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红楼梦里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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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玲心地终仁厚，不发微词另有由？


第二部分第十五篇　英雄所见略同

　　　　张爱玲此书的第三篇，方开始讲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几个古抄本。但她是从杨继振藏本讲起的，此本尚无“脂砚”痕迹。她不采别人已用的“梦稿本”一称，而名之曰“全抄本”。此称只因古抄之中只有此本是一百二十回，异于其它皆为八十回者。　　　　
　　　　可是，张女士既采此称，就显示出她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欠清的毛病了。因为，她是一力分辨原著与伪续——用了“狗尾续貂”的典故（见自序），怎么竟又把一百二十回叫做“全”了呢？！　　　　
　　　　智者千虑，亦有一失。如是如是。　　　　
　　　　从这篇起，她的文章显出不凡来了，真知灼见，络绎缤纷，引人入胜。　　　　
　　　　在她以前，研者对此本的评价和推定年代，意见不一；她第一个指明：此本（八十回前部分）年代早于甲戌、庚辰诸本。　　　　
　　　　我的四兄祜昌，在（上世纪）60年代向我说过，杨藏本是个很早的本子，字句多存本真，十分可贵。　　　　
　　　　当时因各本都在祜昌手边，作大汇校工程，我根本无暇及此，所以听了他说，印在心上，只是无从验证。　　　　
　　　　我只向他提示一点：此本把“都”写作“多”，分明是南方人口音。今知张女士也注意到了此点，而她还举出吴语、南京语的例子，并说，十二钗中如钗、黛、湘等，应皆苏州人（应指出生、长大之地）。　　　　
　　　　我在《红楼梦新证》中早已指出，从第五回判词、曲文的韵脚字和其他谐音字来看，雪芹口中还带着江南的土音，不是地道的北京官话“标准”音。　　　　
　　　　那么，此本中的“多”，是雪芹手稿之迹？还是抄手之痕？不易断言。　　　　
　　　　她在此本中发现“老二”（称宝玉。老三是称贾环），说这是南京话，不知确否？因为天津人就都这么说，京中人也有此语。　　　　
　　　　家兄年纪已大，其禀赋之性情不是很敏锐很精密，没法与张爱玲相比，而早已感受此本文字之早，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但一讲到此一问题上，就又牵涉到又一问题：在汇校取舍上，是依早期之文本好，还是取后期改本为胜？　　　　
　　　　记得有人说过，丢进字纸篓的文稿，未必都是不好的，不可取的（大意）。我意话不一定非这么说；事实证明：一个写作的人，初稿尽管不“完善”，却代表“原汁原味”；因自己想要“精益求精”，好心费上一番力气精神，结果有些改“好”了，同时却也有的反而弄得不如当初了，甚至“点金成铁”。　　　　
　　　　文心是一回事，细针密线，呼应紧巧。文笔是另一回事，刚健利落，神完气足。两者是会“冲突”的。“细”是细了，疏漏龃龉是匡救了，可是那文字却塌了，蔫了……。这样例子并不罕见。　　　　
　　　　张爱玲之奇才，心极细而记（记忆力）极强，万难企及。她举出的大量实例，杨藏本（所谓“全抄”）作何文，后本如庚辰本等又修饰为何文，数量之多，差异之大，令人吃惊——我自惭枉作了“红学家”！可是，她就是给你“开账篇”，不给你多说一句别的话。　　　　
　　　　她像个“科学家”，不像是作家和文艺鉴赏者。　　　　
　　　　但她为何如此专注于这些“细节”？当然包含了探索雪芹文心的、创作经验的“奥秘”。　　　　
　　　　她结语认为，此本也是拼配本。在十九回之后却都是原著早期的文本。　　　　
　　　　这就有了意义。　　　　
　　　　我与家兄都倾向重早而慎晚。我们的这种“倾向”要得吗？会不会让她失笑？可惜已无法请教于这位奇女了。　　　　
　　　　诗曰：　　　　
　　　　英雄所见几般同，一字为师也乐从。　　　　
　　　　世上若干狂妄者，劝他仰止爱玲风。


第二部分第十六篇　金玉缘与金石缘

　　　　张爱玲讨论“全抄本”，题曰“初详……”，详是动词，不易译为“白话”；比如注释家遇有注不出的，就写上“未详”二字，意谓还考不明，弄不清——没懂得。她特用此“详”字，其有意乎？　　　　
　　　　如她用“详”字是自云要考个明白，那么“初”又何也？难道她读《红楼》是从此本开始的？当然不是。只能解释为：要想弄清各本先后异同，应从此本开始；而先后异同一“详”，雪芹写作的历程也就可窥大概了。　　　　
　　　　这种识见，比那死抱一个《庚辰本》而认定它是“最好”本子的看法，就高明多多了。　　　　
　　　　她举的例子中，包括着耐人寻味的“谜”。即如，晴雯的身世家庭原有表哥，何以说连籍贯、姓氏也不知情？晴雯是真病死？有无自尽可能？——我就如此疑过。　　　　
　　　　《芙蓉诔》特例破口痛骂的“詖奴”“悍妇”是谁？她解开一向诬指袭人之误，大有说服力。我自幸拙见也与之一致。　　　　
　　　　还有一个檀云的疑案。张爱玲认为檀云这个丫鬟似有如无，仿佛虚设，只在宝玉所作《夏夜即事诗》中出现了“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云品御香”一联，麝、檀二人为对仗，而有一处又将“檀云”抄作“香云”。　　　　
　　　　这引起我的很大兴趣：我曾以为此联下句实与湘云有关——香云正即“消息”之一端也。　　　　
　　　　为何这么说？此联的“宫”“御”字令我注目，这不是夸张荣府用品“档次”高，皆有皇家规格（或解为皆元春所赐）。其实这与湘云的牙牌令“双悬日月照乾坤”、“御园却被鸟啣出”两句隐义紧紧相联。　　　　
　　　　这儿的“宫”“御”都非乾隆的事，是指弘皙自立朝廷，谋刺乾隆的“大逆案”的那一边——此案方是导致曹家二次抄没而彻底败落的巨变，而曹家的少女有的是在弘皙府当差服役而被株连的。元春应即其一。张爱玲误从别人之说把“省亲”拉扯在平郡王妃上，全弄错了。　　　　
　　　　在《初详》中，她对宝、黛等年龄作了讨论。这更复杂，略说如下——　　　　
　　　　她相信此本中和尚疗救宝玉时说的“青埂峰下别来十五载”的“五”字是原稿，其它抄本作“三”是后改的，黛玉五岁别父上京，而她入府答问时却“十五岁”——“路上走了八年”！　　　　
　　　　那么，谁对呢？绝对排除抄误或某人在那底本上妄改吗？只怕不能这么绝对。我总觉得对这些“数目”字别太“凿死卯”，纠缠一气，没大必要。退一步说，如改为“十三岁”是对了，就承认“三”合，有何不可？　　　　
　　　　但她又举：诸本傅秋芳是“二十三岁”，而此本实作“二十一二岁”，“三”是连写讹字。如23岁，宝玉方13岁，如何还有议亲之可能？若秋芳21，宝玉15，还勉强合乎情理。　　　　
　　　　这个剖析，却是有道理的了。　　　　
　　　　她又相信别人之说，误以为“老太妃”薨逝年月本指元春之死，云云，由此又计算岁时。她不知那老太妃即康熙庶妃熙嫔，正卒于乾隆二年正月，一丝不差——这与元春之遭难风马牛不相及。　　　　
　　　　做学问，就怕聪明自作，胡乱拉扯，妄言误人——误了聪颖异常的张女士。　　　　
　　　　她又举了一个奇例：“金玉缘”不止一次抄成了“金石”。　　　　
　　　　这可真怪了！　　　　
　　　　我不相信这是抄手的粗疏。石、玉是分别的，是关键的变幻：石是青埂峰下大石，尚未入世。玉是“点化”以后投胎为人的“玉”（不只是挂在项下的那块玉饰）。只因此故，方发生“金玉”与“木石”之纷。　　　　
　　　　怎么如此本所抄，却二者“重新组合”的呢？　　　　
　　　　我觉其中奥秘无穷。张爱玲于此未加深究。　　　　
　　　　石头，孤独寂寞，日夜号哭，二仙偶至，口言“恕我蠢物不能见礼了”，无转动之“机能”也——它又与谁有“缘”结“盟”？绛珠草不云在峰下，远在“西方”河岸上。河岸边的草却要等“神瑛”的甘露来救枯萎，这叫与“石”有缘有盟吗？　　　　
　　　　讲不通，正表明雪芹的“木石前盟”另有缘故“本事”。那是石，不是玉。　　　　
　　　　如今的“金石缘”之出现，让我十分惊奇而不禁再四玩索那个“盟”字。　　　　
　　　　即使神瑛救萎，那儿也没有什么“盟”，誓约生死，三生不变。　　　　
　　　　石头幻形下凡，是娲皇炼后破天荒，以前何来“三”生？如若有之，皆是“后话”。这是无法颠倒先后的。　　　　
　　　　“金石”何解？欲向张女士之灵拜问，她后来又有新意否？　　　　
　　　　诗曰：　　　　
　　　　剥茧抽丝妙绪生，多方待究要聪明。　　　　
　　　　暂时未达雪芹旨，何必轻加恶魇名。


第二部分第十七篇　三部古抄本

　　　　在张爱玲心目中，古抄本只有三部是值得详细研究的，即杨藏本（她称之为“全抄本”，一个不太通的名目）、甲戌本、庚辰本。她不同意今存之《甲戌本》（过录本）是文字最早的本子，认为其中有较晚的迹象。然而她又称之为“一七五四本”，还是承认了“甲戌本”这个概念，即现之《甲戌本》基本可以代表那一年确曾写定清抄一部脂砚重评——此本实有多少回，可不必先行“判”、“议”、“争”等等麻烦。　　　　
　　　　这个“一七五四本”上独有《凡例》五条，别本绝无“凡例”一栏目，只有其中的第五条，而其位置形式是第一回回前总批，有的低格抄写，尚可识辨；再后抄手不予低格写，遂混为开卷之“正文”了。　　　　
　　　　仅仅这一处歧异之现象，就成了版本专家的“聚焦”之点。有的宣称此乃“书贾伪造”！有的说《凡例》最早，是后来此本损坏后残存第五条，不知是“凡例”，便形成了首回回前总批。而张爱玲说不然，这“凡例”是脂砚编整后加的——好像是也不排除又出了一个“畸笏”也作了“加工”，等等云云。　　　　
　　　　哪个意见对？这全然不是本书的议评之目标，更无硬断之意。只是借此略窥张女士的思维方法、研究精度。　　　　
　　　　比如，在《甲戌本》之《凡例》中，此第五条中的“作者自云”叙至“……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这个句法里，重叠“赖”字，一般人读了即不甚习惯，如加以“新式标点”（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才借来了洋文的标点，当时如此称呼），那就是：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　　　　
　　　　或将“冒号”改用“——”（破折号）也无不可，总之，不是不通。个人文字习惯，是允许的，也能让人读懂的。　　　　
　　　　但到此本以外的抄本，就一律改成“……已往所赖天恩祖德……”了。　　　　
　　　　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如果原是“……所赖天恩祖德”为最“早”句法，那么“脂砚后加”的《凡例》一定化简变繁，非写成“……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云云。有这种情理吗？　　　　
　　　　恐怕常情是不习惯重复“赖”字，这才将句法改造，字数减了，文句简洁了——这该是晚出的现象。　　　　
　　　　在我看来，本来是“早”的简捷句法，没有什么不好不妥，绝没有把它变为罗嗦的不为人习惯的句法之必要；反过来，只能说原先“罗嗦”，整理者才托它简化起来。　　　　
　　　　还有，甲戌《凡例》以外的“作者自云”的结尾都有“故曰甄士隐云云”“贾雨村云云”，初读再读，皆莫知何义，十分糊涂。及阅《凡例》，方知此是解说回目，本来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全句分明，了无令人纳闷之处。这又可知，整记者、抄录者，为了省事，方将回目全文略去不写，以“云云”代之。　　　　
　　　　我的推理看法和她的意见哪个符合事实？料想各有同意与反对者。但如果是她对了，就是《甲戌本》上《凡例》是最“晚”的添加物，至今发现的所有抄本开卷的“作者自云”的形式，倒扫数是采用的旧样子——本子都晚，而开卷这一“自云”，却那么一律的“最早”。这合理吗？　　　　
　　　　诗曰：　　　　
　　　　书贾新加为哪般？不然脂砚又生澜？　　　　
　　　　如今来测当年意，自信探骊恐亦难。


第二部分第十八篇　曹雪芹写自己

　　　　张爱玲说得“是创作，不是自传”，原来与我料想的考论内容完全不同。原因是她的“自传”的概念没有弄清白，于是将它与创作“割裂”而且“对敌”起来。这是其一。　　　　
　　　　其二，她又用了自己独特的“推断”的“结论”来证明来论证雪芹作书“不是自传”。她绝顶聪明，也过于自信自是。　　　　
　　　　第一，“红学”上的“自叙传说”从来也不是针对“创作”而提出而考论的。　　　　
　　　　“自叙传”之说，是指中国小说传统自古以历史题材、以写人（古人，别人）为主，不是自己借小说写自己，更不是“暴露”“家丑”和本人的“隐私”。中国的小说本质是“史论”而被之以小说的外表和装饰打扮——所以叫做“演义”。此二字方是中国文化上的“小说观”，中国人看小说的眼光与心态。　　　　
　　　　这与西方的fiction和novel很不相同。“演义”这个词语，本身正即相当于现今人所知所用的“文艺创作”。　　　　
　　　　质言之，有素材，有艺术——这才异于史书史传，异于碑版、行状等记事之文。但它本质是史之一支，故称“外史”、“野史”、“稗史”，以与正史、官书相区别（又相映照）。　　　　
　　　　曹雪芹的“作者自云”也无此义，他明言是将其亲见亲闻（历历有人，闺友闺情——自身的经历、感受、悲欢、理念）“敷演”成一段故事！　　　　
　　　　敷演，即演义的同一词义，微变一字而已。一方面是亲自的感受，一方面是“敷演”的文体——正即今日人人习用的“素材”与“艺术”，内容与手法。　　　　
　　　　“自传说”是说：雪芹写的不是张三李四，是自家自己。　　　　
　　　　这一点，其实通观张女士之书，其基点全建筑在“自传”上，清清楚楚，确确凿凿——然而，她又在文句上表示自己“反自传”！　　　　
　　　　这位大作家，学贯古今中外，竟然如此地将基本文史概念随波逐流地混搅起来！真让我吃惊，难信。　　　　
　　　　——这也罢了，再看看她所谓的“创作”，又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繁琐考证”式的将《红楼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