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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大雅宝旧事-第5部分

小说: 大雅宝旧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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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七章 先生们的趣事(1)

    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就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李可染先生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每天早晨他们都相约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天。他们那么谈得来,我跟在后面却完全不知所云,我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情。那时候,延安时代我爸的老朋友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一把手,哦,徐悲鸿老先生还是院长,但是江丰是书记。那会儿无论什么单位都是书记说了算。他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在上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那时左翼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京戏、中医等国粹,批评得相当尖刻,觉得新中国的文化,就要抛弃这些老朽的东西。江丰在美术方面更是如此激进,认为只有油画才能为新时代服务,中国的艺术也只有年画才勉强可以凑合服务一把。我爸爸那么喜欢刘凌沧先生临摹的《捣练图》,江丰就感到非常奇怪。那是一九五四年,我爸和李可染先生都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这也是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曾经打算干脆取消国画这个专科算了,后来决定把油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还有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这三个系在当时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已经足够了。    
    李可染先生为了让原来的国画教师跟上形势的需要,将来可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为了培养这样的普及美术干部,因此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教研组里进修。进修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画模特儿,画白描,练习勾勒的技巧。在这个组里进修的有叶浅予、李苦禅、王清芳、李可染、刘力上、田世光等教授。当时勾勒课的教学任务就是明确规定为将来画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你可以想象,画惯了山水的李可染先生,和一直画花鸟的李苦禅先生这会儿如何一起画模特儿。不过这和若干年以后让他们学习耍铁锹、挖渠、平地比较,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些的。我爸爸当时和李可染伯伯就是在议论这些问题,他们在苦思冥想如何走出中国画如今的困境,其实也是如何走出自己艺术的困境。    
    可染伯伯是齐白石晚年最看重的弟子,而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中年时期最得意的弟子。虽然,他们俩在艺术上的追求并不是同一个路子,可是对齐白石老先生艺术的尊重和恭敬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忧。我跟在他们后面闲散地晃悠,因为我那会儿已经放暑假了。他们却在热烈地交谈、探求。那时候,他们要苦苦挣扎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就要明白自己在如今社会的实际处境。    
    在当时作为美术学院领导江丰先生的眼里,国画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利用的了,大概除了线描还有些用处,其他一无是处。    
    爸爸和可染伯伯要争得自己从事的艺术形式的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江丰先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到了清末的四王,中国画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技法已经成熟到快要腐烂的程度了,已经毫无发展余地了,应该放弃,学习西画,那里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之前我爸的老朋友艾青,对中国画的改造说了一番话,那时候他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代表共产党发表指示性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意思,于是许多画家就按照指示去做。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三年之后,这位共和国第一诗人又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右派分子,先被送到北大荒,然后被送去了新疆。估计我爸和可染伯伯他们俩,就是每天这么走路,慢慢琢磨好了。于是,可染伯伯、我爸还有一位罗铭先生结伴到江南写生,用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师造化”:从大好山河里寻找中国画新意境,新技法,也是找到他们的艺术新路和新的艺术语言。爸爸作的《白塔》回来后他们三人在北海画舫斋举办了画展,据说当时很是轰动。但对我说来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仿膳的豌豆黄,还有豌豆黄上面那几片宝石红的山楂糕,那实在是好吃,到口自然化。好像就那时候,李可染伯伯征询我爸的意见,看他的外甥该走哪条路。你知道我爸是个民间艺术迷,就认为郑于鹤应当去做泥人张的徒弟,那才是正路子。当时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大惑不解,甚至隐约听说二姑都觉得我爸怎么不给他儿子找个更好的前程呢?在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的劝导之下,郑于鹤断然走上了这条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道路。以后的故事证明郑于鹤没有走错路,他学透了泥人张的绝活,和他舅舅一样没有拘泥于师傅的窠臼。摄影师镜头下的白塔寺(李玉祥提供)艺术的翅膀一旦硬了,就必须自己展翅自由翱翔。小宝他们家可以算是中院的北房,也可以算是后院的南房。他们的后窗户开在中院,门开在后院。小宝是老大,大名是李小可。如果说沙贝像是孙猴子,那小宝就是憨憨厚厚的沙和尚了。他浓眉大眼,虎头虎脑,五短身材结实有劲儿,难怪后来他一度成为“解放军叔叔”了。他妹妹叫李珠,后来黄叔叔搬来了以后叫她胖妹妹。那时候叫你一个“胖”字,透着亲切,透着喜爱,现在谁敢用“胖”来称呼一个女孩子,她准和你急!最小的是小弟,大名是李庚。人虽小,一肚子鬼聪明。他爸李可染先生就在这个房间画画,写字。同一张桌子也经常用来吃饭,在这张桌子底下,还有一个地窨子。据说,当年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这个地下室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现在成了可染伯伯的美术用品储藏室。    
    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必须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西城西什库后库,可染伯伯画室的灯似乎就没关过。他和黄叔叔都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耕耘,黄叔叔年轻,早上一定会入眠,但是可染伯伯却又早早地起来了。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就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他笔耕多年,一直咀嚼这句话,从来就没松过手。那时候,我们全院的关系,如此地融洽。还没有什么市面价值的观念,自己画的画稿,朋友来了如果喜欢就当时卷走。我们家里就堆着许多爸爸交换来的天南地北画家的画稿,以至一度堆到走廊里了。


第二部分第七章 先生们的趣事(2)

    我看见黄冑画的那张巨大的《风雪柴达木》,那会儿就挂在沙贝家的西墙上。那时候,黄冑刚刚出道,董希文先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黄冑还用整张的高丽纸给沙雷画了一张像,也一度挂在他们家的西墙上。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可染伯伯家讨一幅字,因为当时北京男五中的校长张夫先生举行婚礼。我妈妈觉得如果毫无表示,那是不礼貌的,送张好字就是书生人情。妈妈从《论语》中集句,我那时太小只记得上半截:“夫何人哉?堂堂之张也!”妈妈自己写了这些集句,要我拿去请可染伯伯给写一张正式的。妈妈说:他的字才站得住。    
    可染伯伯看了妈妈的字条,就说:你妈妈的句子选得很有意思,她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写呢?    
    爸爸和李可染先生(摄于八十年代)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说:妈妈说了,这个院子里您的字最有分量。    
    可染伯伯笑笑,当时就给我写了。我拿回来,妈妈看了半天说:送出去当礼物,可惜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妈妈是一大怪,她连婚礼都没去,称病要我代表她去。我当然兴致勃勃就去了,手里拿着可染伯伯的字,到人家婚礼上去爆撮了一顿。后院儿的西屋,也是李家的房子。可染伯伯的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那儿,我们都叫她李奶奶。后院的东屋原来住着一位留美回来的女士官称范先生,她是南方人,很重的上海口音,非常爱干净,衣着相当讲究,可以算这个院子里衣着最讲究的人。听说过去司徒雷登在北平当大使的时候,还请她吃过饭呢。有人说不对,是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杜鲁门总统的太太一起吃过饭。到底她是和哪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吃过饭,谁都搞不清。可是,她好像没有家,她家里就是她自己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回我们院儿里的这帮土匪——我说的土匪就是这群孩子,好像那个年头儿,土匪是个爱称,大人经常满脸笑容地叫我们土匪,于是我们也经常自称土匪——一块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玩。我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就想进去借书看,当然是想借小人书。我们四五个孩子,大概还有沙贝,沙雷,小宝,一起挤在图书馆的柜台前,和那里的馆员说想借小人书。这时候范先生出来了,哦,我们自己琢磨,看来她是这儿的馆长。好像还有一个德国人叫马安娜的,也在图书馆里,她的女儿是个混血姑娘,在美术学院的冰场上简直是一朵燃烧的玫瑰。一次在冰场上她和我自然擦肩而过,可我一下子摔了一个大马趴,其实我是怕撞到她,紧张地给她让路,可是她轻巧躲过,我却在冰面上来了个突发性匍匐前进。那时候我真没出息,见到美女腿肚子就打软儿。    
    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她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有什么胡说八道,这时候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她要我们回去把今天的会见禀报给家长。然而她满面笑容地说:你们有心来看看我,就是我的客人。走,我们一起去小卖部。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好事有吗?    
    她在小卖部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块蛋糕,我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平白无故就吃人家的东西。可是她执意要我们吃,我们一个个喘着气好不容易都吃完了。她满意地笑了,问:好吃吧?我们嘴里的蛋糕还没完全消失,就呜噜呜噜地说好吃好吃,谢谢范先生。心里想她真是个好人,那年头蛋糕是很金贵的东西,虽然上面的奶油都是蛋白做的代用品,但是对我们说来都好吃得终生难忘。后来她搬走了,搬家的时候这伙土匪都帮她拿东西,一起送她上了三轮车。我们都挥手喊道:范先生再见!常回来看看!我们会去看您的!她眼圈都红了,轻声地说: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那个年头儿,事情相当的没准儿。她不会是失信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就那样失踪了。她那一明一暗的套间就搬来了另一家,好像先搬来的是孙克一他们家,然后是程尚仁,最后才搬来这家常先生。对我们来说这家更有意思。当然,有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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