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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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个山头当时担任城关储蓄部主任的小严。他是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合同工，由于他的母校是下面公社一级的，所以尽管他平时竭诚向造反派靠拢，但总被一中出身的“响当当”们视为异己，“纳新”和提干也都没他的份儿，为此他常感委屈。那天，他第一个站出来“反戈一击”，第一个把他平时尊为革命导师的老A同志称为“黑主子”，并声泪俱下地检讨在这个“黑主子”的指挥下自己所做的错事，痛心疾首表态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大会结束，我们单位如滚锅一样，老A虽没参加大会，但他却是第一个知道大会情况的人，起码荡漾在县城上空高音喇叭中响起他的名字时他听得格外清晰。老A气得满院子疾走，边走边呸呸地吐着恶气，我们那个山头的一些职工也大骂小严不是东西，说他是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而一些头脑略微复杂些的同志则再不肯多说一句话，相互也很少交谈，大家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都在想，县委为什么要安排小严第一个发言呢？小严的发言为什么要定这么样的调子呢？莫不是我们这一派真的错了，真的与“四人帮”连在一起了？照这样推测，一直和我们对着干的那一派就是正确的了，可他们干的那些事又如何能以国家出了“四人帮”，如何因对立面是错的他们自然就正确了呢？
家事 第五部分
第二十章 多事之秋（1）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父亲又去郑州看病，因手中没钱困在了那里，往照东营业所打电话让我们给他送钱去。本来若将钱寄去起码会节约来往一趟的火车费及住宿费用，但考虑到既然母亲也同父亲一起去了，那病就不会很轻，而且父亲执拗，说让送去就是有送的必要，邮寄去怕要误事和惹他生气，于是蓝峰我俩就请了假带上女儿一同去了省城。
到郑州后发现，父亲的病其实并不是太重，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这次来，是跑他的冤案平反。
父亲跑平反的事从此向我们公开，这就等于说，我们这个本来就“无隔夜之粮”的家的经济，从此更加入不敷出。
原先，我们一直把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寄托在萍妹和秋弟下学以后，谁料想真到他们下了学，一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挣不到钱，二是好赖找到小工做自己能养活着自己了，又出来个父亲跑他的冤案平反。
父亲跑平反全靠他的案子冤和他的秉气壮，并不需要请客送礼，但父亲却需要不停地上下跑着找人。当年的当事人，有的上调到了省城（本省和外省），有的分散在省内地市，有的在县里。有仍当领导的，有受了造反派冲击在家赋闲的，也有犯了实质性错误也受了处分在农村当社员的，有的甚至已经死去，所以，父亲每月605元工资是很不耐他旅途花的。父亲没有明说，但我感到父亲对蓝峰我们抱的希望很大，父亲的长子大春父亲是指望不上了，我是长女，为父母分忧代父管家的责任对我来说是义不容辞的。一九七八年左右，我们两口子每月的工资合起来不足八十元，在我们身负旧债近五百元的情况下，每个月都还要拿回去工资的一半补贴家用。蓝峰我们两个，结婚以来几乎没有添置过衣服，蓝峰毕业时随身穿回来的一件蓝涤卡上衣，下摆处的衣边已破得垂着丝丝缕缕，夏天穿的两个背心，有一天一个同志不小心胳臂肘碰了一下，竟碰出了一尺多长的口子。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节俭，吃不起肉但为了补充营养和改善生活，蓝峰经常到集市上去买回一架羊骨头，用锅炖后耐心地用手将骨头上粘贴的薄薄的一层肉揭下来，然后放上作料将这些碎肉爆炒了放在钵子里，每天挖出了一勺做卤吃，炖出的骨头汤也能喝一星期。说到这里我想起以后的几十年中，很多熟悉我和蓝峰脾气的同学、同志看到我们两个相处得很好，很少像他们一样吵嘴或打架，就问，依你们两人的脾气，怎么能相处得如此和谐就不见你们打架和吵嘴呢？许多原来不认识我们的邻居见我们经常如影随形、相敬如宾时就好奇地通过熟人打听，说这两口子怎么相处得这么好呢？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是为什么，是那些年苦难的日子使我们的心性得到了反复的磨合与淬炼，共度危难时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品质和性格有了深切的了解，所以在以后的年月里，当对方有了惹自己不如意的地方时，我们就能够以特有的胸怀对他（她）理解、谅解和宽恕。想想看嘛，一个在单位里有人说骄傲得眼睛长到天上去的“女秀才”和“干部苗子”，到丈夫家做新娘时，竟然睡的是一张光席！恋爱的三四年中，丈夫和丈夫家没有给过一针一线一分一毛钱的支援和帮助，反过来自己还要从牙缝里挤出些钱来补贴丈夫，这证明一个女孩子对其爱得何等的深沉和具备何等宽阔的心胸？我们成家以后情况反了过来，蓝峰他家虽在农村父母兄妹全是农民，但对初成家的他却没有过多的奢望，基本可以说，没有张口向我们要过钱和拖累过我们，而我们家，则可以说是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尤其使我过意不去的是我们刚结婚不久，父亲在蓝峰面前说起他面临的经济困难，蓝峰明白父亲说这些的用意，便说他也很想帮父亲解燃眉之急，怎耐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伯你看，我们手中要说值钱的东西，就算这块表了，可是卖给谁呢？就是我舍得卖也找不到买主呀。蓝峰这样说是为了表示他的孝顺和慷慨，其实他是很舍不得卖他的手表的。七十年代，年轻人对手表的钟爱简直可以与现在对“大哥大”移动手机的钟爱相比，何况蓝峰带回来的那块上海牌手表，是他的两个带工资上学的要好同学合伙送他的纪念品，因为那两个同学入学时，是初中也没毕业的文化程度，经常向他这个六六届的老高中底子的学兄请教，他三年来对他们的真诚帮助使他们在毕业分手时，送给他这个不带工资、家境贫寒的学兄一块价值一百二十元而且市场上很紧俏的上海牌手表，以作友谊的纪念。蓝峰没有想到，得着他这句话，不出三天，就有一个父亲单位的干部找到蓝峰，说他愿意出原价买蓝峰这块已戴了几个月的手表。
第二十章 多事之秋（2）
没啥说，手表就这样易了主。蓝峰几日郁郁寡欢，我也为父亲的做法感到不好意思，但……蓝峰不高兴也就那么几天，后来情绪就恢复了，他这样对我说，也是，咱这样的家庭条件戴什么手表呢？咱伯几十年的老干部了不也没戴手表吗？尤其你也没手表，我作为男人戴什么表？我听了眼窝发酸，说实话，就女性的虚荣心而言，我内心也是希望自己有一块手表尤其希望男朋友送我一块表，当时的社会风气，城市青年特别是机关职工和工厂的青年工人，结婚时男方一般都是要给女方购置“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的，女孩子也把男朋友送块手表给自己视做男友对自己很爱而进行炫耀。蓝峰的手表很实在地让过我一次，他说你戴吧。我说不，这是你同学送的纪念品，自然你应经常戴着，再说是男表，我也不喜欢。直到一九八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经一个南京推销员的手，用三十元的价格给蓝峰买到了一块“紫荆山”手表，才偿还了我的因家穷父亲强卖其表对他的愧疚。为经济，我们也不是没有生过气，但生气过后，蓝峰和我都换位那么一想，就又和解了。譬如，在七八、七九两年间，父亲经常到照东镇我们的小家，因为照东有火车站，父亲若坐火车去地区、去省城的话必从这里起程。父亲每一次去我们家，都是为钱。父亲自尊，他从来不说要钱的话，他只是做出一些暗示让我们去猜，他会当着我们的面将他衣袋里的东西全翻出来整理，将那些一毛几分的零币翻来覆去地摆放在桌子上再仔细地收拢起来，我们若看不见他会不厌其烦地这样摆弄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们插嘴问：伯，你就剩这么几个钱啦？这怎么能出门？我们如果不问，他会寻机把他急着出门的必要反复向我们讲但就是迟迟不动身。父亲从不注意细节，说好听点他是一个心中只考虑大事的人，他到我们家，从来没像一般的外公一样给他的外孙女儿买点吃食更不用说玩具，他坐在我们家里，无论孩子怎样哭、闹，他都没想到去哄一哄抱一抱，甚至孩子哭闹了他还感到吵得他心焦还高声叫着“你们不会哄哄她别叫她哭吗？”加上我们的住处狭窄，父亲在我们这儿又是岳父泰山的身份，蓝峰手中再没钱也得到集市上去买豆腐去割肉让生活好一点，所以，他每次到我们家对我们都是个不小的负担，我们都希望他早点离开。他不离开我们就知道他是因没钱是起不动身，这时候，我们手中但凡有点钱，就赶快给他，若没有，就得慌着向同志们借。大家想啊，这么一个岳父这么一个穷家，哪一个做女婿的能喜欢呢？蓝峰自然也不例外，他不免偶尔流露出对父亲的嫌弃和不耐烦，这时候，我们俩就要吵嘴生气。 当以后我们的经济条件好时为什么凡有人张口向我们借钱我们总有求必应，一次我手中只有五十块钱有同志刚好张口欲借五十块，我竟全部掏给了他，就是因为我们曾有过总是向别人借钱的经历。那是多么难为情的事情呀，忐忑地走到人家面前，低声下气地问有钱吗借给我二十块我发工资就还你。人家若说有，那就谢天谢地，在人家掏钱自己接钱的当儿脸上一直带着谦卑的笑意，如果人家说没有，自己真是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了。好几次是晚上，走到人家门口，手举起来放下，放下再举起来，敲吧？听见屋里好像有不少人，心想等会儿吧，等人家客人走后再来！待过一会儿又去时，听听屋里很静，莫不是睡了？若睡了怎好意思为借钱把人家叫起来？还是走吧。
在那两年里，晚上在同事的家门口徘徊和不得不敲门去借钱的时候大概有七八次，有一回忘记是为什么与父亲生气，我说我们对家、对您的平反尽的心还少吗？你忘了有多少次你坐在我们屋里等着我们敲开同事家的门为你借路费？父亲说亏你说得出口，不就是每次给二十块钱吗？听了父亲说的话，我伤心得大哭了一场。二十块，是不多，可是父亲，你可知道，在你的女儿女婿身背债务，每月还得照例拿钱给母亲、弟妹买糊口的粮食，还要维持自己一家三口生活，在你突然莅临时，他们再送你二十元盘缠对他们的压力有多大吗？他们是有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双职工家庭，每个月都得张嘴都须伸手向学历、学识都远不如他们的同事们借钱，这对他们的自尊心有多么大的挫伤吗？幸亏，单位里有几个家庭条件较好的双职工，尤其幸运的是我们隔壁那个同志的丈夫，在劳力站工作，他负责向那些用小毛驴架子车搞搬运的工人收管理费，他随身带的黑人造革手提兜里，总有三五十块钱不等，只要每月在他结账前将钱还给他不误他缴款，他可以借钱让我们方便使用。他是我们经常的债主，但是，人是应该自觉和有脸面的，尽管每次张口人家都给，人家也是违反着工作纪律我们也是多么不好意思随便造次啊！在这段时间里，蓝峰由于工作的不称心和家庭经济负担的过重，总时不时发脾气，我也是一肚子邪火，但想想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自己家庭给他带来的影响，我便恶气变好气地原谅了他不与他计较。蓝峰与我们家做亲戚，他家乡那些朴实的农村人都以为他一个农民出身的孩子娶了一个国家干部家庭的女儿是沾光和高攀，岂不知这只是应了“官家姑娘好名声”一句俗言，我们这个干部家庭与一般的干部家庭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家是名不副实的，蓝峰与我结合非但没有沾光而且是受累了。
第二十一章 平反时节（1）
一九八○年，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大概，在上级决定对父亲的案子平反时，也是和他交换过意见，即也是交换过条件的，譬如说，自六三年以来每月降低的二十多元工资不再补发，等等。所以，当父亲兴奋地将平反的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说既然平反了少咱恁多年的工资也得给补出来！父亲恨恨地瞪她一眼说；你懂什么？你就知道钱！大家于是都知道了，父亲虽然平反但并没有给补钱。
父亲的冤案被平了反，但我家的经济状况并未因此而得到些许改善，为搬家父亲决定卖掉五年前我们用二百元钱买来的两间破草房。平反文件上写得分明，推翻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党籍及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是在西照银行行长兼党支部书记任上受处分的，理应还回到那个岗位上去，但组织上认为他回那个岗位已经不合适了，就决定在平反的同时调他回平阳市工作。能回平阳市去，不补钱也是天大的好事，大家都很知足，全都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母亲爱怜的目光一遍遍掠过已经二十三岁和二十一岁下学后整日在缫丝厂和建筑工地做小工的萍和秋，舒心地叹着气说：嗨！只要能把这俩冤孽办成非农业找到工作就啥都值了！
去平阳，父亲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只须一纸调令，户口、粮食关系随着就走了，麻烦的是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城镇蔬菜队的户粮关系比农业户口强不了多少，不转为正式非农业户口是不行的。父亲做了这方面的政策咨询，答复是他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以就地转为非农业，十八岁以上的子女就不能享受照顾了。具体到我家来说，大春本来就是非农业，我和夏也都在七九年合同工转正时解决了户口问题，我们的工作单位都在西照，不存在跟随父母进城问题，三妹小菊和四妹小梅年龄尚小，都属转非对象。年龄超限不能享受照顾转为非农业的是萍和秋，而恰恰他们两个才是亟待就业亟待解决非农业户粮关系的。父亲又逐级申诉，说他本来就是六一年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家属从平阳市下来的，老婆孩子本来就是城镇非农业户口，有关部门终于又网开一面，说只要你们到平阳市街道派出所能查出你们当年的户口底册，就承认你们的城市户口。这样大家才算基本放心，因为六一年萍妹和秋弟都已出生，只要派出所户口档案齐全和不
