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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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陆续回国的“海归”派少帅已崭露头角。如濮雅萍出任浙江亚太加拿大轻纺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后，充分运用海外留学经验，使公司目前在加拿大的出口业务蒸蒸日上。而此时，同样以民企著称的温州市，却陷入了“代际锁定”的困局。
近１０多年来，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认为，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中，由于温州人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从事市场交换活动，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在亲戚朋友等熟人间的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可另一方面，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这种“代际锁定”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常缓慢。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温州的产业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以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即使在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中，大多依然从事同样的行业。随着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并且作为全国著名的民企大市，温州没有一家上市民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业更新。
绍兴的民企代际交接明显好于温州。“海归”派少帅为绍兴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海归”派成为新一代管理者，将在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等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进行资本经营，让民企上市，使私人企业变为公众企业，很轻松地化解了温州式的产业演变缓慢、“代际锁定”的困局。
“海归”派少帅已崭露头角，无疑为绍兴民企在海内外的资本经营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方式，更为绍兴民企的二次飞跃打下了先进的运营与管理基础，这不能不说是绍兴人的精明所在。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2节 绍兴力量（2）
2．化解“冰棍”难题
绍兴民营经济发展迅猛，财富积聚如此之多，绍兴民企在海内外资本市场游刃有余，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积极扶持和引导。当地政府如此为企业“卖力”，来自于政府的前瞻性思维。国企（集体企业）的“冰棍现象”（有专家将国有企业比作冰棍，如果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改革，就会慢慢融化，最终国有资产全没了，有的还欠一屁股债），在绍兴没有显现。
绍兴市政协副主席陈建设认为：绍兴的民营经济可分为三块：一块是原生态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二块是合资企业，第三块是量最大的，是近几年改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绍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民营企业的规模、民营经济成分进入的领域不加限制，因此绍兴现在民营经济不仅存在于工贸领域，还介入教育、公用事业领域。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绍兴对国有、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最大限度地退出。同时，还对企业职工身份予以最大限度地置换：由原来的“企业人”转变为“社会人”；提倡让企业经营者持大股；提倡技术、管理要素参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２０００年前后，绍兴地区９５％以上的企业改制已经结束，国有经济成分从原来国有、集体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全面退出，这部分企业全部改制为技术、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经营者持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较为彻底的改制，绍兴的企业产权清晰、归属明确，建立了现代企业运作模式。
民营企业成为绍兴的中坚力量后，如何进一步让民企做大做强，绍兴政府又引导民企走上了资本经营之路。由于绍兴企业自身具有较强的实力，产权制度改革比较彻底，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前瞻性地看到，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走资本经营、上市之路。为此，绍兴各县（市）都由财政拨款成立了上市办，由３５人组成，来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也就是说，对企业改制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碍，基本上都由政府出面，帮助它们解决，比如说为了鼓励民企上市，从２００１年起，杨汛桥镇政府就决定把镇集体的股份全盘撤出。此外，还积极为民营企业上市提供配套服务，如帮助他们选择券商等中介机构、组织民营企业家去香港、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考察等。
绍兴市上市办主任夏九英认为，虽然民营企业上市工作起步迟，但因为经济实力强，业绩状况好，产权明晰，经济基础扎实，现在已呈现出后发先至，在资本市场争先恐后、逐渐加速上市的态势。绍兴企业外向度高，开放型的经济使该市企业的市场运行规则比较符合国际惯例。由于境外上市过程较短，在浙江玻璃的示范效应下，民营企业选择在香港等海外市场上市已在绍兴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２００２年１２家在Ａ股市场上市的企业平均每股收益为０．１６元高于全国０．１４３元的平均水平而且没有一家亏损企业。面对业已取得的成绩，“绍兴师爷”雄心勃勃。仅绍兴县，有关人士表示：争取到２００５年，实现１０家以上企业上市的目标，构筑上市公司的“柯桥板块”。
（特约记者傅白水）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3节 发现宁波（1）
第三条道路：新宁波模式
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宁波的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南毗温州、北邻苏南。在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同时，利用计划单列和副省级的行政优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宁波模式”——混合经济发展之路。
未来，宁波应当专注于建立自己的城市经济体系。
2004年2月4日这天，宁波大企业的老总们要去宁波市人民大会堂。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宁波十二届人大、政协会议的代表、委员。在为“两会”谏言献策发挥政治影响的同时，他们领导的企业也在当地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力。
如同往年一样，民营经济发展是“两会”代表们热衷的话题。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着力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的工作重点。“这个环境是民资和外资共同的投资环境。”一位人大代表向记者分析说。
被当地学者定义为混合经济发展的“宁波模式”如今又站在新的起点上；这不仅仅是因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飞架南北和北仑港重量级货轮的风光出航，此外，当外资悄悄驶入这片民营经济的海洋时，新一轮的产权变革正在暗中酝酿。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其历程，以展望未来。
1．
“死企活人”的产权变革
太平鸟投资集团的常务副总裁车小方在下海之前是宁波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他说，“在展望宁波模式的未来之前，有必要回顾宁波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所走的独特路径。”
这其中有一条产权制度变迁的主线，“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浙江的其他城市相比，政府的‘无为而治’在宁波并不完全适用。”
从1979年6月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始，这座港口之城在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地位就逐步确立。1979年至1983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07％的速度递增。“乡镇企业的较早起步，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以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的前奏。”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巡视员储嘉康评价道。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宁波的乡镇企业开始转制。“这比苏南起码早了五年。”但由于当时的乡镇企业效益都很好，所以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不少老干部打报告到中央反对改制：“说白了其实就是全面私有化，让乡镇企业的领导把厂子买下来。”储嘉康回忆说，“当时转让的价格是很低的，但我记得曾经有个领导说，苹果再好不吃还是会烂掉。”
与此同时，宁波的个私经济也在迅猛跟进，“只是名声不如温州的响亮罢了”。摘掉“红帽子”的宁波乡镇企业成为宁波民营经济的主力部队。“与温州家庭作坊起步的个私经济相比，宁波民营经济因为乡镇企业的底子厚，发展质量上不可同日而语。”车小方说。尽管宁波民企的前身党政工团俱全，有一定制约，但还是形成了早期的企业管理基础，可以说比较规范，与温州民企的“丐帮”出身大相径庭。
从1996年开始，宁波城市中的大型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始转制。当时全国都在说“搞活”，宁波政府却提“死企活人”，即“不是搞活，而是先搞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作为抓大放小工作中的“放小”组组长车小方，当年受到很多人举报。“说我任由国有资产流失。”1996年体改委和财政局谈判，强调国有资产不流动就是流失，为此：“与其等死不如先搞死，这个搞死的意思是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造，完成职工身份的转换。”
而集体和国有企业资产转让所得全部用于职工下岗的补偿，财政方面分文不取，多余的钱留给企业。结果，“各个局变公司，局长变老板。一般竞争性行业全部民营化。”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宁波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安置容易得多。其原因：一方面是安置补偿费很高；另一方面，早在转制以前，很多职工都有第二职业。当年下岗职工“拿着手机、开着轿车”来领钱的比比皆是。“这得益于宁波当地民营经济的发达。下岗职工找舅舅叔叔的企业，再就业容易得很。”总之，转制的阻力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但改制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一帆风顺的。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透露，199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专门针对宁波发了文件，对改制表示质疑，有的县里很慌，改革推行受阻，“但当年县区一级分管企业的县（区）长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对上面的答复是“文件精神不容易理解，需要反复学习领会”，以此顶住压力继续进行集体大企业的产权转让。当经济指标节节攀升和国家相关政策出台以后，省里的态度才渐渐明朗。
1996年改革之初，宁波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20％左右，集体和国有占80％；到1999年时，这个比例换了个位置。“在宁波，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政府环境支持的结果，其中政策引导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从事民营经济研究的宁波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研究员鲁慧君对记者说。
2．“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混合兼容
来自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市2000年GDP贡献率达56％的工业经济中，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在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占17。2％，单纯的私营经济占17。4％，而各种产权相互融合的股份制经济和中外合资经济则占大头，为65。4％。
在车小方的记忆里，1999年宁波市委、市政府的19号文《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对宁波民营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混合经济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实质上这个文件对于政府改革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规定得很清楚。”文件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在浙江前所未有。当年甚至有一些国有企业叫苦不迭，说民企捡了大便宜，对公有制经济不平等。“市里领导对那些国企老总说，‘想公平也容易，你进行股份制改造啊，别不让民资外资进来。’”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好结果——扶持民企发展的决定让公有制企业加快了自身改制的步伐，向多元化靠拢。
目前宁波14家上市公司当中，只有海运集团和港务局下属的企业还算国企。“宁波所剩不多的国企中，除了电力、电信等要害部门，还未转制的企业也在悄悄进行多元化改造。”车小方说。
2003年由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曾在杭州、温州引起不小争议，其中宁波的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宁波的这种混合经济发展模式，符合十六大的文件精神，值得在全国推广。”宁波市计委研究员鲁慧君说。
储嘉康就此分析，“在多元投资主体构成的混合经济形成过程中，不但投资总量上大幅上升，推动了宁波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各种投资主体为实现其效益最大化，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不同领域里起着作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事业的进步。”
宁波在乡镇企业发展的高峰期果断转制，避免了苏南乡镇企业向“小国企”形式的回流；又在“温州模式”增长乏力的关口，进行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转型。“而嫁接外资，将成为宁波模式变迁之路的新起点。”
3．民资嫁接外资
在浙江民企普遍面临发展用地紧张、技术水平落后、人才匮乏的制约瓶颈时，宁波同样在所难免。而鄞州区招商引资的实践在寻求解决之道的同时，为当地民企的“二次创业”提供了借鉴。
2003年宁波市鄞州区的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浙江省的双料冠军。据该区对外招商局局长张时光介绍，“2004年的招商工作，将贯穿‘以民引外’的新思路。”
与苏南相比，宁波吸引外资的先发优势已经丧失。但独特的禀赋在于块状经济的分布使得部分产业的基础十分厚实。“利用已有相当积累的民营企业吸引外资前来收购兼并，就是以民引外。”张时光告诉记者，“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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