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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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妇张望着，说：“比超市的贵那么多呀！”果农就说：“您采摘不是有个乐子吗？”我们就一人拿了一个塑料袋，又都取了个马扎。
果农说布朗树只有五棵，在果园深处，他领我们去。穿过许多苹果树和梨树，有时需要弯腰前进。我见一棵苹果树只有我那么高，也没张开树臂，却缀满了滚圆的红果子，就伸手去揪其中一个，没想到果农大喝一声：“您别！您那样，果子他疼！”我们全愣住了。果农站到我跟前，指点着说：“您得先来回瞅瞅，瞅准了那熟的，再轻轻先摸摸他，他冲您乐呢，您再这么把他摘下来……”他示范着摘下一个来，儿子说：“这个又不大，也不是最红，您怎么偏说他熟了？”果农就笑说：“熟不熟，看果把儿啊。”老伴评价：“您这么摘果子，跟相亲似的。”果农大表扬：“您心里亮堂。可不是跟搞对象似的。”我现在记录他的话，说到果子全不用“它”，只是不知道究竟写成“他”还是“她”更恰切。
终于走到布朗树下。紫红的布朗有的已经似乎快要胀破，但是我们都没轻易下手，因为懂得，首先要看果把儿。可是又怎么对果把儿下判断呢？围住果农，再听他解说，说实在的我也没太听懂，只记住他嘱咐“这样果子他就不疼了”、“那样果子可就疼坏了”的语音。儿子问他：“那我们吃果子的时候，果子不更疼吗？”果农严肃地回答：“那不。果子离了树，就是另外的事情了。果子疼不疼，全在下树的那一刻。疼过的果子，吃起来总欠点味道。所以头一回来我这果园采摘的，我都这么说一回。有的没听完，扭头走了，那是没缘分，走了好。二回再来的，全是懂得疼果子的。真有那比我还疼果子的，我就连钱也不收他的，晚上睡觉时候想起来，念叨给媳妇听，由她笑话，我心里头那个痛快劲儿，别提了，比喝了天宫的神酒还痛快！”
回到家里，大家围着餐桌清点采摘来的果子，老伴把布朗逐个拈起检验，把一只对着灯光细看，跟他道歉说：“真对不起，让您疼着了！”都听见了，都没笑，心里都有回音，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呼应：凡世上能称得上果实的事物，从今后，都不该让他疼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6
公平的畅想王建国
人间有各式各样的公平。例如机会均等，结果上的均等，起点上的均等，贡献上的均等，等等。然而这每一种均等，都有它不可克服的不公平的一面，并且带有一定的负面效果。机会均等，其结果就不会均等。就像买彩票，每人赢钱的机会是均等的，但其最终结果却只有少数人赢得巨款。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机会均等的，但结果却只创造少数富人。并且机会均等的机会的性质与游戏规则有关，而游戏规划总是只对适用规则者有利。因此机会均等已包含不公平的一面。结果均等就绝对公平吗？也不！结果上的均等掩盖了贡献上的不均等，收入上的均等掩盖了成本上的不均等。投入不同成本的人得到相同的结果，这种均等也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效率。那么起点上的均等又怎样呢？人们在同一个财富起点上起步，因其能力和机遇不同，在结果上就一定不会平等。因此这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公平。贡献上的均等可看成为多贡献多得，等贡献均得。其结果上仍是不均等的。
人间的公平充满了不公平。那么来自天上的上帝的公平又如何？上帝的公平充满了公平。在上帝的公平原则下，谁也不能多得！
如果一个人感觉上很幸福，那么上帝同时让你感觉上的主观时间流逝更快，因而主观感受上的寿命更短。如果一个人因财富、因恋情、因环境使其感觉很幸福，那么他一定会感到时间比别人过得快，因而主观上比别人短寿！
如果一个人因贫穷、失恋，或环境恶劣感到痛苦，那么他主观上就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因而主观上便觉得寿长。
福与寿不可兼得，顾此便失彼。这难道不是上帝的绝对公平吗？你追求幸福吗？那你同时就是追求短寿。反之亦然。
你富有吗？那么同一个感受便需更多的金钱才能获取。因而获取同一程度的幸福所需财富的公约数就大。你有100万元，一个单位的幸福便需花1000元，获取1000单位的幸福。你有1万元，同一个单位的幸福只需花10元，你也获取1000单位的幸福。上帝让你富有，但不会让你比别人更幸福。
你追求财富递增吗？那么上帝就让你的感受递减。你贫穷吗？上帝就让你感受递增。福与富不可兼得。这难道不是上帝的绝对公平吗？
你只享受而不劳动吗？那么即使是山珍海味吃起来也无味发腻，变得与粗茶淡饭并无差别。你劳动而缺乏享受吗？劳作而饥饿时吃粗茶淡饭也如同人参燕窝。你贫穷而必须劳作吗？其结果你因被迫“锻炼”获得了健旺、健康。你富有不劳作而整天锦衣玉食吗？过分的营养积在身体中便成疾成病损害你的健康。
享受与健康不可兼得；不劳与胃口不可兼得。这难道不是上帝的绝对公平吗？
贫穷吗？上帝让你知足。富有吗？上帝让你贪婪。劳作吗？上帝给你胃口，让你健康。享受吗？上帝让你乏味，给你肥胖。追求幸福者上帝让你感觉命短，遭受痛苦者上帝让你感觉寿长。
上帝的公平，是真正的公平，绝对的公平。在上帝面前，这才真叫人人平等啊！我不是基督徒，却不得不服上帝的能耐。不服不行啊！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01
糕点师的梦想欢颜
这是下午4点的非洲。
纳米比亚埃托沙国家公园里，一些动物们在水塘边饮过今天的水，正心满意足地离去。他站在空旷的野地里，等待着也许将在一个小时以后来喝水的长颈鹿。非洲在太阳不会对这个中国男人有半点客气，他钻进车里像被蒸烤，走到车外又会被曝晒。可是当太阳还有10分钟就要接近地平线，当整个天空变成深玫瑰色的时候，他看到3只长颈鹿在太阳最后的光晕里缓步走来。调镜头，按快门，这一刻，他不记得自己就在前一秒钟几乎被晒晕读者。
第一次见到相机是在实践的时候，同学的父亲正在擦拭一台老式海鸥相机，它深棕色的皮壳裹着一个神秘的内里，令他着迷。高中没毕业，他不顾家里反对去一家摄影公司当学徒。22岁这年，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台照相机。他记得它的价格是1700元，那是他第一个恋人，他一直对它一往情深家。
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靠着一台相机吃饭，在20世纪90年代，生存与更好地生存比精神需求来得更迫切也更实在。在更现实的世界中，他把相机暂且包起来，选择了一个与生存与吃饭靠得最近的职业：糕点师园。
他用了7年的时间，将一间蛋糕店发展为一个投资1。5亿元的大型食品加工厂，在一切进入平稳之后，他重新拿起相机回归摄影。和身家亿万的富豪比起来，那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
为了他的光荣与梦想 ，他出生入死，深入危险地带无人区，去捕捉动物的美丽。他在镜头里到金钱豹对视，他在雪山之巅仰望飞鸟，他知道乞力马扎罗大象的哀愁，他和奔跑而来的斑马不期而遇。
在连续9次进入非洲之后，他终于知道了几点长颈鹿“约会”，几点可以拍到角马的“演出”。他也终于知道，那是比创业更惊险刺激的行程，心总像被奶油裹着，安稳而甜蜜。可是在周围堆满奶油蜜糖的店与厂里，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
他在照片被挂在北京地铁里，那些姿态轻盈、眼神静谧的动物，在非洲炫目的色彩中与都市里的人默默相望，有一种蛋糕一样的柔美气息与梦幻气质。首发
驻非某大使与夫人在地铁里看到它们的。大使找到他，要把他的作品推荐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6年6月5日，在世界环境日这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他举办了个人影展，作为在内罗毕举办的 “世界环境日”系列纪念活动的主题活动之一。
2006年初，他宣布让出总经理职位，把自己的身份彻底从糕点师改为摄影师。先生存再追梦，他用迂回的方式接近理想，却走出一条以迂取直的通途。
他叫罗红，今年39岁，他的这家食品厂名字叫好利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32
犯错的成本莫小米
前些日采访一位高位截瘫者。他60岁了，从事体育理论工作，事业上很有成就。可是说来令人难过，当年他是一名英姿飒爽的体操运动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20多岁时从吊环上落地，一个动作出现差错，偏偏本应在一旁的教练又正好走开，导致了他的大半生在轮椅上度过。
也许是由职业决定的，这世界上有些犯错的后果是如此严重，比如司机肇事的差错，比如医生误诊的差错；这世界上有些犯错的后果又是如此轻描淡写，没关系，错了就改，没关系，算是交了学费，没关系，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不怕犯错，有错就改，真是这样吗？
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这样批改作业的：把我们的作业本拿起来对着亮光照一照，有擦过橡皮的痕迹就要扣分，超过3个痕迹就要重写，重写时标准还是一样，所以就有做一次作业用了半本练习簿的纪录。
他不许我们错，甚至不能容忍我们已改正的错，那时我们对他恨之入骨，长大成人后才知老师的用心良苦。在他的苛刻要求下，我们后来就很少写错了，再后来就基本不写错了，判断失误的差错当然是有的，但随心所欲的笔误是绝对没了。
老师让我们懂得，一个错就是一个错，即使改过来也有痕迹。
他让我们懂得：要是改过来太容易了，我们就会轻易地犯错。
直到今天，每每看见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犯错的人和事，我就知道，那准是改正太方便了，用今天的说法是，犯错的成本太低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9
大学者与“土包子”卞毓方
笔者曾和季羡林老先生共进早餐和午餐，那还是在他住院之前。前者是我去早了，正赶上他忙，还没顾上用早点，得，客来了，那就放下手中活，一起随便吃点东西吧；后者是我去迟了，或是谈话时间拖长了，碰上开饭时间，拉你一起上桌。先生的食谱——你可别抱多大奢望，粗茶淡饭，淡到说不出什么印象，拼命回忆，仅依稀记得早餐有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有馒头、大葱、青菜，此外还有一杯茶。对了，先生特别喜欢吃花生米，在301医院，笔者曾细问过他的饮食，早餐仍保留这种一贯制的小吃。问，您这么大了，又没有装假牙，怎么嚼得动？先生笑笑，说，没问题。
也曾请先生出外吃饭，专门选择了一家上海饭店。先生以他惯有的诙谐，说：“今天既然出来，打定主意就是要让你多破费几文，可是胃不帮忙，我的胃是农民的，只对青菜萝卜豆腐感兴趣。”结果，点的只是一碗面条，外加几碟家常小菜。
先生自1946年留学回国，端上北大的饭碗，就与贫困绝缘。不仅脱贫，而且致富。前几年，杨澜在凤凰卫视对季先生作过一次访谈，其间问到：“你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国内，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呢？”先生回答：“钱多。”他接着解释：“当时副教授月收入50元，正教授80元，而一石谷才2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所以我选择了回国。”这说的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事。那么，50年代呢？据先生自述，50年代初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每月100元，总共445元。这收入是相当高了。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1。5元至2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元一只。
先生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他的业余爱好得到旁证。50年代初，他开始收藏字画，自订标准：“齐白石以下的不收。”务必记住这个标准，先生要就不玩，一玩就动真格的。齐白石以下，是今人，今人他不入眼，他要的是清代明代元代宋代而上，是古籍，是文物。玩的就是心跳，仗的是什么？是钞票！
不管先生有多少钱，小时候的烙印，总也磨洗不掉。他在官庄是一个穷娃；在济南，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少年；四年清华，贫穷依然和他如影随形。先生曾告诉笔者，一日三餐，他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去食堂，那时，好菜都被人吃光了，他就买点剩下的孬菜，一个人飞快吃罢了事。查《清华园日记》，季羡林收到了稿费，自我犒劳，通常只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荸荠，偶尔奢侈一下，请别人，至多烤鸭一只；而朋友请他（当然是穷朋友），情形有时更惨，譬如，他1933年11月13日的日记说：“过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被人拖走了，拖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接着又是上体育。满以为晚上可以把过午的损失补回来，于是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又被人拖走了，是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仍灌了一肚子豆浆。”
穷小子当上大学教授，乌鸦脱胎变成凤凰，骨子里，还是一股逼人的寒酸气。和季羡林交往，你绝对看不出半点富贵相。据他的儿子季承说：“爸爸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亮着电灯，只要没人看书，他就把它关掉，在自来水前洗东西，时间一长，他就要呵斥，所以后来我和姐姐帮他洗衣服、被褥，干脆拿回自己的住处，洗好了下次再带来。”
另一方面却又异常大方：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求到他，必然出手帮助。这种菩萨心肠，令人油然想起他的专业：佛教研究。先生偏又不信佛，他这么做，是缘于对贫穷的感受，对他人的关爱。李玉洁老师说：“以前在朗润园，这样助人为乐的例子多了，先生有一点，赞助了还不让说，他说这是出于真诚，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
史学家、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