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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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了登记证。①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刊时常变成半年刊。
①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关关卡卡一重又一重，长期战斗在反动堡垒里，当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的斗争为最艰难。好在沫若善于排除险阻，“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归国六年来，他一刻未敢放松。
归来雌伏古渝州，不羡乘桴学仲由。
笔墨敢矜追屈杜？襟怀久欲傲王侯。
巴人扰攘徒趋俗，鬓发零星渐入秋。
国耻靖康臣子恨，等闲白了少年头。①
这首诗正是他此时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①《汐集·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一）》
郭沫若传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四十
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里，在沫若寓所的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白果树，论年龄总在百岁以上了，沫若称之为“院落的老阍人”。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拔的姿态，它那鸭掌形的碧叶，它那夏云静涌似的树冠，引起沫若深深的爱慕。每年夏天乡居期间，他总喜欢在树下纳凉、会客、散步或思考。他忘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偕同邓颖超专诚从城里赶来，在白果树下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他举行回国四周年纪念晚会并聚餐；他也忘不了曾多次与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在树下读画、赏画，纵论古今画派，每每乘兴挥毫题诗；他更忘不了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同围在树下唱歌、拣拾白果，象讲故事一样的跟他们讲述银杏的风格和价值，……白果树呵，你是沫若的一位无言的伴侣，你又是他的文章事业的见证人。
银杏树的北面有一小丘，形如水牛，沫若即以“水牛”名之，筑一亭于其脊上，题曰“银杏亭”。丘上荒芜，沫若便与立群荷锄种植，瓜菜常常丰收。这里也是文工会中人息游之处，更是七七幼稚园小朋友们最爱光顾的园地。七七幼稚园位于院落的西北角，园额是沫若题写的，立群在这里担任园长。无论早晨或傍晚，孩子们那清脆、稚嫩的歌声使全家院子更加充满生气。这歌声在沫若听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歌词出自他手，他自己也常喜欢跟着孩子们的歌声在嘴里哼：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①
①见《芍药及其他·下乡去》。
其实沫若自己就是一株银杏，也是一头水牛。在云遮雾障的山城，“银杏”始终躯干笔立，生生不息，“水牛”永远任劳任怨，耕耘不止。一九四三年七月，“热气团”袭击重庆，沫若中暑发烧，于病中还在惦念答应于怀（即乔冠华）为《群众》周刊撰文论述墨子的事。近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外研究历史蔚然成风，以新史学的观点纂述的古代史或古代学术思想史，不断地有鸿篇巨著问世。朋友们的这些努力和劳绩，对沫若说来不啻是一种刺激和鼓励，也使他越发想恢复周秦诸子的研究。“人生如登山”这句老话，对现时的他却产生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就是这样永不歇脚，永不满足，以顽强的毅力从一个高峰攀登上另一个高峰，他认为这是“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
这一年的七月底，沫若的烧刚退，就匆匆挈眷下乡，重与水牛山和白果树为伴了。下乡的第二天，他从研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开始，接着温习了几天《墨子》，即执笔为文，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草成《墨子的思想》，打响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炮。落霞把全家院子染得一片金红，他捧着手稿徘徊在白果树下，低声细心校读：“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象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这样写是否太“偏恶”了墨子？朋友们不免又要说我“袒护儒家”了。他们可知道，在我是有我的客观依据的，我是平心静气地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一番，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决定了对他们的评价，并没有把他们各自孤立起来，凭主观臆断去任意加以解释。他不知在树下已经兜了几圈，经过了又一番过细的思虑，终于心安理得了。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沫若对吴起的同情。读《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知道他原是儒家，由魏入楚，辅助悼王变法，而在悼王驾崩时，他亦被一些反动贵族所射杀，这些贵族中就有墨家门徒在。从这里，沫若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即决定作《述吴起》。八月二十日开始动笔，夜间略睡片刻，又起身于菜油灯下继续奋战。吃下立群为他准备好的一碗冰藕，精神显然更加振作。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第二天午后，这篇一万二千字的论文即宣告完成，以翔实的资料论定“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当与孙武、商鞅并称，而他的品格尤在二人之上。
考虑到时下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因陈、吴失败，故墨家灭亡。这是一大疑问。考之史籍，探求秦以后儒者的动向，却适得其反，证明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农民革命的人物，其中以儒者为最多，因而沫若认为不是“儒存而墨亡”，倒是“墨存而儒亡”。此为意外收获，于是又写《秦汉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的思想》一文的补充。这篇文章刚搁笔，他的兴趣又被吸引到儒、墨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音乐上面去了，遂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诞生。这之后，他读《吕氏春秋》，发觉吕不韦实为一非凡人物，忽尔意动，想写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斗争。接连几天反复钻研《吕氏春秋》，并用抄本将有关资料分类摘录下来，细加考述，力图确凿可靠。在写作过程中，得读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揭载的《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作者程憬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更促使沫若尽快完成了《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洋洋洒洒，四万余言。怪不得他的部属要说：“他不是作官的，他本质上是诗人，连写文章、考古，也多用诗的方式。长江大河，飞沙走石。”①
①臧云远：《从天官府到赖家桥》，《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十月中旬以后，沫若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了韩非子身上。《韩非子》篇目窜杂，翻来复去不知读了多少遍，可确定为韩非本人的作品，又都是法西斯式的理论，愈读愈不愉快。沫若在十三日日记中写着：
心境颇寂寞，不愉快，勉强读《韩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窜入。确为窜入者如首篇《初见秦》即毫无疑问。①
①见《〈十批判书〉后记》。
如果一一考证各篇的真伪，必然成为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账，诗人的气质和兴趣根本不容许他写那样的文章。再这样僵持下去，日子太不好过了，他想摆脱寂寞、不愉快的心情，索性走出书斋去访友。
十七日上午，沫若约杜国庠同往金刚坡下访傅抱石。于四围稠密的竹丛中觅得了画家的住处，乃一古朴农舍，饶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画多幅，并将往年在东京由沫若主催举办个展的照片也拿了出来。十年前的往事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沫若觉得抱石的作品已经进步得惊人，遗憾的是他的经济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善。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象傅抱石这样多才多艺的当代艺术家，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沫若心中好不纳闷、不平，他愿意向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多多推荐抱石的画。抱石挑了一幅《桐阴读画》赠送给他。这是一幅长条，七株大梧桐树参差挺立，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卷。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泻。桐树之间，补以绿竹。图中白地甚少，但一望空阔，气势苍沛。沫若觉得在这幅画上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寒露过后天气渐渐冷了起来，立群第四次分娩在即，因而不到十月底，沫若就带着四篇文章的手稿和那幅《桐阴读画》图，护着立群急匆匆进城了。至于中途抛了锚的《韩非子的批判》，一直拖到春节之前才写完。在此前后，一次偶然从友人处得见清初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其中所记李自成、李岩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沫若的史剧创作欲因而又冲动起来，一度想结束古史研究，而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可是不断面世的同行们的新史学论著，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他挑战，以前主张周代是封建制的朋友现在依然故我，对于沫若的见解似乎采取了抹煞的态度。尤其是《墨子的思想》发表之后，几乎在史学界普遍地受到非难。沫若不甘寂寞，不平则起，他感到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结果史剧没有写成，反而坚定了他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
为了专心致志于写作，一九四四年沫若挈妇将雏提前于五月底搬到了赖家桥。乡居的宁静有利于读书和思考。回想自己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前后已经费了十五年工夫，著述不可谓不丰硕，然而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又有哪些谬误，实在应当以今天的水准重新加以审查和评断。他足足酝酿了一个月，才着手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章一开头，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此次研究得到的新收获，主要是肯定了井田制，并阐明它是如何转化为庄园制的，同时论证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追溯了士民阶层的分化，还考定《考工记》系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没想到不久之后，沫若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应重庆市十八梯回教礼拜堂举办的回教经学讲习班和中国留学土耳其军校学生土文补习班之邀，讲授《中国古代史》，“学生听之均有所动”，因而受到军统局渝特区的秘密监视。该机关唆使特务搜集情报，称郭沫若为“左倾文化人”，所讲内容系“偏激之观点”，并诬蔑刊载他文章的《群众》杂志为“奸伪刊物”。然而，杜国庠读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原稿，觉得沫若既检点了得失，又有了新的建树，确实可喜可贺，特赠七绝四首，赞誉他“井田新说自汪洋”，“批判依然是拓荒”。
要真正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一则需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但也不是随便改变自己的看法；二则要勇于拓荒，辛勤耕耘。当沫若进一步从孔墨对立的关系中考察了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扶助私门，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而墨子恰恰相反，是肯定传统的鬼神，站在同情公室的立场上，维护腐败了的奴隶生产制度。这里，他不但依然反对墨子，而且愈加赞扬孔子，岂不更令人瞠惑？沫若可绝不畏葸不前，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掌握了确凿的根据，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向大家端出了又一篇锋芒毕露的论文《孔墨的批判》。
灯下不断耕耘，时有新的发现。八月十九日沫若读《管子》，忽悟《心术》、《白心》、《内业》诸篇与《庄子·天下篇》宋钘、尹文之学说颇为接近，便作比较研究，愈觉如影随形，若合符契。无意之间得此发现，大快于心。宋钘和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在先秦诸子中应该算是重要的一派，它的主要动向在于调和儒、墨，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有了这一发现，就好象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派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求得了他们的条贯。沫若信手拈得这一新课题，不仅写了《宋钘尹文遗著考》，而且为撰述《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创造了条件。
接着又写《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庄子》原是沫若幼年时代爱读的一本书，其中好多篇至今犹能背诵；荀子其人其事沫若本来就不喜欢，在《〈先秦学说述林〉后叙》里早就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轻率地诬枉古人与无端地偏爱古人一样，都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沫若要求自己批评古人必须如同法官断狱一样，一定要十分周详。法官判决是非依据的是法律，沫若评断善恶依据的是道理，即以人民为本位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