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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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区。他和马尔卡希白天睡觉，出去吃了饭，又商量了一下如何同联邦调查局接上头。二十六日，星期二，科尔波在五马路马克·克罗斯皮货店买了一只小提箱，回到莫里茨饭店，收拾了行装，办了离店手续，回到贾梅卡鞋店。他和马尔卡希早早吃了饭。然后，在下午六点钟左右，马尔卡希终于向纽约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他说他有重要的情况，不便在电话里谈，希望联邦调查局派一个特工人员到他家里来。七点半，特工人员威廉·Ｏ·麦卡丘来到他家，科尔波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并且拿出曾经使马尔卡希相信了他的全部证据给他看。
麦卡丘把科尔波带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在那里，科尔波详细报告了吉姆佩尔的情况；他长的什么模样，穿的什么衣服，怎样讲话，用的假名是爱德华·格林，戴了一只印加文化标志的戒指，他经常去纽约时报广场地下铁的一个报摊买秘鲁报纸，他有一个习惯，从胸兜里掏出钱来，把零钱又塞回去。几个小时之后，不仅纽约、而且全国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吉姆佩尔。
联邦调查局在全国各地机构的特工人员，逐个检查旅馆，出租住房，火车站，公共汽车终点站，机场，邮局的邮件待领处，寻找模样同吉姆佩尔对得上，使用他的真名或假名的人。在纽约，特工人员马上来到比克街三十九号，他们只发现吉姆佩尔留下的电台。然后，他们仔细查问了他们知道的每一个饭店的出租住房。他们昼夜二十四小时监视着纽约时报广场地下铁的那个报摊。他们调查了吉姆佩尔买衣服的罗伯特·里德店。那里的记录写着，一个名叫爱德华·格林的人买了两样东西；一件西装上衣，它只有一排钮扣，共三颗扣子，衣服是灰蓝色料子，白条子中间夹着一英寸见宽的浅蓝色条子；带盖的口袋，每只袖子上有三颗小钮扣，另外是一件深蓝色大衣、两排钮扣，海力蒙的缝制式样，前面六颗扣子，每只袖子上四颗扣子，左边一个胸兜，两边各有一个带盖的侧兜，大衣后背上没有束带。商店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这两样衣服的样品，联邦调查局拍了照片，分发到各个地方。
科尔波把他寄存在中央火车站的两个小提箱的存条交给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询问了行李寄存室的管理人员，发现“格林”已经把箱子领走。他们在那儿安排了一个盯梢，以便在他回到车站等侯科尔波取箱子时把他逮住。他们普遍检查了各个旅馆的房间，发现爱德华·格林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二十分在乔治·华盛顿饭店登记过。但是饭店的一位女招待说他显然没有在这里住过。联邦调查局也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盯梢。 吉姆佩尔忐忑不安，想方设法比他的追捕者的行动快一步。他用了新的假名，换了旅馆，为他争取了一段时间。可是罗网已经越收越紧了。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九点钟之前不久，吉姆佩尔在七马路和第四十二街入口处的纽约时报广场地铁站的报摊买了几份报纸。在那儿监视的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特工人员，发现他像他们所要找的那个人。他穿的两排钮扣的大衣和他的西装与吉姆佩尔所买的衣服样子一模一样。
但他们看不清他是否戴着印加戒指，他既没有去问、也没有去买南美秘鲁报纸，只是仔细地翻阅着英文报纸和杂志。最后他买了一本袖珍本的俄国概况；在交款处，他讲了几句英文，带有外国口音。当他付钱的时候，他的手伸进大衣里面，显然是从西装上衣胸兜里掏出一张钞票。
两个特工人员互相点了点头。一个赶在吉姆佩尔之前离开了店，开动地下铁的自动升降梯。当吉姆佩尔走上升降梯的时候，另一个特工人员跟了上来。在升降梯上，第一个特工人员转过身来，说他和另一个特工人员都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两人都亮出自己的徽章，并问他叫什么名字。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问道。
一个特工人员告诉他，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正在进行例行调查，他们只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犹豫了一会儿。
他们又追问他。最后他回答：“格林。”
两个特工人员于是询问他的全名和家庭住址。他说他叫爱德华·格林，住在马萨诸塞州。他们把他带到报摊后面一间房间里，搜查了他的全身。在他身上，他们发现了一张选征兵役分类卡，卡片上的名字是爱德华·乔治·格林，住址是波士顿马萨诸塞大街一百八十二号；一张填写同样名字的美国海军预备队退伍证，用棉纸包好的一万零五百七十四元钞票和九十九颗小钻石。在他旅馆房间里，特工人员搜出四万四千一百元钞票，没有填写的选征兵役登记卡、选征兵役分类卡、美国海军退伍证和出生证，两把上了子弹的自动手枪，莱卡牌照相机的胶卷和两小瓶隐显墨水。
吉姆佩尔和科尔波被控犯有间谍活动罪，总督岛⑦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证明他们有罪，宣判他们死刑。但亨利·Ｓ·杜鲁门总统减轻了他们的刑罚。
德国在美国的最后一次特务活动就这么结束了。为了这次活动，纳粹损失了六万美元，九十九颗钻石，白白耽误了一艘潜艇的时间，柏林、德累斯顿和海牙间谍学校的间谍头子为这件事花费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千秋帝国⑧高级官员们的迷梦化为泡影。这次活动完全是一无所获。
2。原生动物，言语和历史
整整八个年头，迦太基的天才军事家汉尼拔，把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南部的几个省蹂躏得一塌糊涂。汉尼拔幼年时，他父亲让他发誓：永远同罗马不共戴天。在罗马和迦太基争夺地中海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在坎尼战役和其他战役中都打败了罗马军队，现在又在糟塌他们的麦田和牧场。他正等着他的弟弟哈士杜路巴的到来。公元前二零七年的春天，哈士杜路巴率领四万八千步兵、八千骑兵和十五只大象翻过阿尔卑斯山。他们兄弟俩的军队将联合起来去打垮罗马人。
哈士杜路巴到达意大利北部之后，立即给在意大利南部的兄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将在意大利东海岸的翁布里亚同汉尼拔会合。他派遣四个高卢骑兵和两个努米抵亚骑兵给汉尼拔送信。送信人从意大利的北部奔到南部，找不到汉尼拔。在汉尼拔北上的时候，送信人又返回来去追他。由于路途不熟，送信人被罗马军队俘虏，押送到执政官那里。最初，他们拒绝回答执政官提出的问题，但是在严刑的威逼下，他们承认带了一封哈土杜路巴写给汉尼拔的信。
这位执政官把信原封不动地送给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罗马执政官尼禄。尼禄（不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皇帝）让翻译念了信。他立刻意识到一旦他们兄弟会师，将会造成怎样的危险。他把信送到元老院，要求增派军队。他立即向北进军，迎击哈土杜路巴。他的军团在梅培乌罗河向哈士杜路巴发动进攻。哈士杜路巴得不到他兄弟的支援，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被罗马军队歼灭。这次胜利一劳永逸地消除了罗马可能被迦太基征服的威胁。罗马继续进军而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
梅培乌罗河战役在军事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次战役是爱德华·克里西所著《世界史上十五次决战：从马拉松到滑铁卢》一书中唯一以情报为致胜先决条件的一次战役。因为自从文明伊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千年中，军事情报对战争几乎没有产生过作用。
其实，情报向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生物谋生的斗争中，甚至原生动物也必须具有接受情报并判断情报真假的本领。一个动物要吃掉它的猎物，必须先看到它，再抓到它。而情报就象呼吸一样：对生物体的机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并不处于支配地位。动物从观察和接触猎物而获得情报，而人还能从言语、文字获得情报，除了接触目标以外，还能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情报的范围和威力。但是，尽管如此，最初人们并不能依靠情报打许多胜仗，一般来说打不了许多胜仗。在古代和中世纪，征服一个国家的战略非常含糊，很不明确。被征服的国家即使掌握了有关这些战略的情报，得到的好处也有限。人们很少有可能利用情报来帮助己方集中足够兵力来打败敌人。 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的部落和国家不要情报。它们经常搜集和使用情报。厄瓜多尔不开化的蛮人，偷偷溜进敌人的村庄去数房子，以估计敌人的兵力。古代埃及人审问战俘。
朱利叶斯·凯撒派遣侦察兵侦察敌人的兵力。中世纪的统治者雇用间谍。蒙古人派遣骑兵四出侦察地形。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破译人员破译了外国外交官的秘密信件。有时候，情报导致了胜利。当凯撒从俘虏那里得知，一支蛮敌的首领已经集结六千步兵、一千骑兵，准备进行伏击时，他将计就计地打败了敌人。当间谍向英王查理一世报告，有一辎重队正在向撒拉逊人运送供应晶时，查理一世集中骑兵袭击了这支辎重队。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情报并没有左右战争的进程。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虽然错过了一个战俘提供情报所带来的有利时机，他还是赢得了哈图什战役的胜利。威尼斯从截获的情报中得知，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指挥官要求偿给二万金币，不然就请皇帝亲自到前线打仗。威尼斯虽然知道这个情况，可还是没有赢得胜利。坎尼战役是军事大捷的典范，在那次战役中，汉尼拔包围并打败了人数较多的罗马军队，但那次胜利丝毫没有依靠情报。在中世纪的许多围攻战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是依赖情报取胜的。克里西著的《世界史上十五次决战：从马拉松到滑铁卢》一书中谈到的另外十四次决战，例如雅典士兵打败薛西斯的亚细亚军队的马拉松战役，依靠的也不是情报。基督教徒阻挡摩尔人的伊斯兰教潮流的图尔战役，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国的黑斯廷斯战役，破坏路易十四统治欧洲计划的布伦赫姆战役，几乎决定美国革命命运的萨拉托加战役等等，在所有这些战役以及悠久的战争史中其他大多数战役中，决定胜负的都不是情报，而是战术，决心和实力。
只是到了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情报才开始找到了它需要的时机和力量，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创造了铁路、电报、精确的地图、庞大的军队和参谋部。这样，就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动员军队，对付敌人来犯等问题制订详尽计划。同时，工业化使得情报作为社会的重要因素而面目一新。古希腊人用不着考虑一个国家的矿山能出产多少煤和铁矿石，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国家——以及它的敌人——来说，这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情报终于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了。
也是这些革命，为情报活动提供了手段，使它能够更多地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日报问世了，武官在外交活动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军队的规模扩大了，需要审问的俘虏和缴获的文件也多起来了。从电报和无线电广播中截获的敌人情报，远比偶尔伏击信使所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气球、飞艇和飞机比那怕突破敌人纵深的骑兵所能看到的还要多、还要快。照相机把瞬息即逝的情景拍摄下来，照片上的景物比肉眼看到的要详尽得多，而且照片可以复制，供给其他人看。所有这些方法，大大加强了情报活动的能力。
与此同时，分析研究情报的能力也在加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参谋部的形成和发展。
虽然古时候军队的指挥官和封建君主，也把他们的助手召集在一起，组成顾问班子，商议军机大事，但是这些机构都是临时凑成的，一旦任务完成就解散了。只是当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君主们可以不再依赖打劫粮秣，可以自己供养他们的正规军，从而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的时候，才开始形成常设的参谋部。在十七世纪，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指派他的军需总监和一些助手预先制订出第二天的行军和扎营计划，进行侦察并起草命令，在这样的计划活动中，孕育着参谋部的萌芽。
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随着战争越来越复杂，指挥官们把各有专长的助手们召集在身边为战争服务。助手们提供所需的情报，以便指挥官作出决定，然后这些助手按照指挥官的总的决定，发布行军、供应军需品等等一系列具体命令。例如，指挥官下令： “进攻右侧！”他的参谋长便喊出命令：第二团前进，第三团改变方向，从进攻敌人左侧变为进攻敌人右侧，然后转入后备队；炮兵开始射击；军需官供应弹药等等。参谋部各不相同，正如指挥官因人而异一样。
腓特烈大帝的参谋部很小；拿破仑的参谋部则比较庞大，但组织得不太好。新创立的诸兵种合成部队的将军们，很快就拥有自己的参谋部，称作“将军的参谋部”。
但是，这些都是战时的临时机构。到了一八零三年，才由普鲁士建立了第一个常设的参谋部。它是一个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在为战争制订计划的机构。
普鲁士的参谋部，就好像工兵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兵种。最初，它有自己的军服，后来，这些军服简化成同陆军的灰色军服一样，只是在裤子上加上深红的条子。参谋部的军官，都是从普鲁士军队中挑选出来的有天才的人，先送他们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再把他们调回。军官团中能获得这样显要职务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一八七零年约二百人，一九一四年约六百人。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在柏林那座红砖建筑物的参谋总部里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在军部、团部和要塞指挥部的较小的参谋部——这些统称为部队参谋部——里工作。不论什么时候，差不多总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柏林工作。
此外，他们还定期离开参谋部，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这样轮换工作，为的是使他们既能接触实际问题，又能在整个军队中宣传参谋总部的作战方针，实施参谋总部对全军的控制。他们多谋善断，训练有素，选拔严格、擢升迅速，使得参谋官员成了军队中的精华。参谋部严谨的作风（一位参谋长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