考这几部著作，沫若也无私地借给他了。
接着，沫若又请了邓初民来讲政治经济学，请了侯外庐来讲哲学，请了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人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大家听了几位历史学家的报告后，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相牴牾之处，有的与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便问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邀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沫若回答道：“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①这样做，也促使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庆《学习生活》月刊上发表的《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隶社会。
①钱运铎：《永恒的怀念》，《武汉文艺》1979年第4期。
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者，沫若从来不抱成见。他主张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侯外庐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见解不一，尤其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歧见更多，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开提出同他商榷。沫若随即也发表了《屈原思想》作答，丝毫不计较侯外庐的冲撞。特别是，关于儒家和墨家的评价，他与杜国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尊儒反墨，一个则崇墨反儒，两人互相辩难，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国庠常批评沫若“袒护了儒家”，沫若总喜欢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①
①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在学术领域内，沫若十分注意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力争上游。复旦大学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教授鲁实先（1914—1980），著书评述日本泷川龟太郎博士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无可辩驳地指出其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把这本“在彼邦诩为空前著作”的洋书透彻地“驳议”了一番，大长了中国学者的志气。沫若收到了鲁实先赠送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后，即回赠《满江红》词一阕，抒发了内心无限的喜悦和欣慰，正是：“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他多么希望众多的“奇才异质”能迎着抗战的风暴脱颖而出。短短一首词似乎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激动之情，他又作长达四十句的排律一首，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其中有句云：
方今国步遭播迁，天南天北弥硝烟。
健儿流血数百万，坫坛零落绝椠铅。
何期得此金玉编，枢纽辟阖如玑璇。
…………
尤望继兹次第传，庶几有史以来国步全。①
①《汐集·气朔篇》
煌煌华夏屹立于东方，有为的青年学者突破滚滚狼烟，将继续为国争光，诗中满怀着沫若的期望。
天官府四号常有青年登门求教，徐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沫若表示，在这战乱的年代，生活动荡而穷困，既无当学者的心情，也无这种物质条件，只是觉得在中国搞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沫若对他这种想法非常赞许，每次都热情指教，有问必答，还常常通过书信帮他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关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历史，沫若就曾走笔飞札给予指点，说明“殷周都是青铜器时代。中国的铁器使用萌芽于春秋，秦汉以后始盛行”，“甲骨文字的刻镂有人用青铜小刀试过，可能刻出，不必一定要铁刀才行”。①信中述及自己从事古史研究的最新收获，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徐敏。只要对青年的成长确有帮助，他是不惜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的。
①见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如果说沫若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学习历史，指导社会青年叩开史学堡垒的大门是为了练兵，那么需要向敌人出击的时候，他也会以笔作刀枪亲自上阵的，而且在特殊战场上更加讲究战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当局开门揖盗，“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噪甚嚣尘上。为了转移广大青少年的视线，向他们灌输不问政治的奴隶主义，大人先生们便居心叵测地提倡中、小学生读经。本来祖先们流传下来的《大学》、《中庸》、《论语》之类的经书并非不可读，问题在于不能以此消磨年轻一代的大是大非观念和斗争意志。沫若巧妙地接过“读经”的口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堂而皇之地撰写《论读经》的文章，表明“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但是“我为尊重读经起见，并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读，特别是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这一闷棍，打得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口难辩。
令人“啼笑皆是”的是，抗战以来一直远居海外的林语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国之际居然一面骂鲁迅、骂“左派”，一面也在鼓动青年读《易经》，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所必读的典籍。沫若抓住他演讲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论，揭露他“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①。
①《沸羹集·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来，无论是历史研究抑或文艺创作，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为了“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关”论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困”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一九四二年底，周恩来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把用嘉乐纸印成的《讲话》发给一些有关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①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文艺界的重要斗争方法，来对待他所认为的文坛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以致沈从文、施蛰存等人一时成了他的靶子。
①参见阳翰笙：《〈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为了坚持有效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版阵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皖南事变”以后，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越来越困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击。党组织为了解决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以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决定帮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儿郭宗益（培谦）创办一个出版社，资金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凑集，社名则从于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为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庆正式开张。临江路嘉陵江边的一间简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编辑部和经理部都设在那里。沫若的题词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办社方针：“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①该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还出版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中原》杂志。
①见吉少甫：《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
一看见“中原”两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沫若以《中原》作为刊名，当然孕含着搞学术不忘抗日，一定要收复中原的意思。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刊对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的气息”的文稿，一概“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为了争取早日公开出版，该刊办了几次登记手续都未获准，找熟人疏通也没拿到登记证，原因在于主编是郭沫若。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夜晚，沫若应中华剧艺社之邀，观看他们演出的陈白尘的剧本《大渡河》，恰好碰到潘公展。闲谈时，潘公展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中原》出了没有？”沫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卑不亢地说：“登记证还没拿到，希望帮帮忙。”潘公展只得敷衍道：“当然，当然。”他哪里会想到沫若紧紧叮住不放：“明天我就找个人来拿。”第二天一早，沫若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去找上门，潘公展终于无可奈何地发放了登记证。①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